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

我叫黄思帆，来自德国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是座著名的旅游城市，巴伐利亚州是德国和中国贸易往来最多的州。2004年5月初温家宝访问的欧洲时首站就是慕尼黑。在我们申办活动的过程中，警方和市政厅由于受到中领馆的压力，有关部门不批准我们在中领馆和温家宝下榻的旅馆前挂“法办江××”的横幅，并对活动的地点等進行了许多的限制。温家宝来访前，慕尼黑警方及市政厅有关人员和我们在一起协商了关于温家宝访问期间一些事宜，大家有机会向他们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对法轮功发起的残酷镇压，但他们依然不同意我们挂这个横幅。

当时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城市的大法弟子本来就不多，许多人都受到大小不同的干扰。两位常去旅游点给中国人讲真象的同修因某些原因不得不暂时离开慕尼黑，那一阵子我正被病业症状干扰的很厉害，说话喘不过气来，几乎发不出声音，学法和讲真象都受到很大影响，另一位同修也出现类似症状。当时不少周边的同修赶到慕尼黑，到各个警察局去讲真象。

刚开始听到不同意我们挂这个横幅的消息时，我想无论如何应该去争取一下，这是邪恶最害怕的横幅，我们一定要挂，更何况其它国家、德国其它城市都允许挂，为什么在慕尼黑就不行？我到市政厅找到有关人员，希望他们能批准我们的请求，可是他们当时没有商量余地的回绝了我，说如果我不同意他们的决定，他们就会将我们的申请活动取消，态度十分强硬。尽管我不停的发正念，也不奏效，当时双方都很尴尬。我当时的念不太正，心想，不让挂横幅总比不让我们搞活动强，就答应了他们不挂那条横幅了。

回到家中，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总感到没给人讲清楚似的。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提到：“我告诉大家，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讲真象是救人的办法。人明白了真象之后，知道了这场迫害如此邪恶后，人当然知道怎么去做，在这之后你要求他给予的支持，对这件事情怎么做，就是他在选择未来。特别是那些在迫害中被蒙蔽的人，你不给他机会能行吗？你不告诉他真象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未来。”

于是我给柏林的同修挂了电话探讨了此事，同修的一句话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就象是被重锤敲了一样，她说：“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对他们的未来太不好了，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帮助帮助他们。”我惊讶的是自己怎么就没有为对方考虑呢。同修还提到，我们如果在原则的问题上退让，邪恶就会得寸進尺，在关键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她建议我再给市政厅有关人员打电话，然会再召开一个全德范围的电话会议。谁知我刚要给有关人员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倒是先打来了，又对我们的活动提出了一些限制，真应了那位同修的话。

在当晚电话会议上，来自本地区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同修给我们提了很多好的建议，讲清真象是大家提得最多的，很多人都谈到师父讲过遇到问题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我和一位西人弟子决定第二天再去市政厅，许多同修表示他们将在那一段时间内帮我们发正念。

第二天学完法后，我动身去了市政厅，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充满了低落的情绪：“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市政厅有关办事人员都去度假了，只留下一名秘书在，明天中领馆前的活动就要开始了，后天温家宝就要来了，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讲清真象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我沮丧的坐在市政厅大门口等那位西人弟子，情绪低落到了顶点，突然心里想起柏林同修的话，一种责任感在我心中慢慢升起，我得对他们的未来负责，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跟他们讲清真象，让他们了解我们，对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当我面对市政厅有关人员的上司和更高级的部门的负责人时，我的心里只有一念，要为他们好。

我们很顺利的找到了该找的部门负责人，一切都象是师父给安排好了，他们好像专门等着我们去讲真象一样。我们跟不同的负责人谈，我们告诉他们法轮功不是要跟中国政府作对，我们只是和平申诉，没有政治目地，我们对温家宝是持欢迎的态度，江氏集团对迫害法轮功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我们谈到了诉江案，并给他们看了全球各地大法弟子在中领使馆前举的“法办江泽民”横幅的照片。江氏集团为了镇压法轮功不惜消耗大量的国家财产，对法轮功实行种类灭绝罪，如果再继续镇压下去，国家的经济就会被拖垮，对中德贸易也不利。他们听得都十分认真，有位负责人对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了解甚少，他们看了酷刑的图片后都感到震惊，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还特别强调我们很理解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所受到的压力，但希望他们还是能给我们道义上的支持，能让我们在民主国家说出中国法轮功学员不能公开说出的心里话。我们还向他们介绍了前几天德国联邦刑警局正式承认其在2002年4月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德国时对同时下榻在柏林阿德隆酒店的法轮功学员的限制性处理行为违法，双方在柏林州行政法院正式达成和解协议等情况。

在讲真象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个人在发正念，我心里也在跟对方明白的一面讲，千万要摆放好位置，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其间我曾两次都感到热泪盈眶，从表面上看，我的泪是为国内弟子流的，实际上我是为我面对的生命、为德国民族在流泪。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思路清晰，呼吸正常，也少有咳嗽，谁能想象得到我头一天讲话还很困难呢。后来，他们总是问我们，他们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见到的最后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他很想再和我们聊下去，可是他必须得去处理一些事情，否则办事人员就下班了。我们告辞后，在市政厅外，一起发了一次正念，稍微总结了一下今天哪里讲得好，哪里还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改進，并达成一致，不论结果如何，真象都要讲下去。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没过五分钟，我接到了市政厅有关部门秘书的电话，她愉快的告诉我，我们可以挂我们想挂的横幅了，她的态度和昨天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看来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放下电话，我在路边坐下，泪如雨下，心里为大法的威力而震撼，为众生对大法的态度而高兴，为师父一再给众生机会而感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不断在我心中涌现“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天回家的路上，有很多不认识的路人在冲着我笑。

这件事对我们地区的学员鼓舞很大，那位西人学员就对我讲，他当时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批准了，没想到讲真象真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他也想起师父讲的难行能行的话。后来在集体学法时我谈了整个过程，在谈的过程中，我的思路慢慢的理清了，当我放下强烈的自我，不再执著我们必须挂横幅、我们的活动一定要搞好、我们的活动不能被邪恶干扰、我们慕尼黑为什么不能挂同样的横幅等等想法，而是真正出于善心为对方考虑，为对方好，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他们的决定要为这一方的众生负责、这是给他们的机会。当我们的思想转变过来时，一切似乎都顺过来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解法》中讲：“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象了。效果好坏，你不要看对方，是出自于你们的心。你让它好它就会好；你无意让它好或心里不稳，就不容易正过来。也就是说正念要足。我真的在救度你们，我真的是告诉你真象，效果就会好。”“在讲真象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是在救他的时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

最后引用师父的一句话来与同修共勉：“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 师徒恩》 ）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04年欧洲维也纳法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