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7.20以来，在江泽民的亲自导演下，一股邪恶的势力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一时间天昏地暗，黑白颠倒，法轮大法蒙受了不白之冤。平民百姓也感到莫名惊诧，作为一名受益非浅的大法弟子的我挺身而出，向世人、向政府讲清真象。

在九九年，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途经天津被阻截送回本地。时隔不久我又和其他人再次進京，天安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好多大法弟子在那里炼功、讲真象，公安警车到处乱窜，肆意追捕炼功人，我和几位同修被抓進了专门关押進京的法轮功弟子的驻京办事处。我们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進行了绝食，要求归返我们的大法书，要求还大法清白，为师尊恢复名誉，为此省公安厅要判我三年刑，不久我就被押回来关在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和同修们共同学法，向刑事犯讲清真象，并于师尊生日那天清晨，我们号房里全体同修在院子里炼了一套完整的动功，面对邪恶的叫嚣我们心不动，一直把功炼完，炼完功后邪恶就把我们几个全部上了脚镣，面对邪恶的迫害我们早饭就开始绝食……直到第四天早上，他们把我喊了出去，要我吃饭后放镣，我趁机向他讲清真象，并提出了三条要求：1.我们不是犯人，要准许我们炼功；2.不允许给我们按犯人的标准来定量干活；3.面对公安我们不蹲下、不背手。结果邪恶答应了后两条。第一条改为允许你们锻炼，我当时回答：反正是炼功，我不管你怎么咬文嚼字，结果我们几个人都给取下了镣铐（后来才知道还有一同修一直坚持了数天后才停止绝食）。紧接着女号房大调整，我们号房里关了七个，几乎都是二次去京的大法弟子。从那天开始，我们号房里的大法弟子公开的学法炼功了，邪恶之徒不断的给我们上铐，但没吓倒我们，反而心齐了，每天清晨大家集体在院子、屋里集体炼功，中午和晚上是共同学法背法，后来邪恶无可奈何索性也就不问了。

我们大法弟子不断的向刑事犯讲真象，使她们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原来犯人几乎天天打架骂人，后来几乎没有了。由于整个号房环境改变了，不少犯人也一同炼了起来。其中一犯人学了大法后，她哭着说：“我要早知道李老师就好了，也不会干这坑人事了（卖假币的主犯），我已判了四年，等我放出去后就找人炼，让女儿也炼，做了好人能找个好婆家。”后来没多久这个犯人无罪释放了。从那以后这个号长也变好了，以前她不干活，后来变得天天不停的干活。邪恶二次来收我们抄的经文书时，她及时通风报信并帮助我们把东西藏在干活的材料堆里，邪恶让她汇报，她也不讲（以前天天去汇报），以前我们每天定量干活，由于白天干不完，晚上夜里还要加班干，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觉，自从环境改变以后，每天干活不给定量了，晚上有充足的时间学法、切磋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背《洪吟》，正好那天市公安局还有其它市里领导来检查工作，一听这还了得，立即开了牢门叫号长和另一犯人拿鞋底掌我们的嘴，她俩人站着连动都不愿动，事后她俩人说，你们这些法轮功阿姨都是好人，我们不敢打，怕手痛。结果局领导又喊来了不少身强力壮的男犯人要拖我们出去打，我们共同大声背：“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洪吟》），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这时恶警亲自上来带来了铐子，把两个同修铐了起来，由于我们不配合邪恶，恶警也就束手无策，仅两个小时就放了铐子。我在進去的头一天面对公安审问时就不蹲下，不背手，并在审讯条上签了三条：1.我们不是犯人，要求放人；2.还大法清白，还师尊清白，我们不是×教；3.要求恢复炼功自由。

有一次夜里做了一个梦，一个声音说：要我去找一个×姓的同修，第二天和同修切磋。我悟到：不应该呆在这儿了。我要出去，让更多的人走出来。在这正念的带动下，结果没有几天就放我回家了，一个要判三年刑的，结果45天就回来了（回家后才知道家人为了救我，代我写了一份保证，并交了3000元押金）。

出来后我提出要上班，家人说：“你们领导讲，要上班就上电视表态，写份保证，每天要参加帮教并给200元生活费等等，我一听宁愿放弃眼前这一切的利益，也绝不会写什么保证的。在2002年期间，我先后三次去单位及区里讲真象，并提出象这样的不公正处理是根据中央什么文件执行的，要求看文件，至今这些人都拿不出一份文件来，单位主任要我上班，但要写份保证书，我仍然拒绝了（思想中有漏，当时没悟到），单位领导又把我丈夫喊了去，诱惑他：家里人代写一下，就上班并恢复她的原工资（千元以上的月工资）。丈夫回来跟我商量，我坚决不答应，我说：“以前没悟到，现在悟到了家人代写也是害你们的，我坚决不答应。”我丈夫是共产党员，科室主任，领导经常找他谈话，丈夫无奈，只好提出和我离婚，一分钱生活费也不给了，由于江氏集团的迫害，连累了多少家庭，连孩子出国签证也没有通过，也受到了株连。

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之一，我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比我遭受的迫害还残酷，有的甚至被摧残致死！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和同修们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