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九七年得法，在初期得法时有过一般的消业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大关，功也有炼，书也在看，但我不属于精进的那种，主要在家修炼。九九年大法在中国大陆遭迫害镇压后，我也没有立即走出来，因为一直自修，除了让我得法的一位同修朋友外，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学员，所以到镇压后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做。直到一年后，我消业一个星期，感冒、发烧、全身骨痛。消完业后，我开始在街上看到学员派传单，当时感到自己应该出来集体炼功、学法。我问炼功点的同修说，为什么要到中领馆、中联办等地方去请愿。当时觉得很焦急，每天在我的脑海里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如果我被酷刑折磨，我还会修吗？后来有一天，我在思考中，来了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这一生不能再修炼，生命就会没有意义；我可能很怕酷刑的折磨，但我是不会因此而放弃修炼。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思考。

虽然算是出来集体炼功，但没有参与正法的工作。很感谢一位同修，她鼓励我参与二○○○年“十．一”晚上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参与正法活动。当天下午，我看到不同的广告板，上面写有「关乎你一生的决定」、「你选择了没有？」等句子，像在敦促着我要走出来似的。当天活动完了以后，我赶回家，以为没有机会看烟花了，可是计程车在天桥上，因为交通情况停了下来，原来刚好是开始放烟花。我一边看着烟花，一边听到「隆隆」的炮火声。后来我才意识到司机已把车窗打开，他对我说，烟花没有炮火声不好看。我当时隐隐好象明白：大法弟子就如在艰苦的环境下绽放的鲜花，我想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吧。

两年多前，我参与了大法学员创办的媒体工作，当时我完全不懂中文打字，因为要做翻译的工作，需要及时打好文章上网，我问了同修哪种输入法最快学会，同修给了建议后，我叫我先生买了一台电脑，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学会了输入法，很快便可以在合理的速度下把文章打出来。

后来我开始参与记者工作。同修叫我去采访，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工作。，不太知道应该做什么，带着录音机、相机便去，连记者要交换卡片也不知道。记得在采访「阻街案」第一次聆讯时，我没有特别体会到什么，而在一年后，当「阻街案」进行上诉时，开庭第一天，有一种很真实的体会，就是常人的法庭不是审判弟子的地方，我们是由师父管，我们做得对与否，是师父说了算，审判过程只是一种讲清真象的形式，牵涉的众生会听到真象，审判结果是众生自己各自摆放位置的体现。

记得香港政府要开始为恶法二十三条做谘询，当时我悟到是冲着大法而来，应该大力报导，把邪恶曝光，但可是学员中看法不一，有些学员认为不要大力报导，避免给邪恶力量，有学员担心会不会牵涉政治。那时候感受到，其实不只要对常人讲清真象，而且弟子之间也要在法上交流，悟到的弟子要和还没有悟到的弟子交流，而沟通过程也是修炼。

大法弟子做媒体和常人是有分别的，我感到我们的报导，在另外空间是有力量的，有些受访者也说过，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的话特别多，特别敢言。例如在SARS发生的初期，去年二月份，得知广州有一种怪病，像肺病，有可能是鼠疫，传染得很快，我们当时没有掌握很多资料，但我们还是把这个短短的消息上了新闻网，第二天香港几家主要媒体都把广州出现传染病和人们抢着买白醋的消息放在头条。其实有关传染病的消息在这之前也曾经有媒体报导过，为什么我们上了消息的第二天，会成了常人报纸的头条，我想就是因为另外空间的因素。

做了媒体后，需要留意世界大事，渐渐发现世界大事的发生，都是围着大法而动。知道这一点让我对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感受更深。我们是超越个人修炼，比如说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害怕给予人民权利，包括选举的权利，如在去年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我就第一次去投票。当然对于谁当选，我是没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不参与政治。我投票就是参与了选举，就是在否定邪恶集团的操控，而不是参与政治。在常人的角度，我是尽了公民的责任，也算是维护了常人的理。

师父曾经《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谈到有关讲清真象时说过：「一说讲真象这个问题，很多学员在想：我们讲真象的目地就是要揭露邪恶，抑制住它，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能够叫全世界的人都看清它，使这些邪恶无处躲藏。这是你们要做的，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讲清真象的最主要目地是救度众生。」

对于师父的这段法，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记得去年初，有同修建议参与书展，一方面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认识我们的媒体，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书展中赚点经费。关于做书展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最后决定还是去申请摊位，结果被告知摊位都已经全被投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不用再处理同修之间的矛盾，所以也没有特意去追问主办书展的单位，是否有公正对待我们的申请。

去年八月份，书展开幕，我们去采访，发现场馆内摊位摆放得很宽松，后来才知道原因。SARS期间，有四十多个已经由国内书商申请了的展位因为SARS被放弃，按理大会应该通知我们补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去采访时，他们也显得特别的紧张。那时候心里就想要把他们的行为曝光。可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当初因为私，不想面对矛盾，没有主动去搞清楚是否有被不公正对待，而没有及时向世人讲清真象，结果让他们错过一次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到后来发现后，我们又想大力度报导，把他们的不对行为曝光，但觉得这样做真是很不慈，因为这种曝光失去了救度众生的意义。

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好大法的事就要学好法，我留意到在报导新闻时，越放下自我，新闻会越写得持平、中肯，分析事情也会比较清晰。我体会到做好学法、炼功，和没有做好的分别是：做好了，人是很清醒，对事对人都特别容易去理解，遇到矛盾和不同意见时，也比较快从当中走出来。

最近同修对我提意见，都是有关我在写文章上的不足。每一个关发生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抗拒的感觉，也认为对方不了解情况，但我的心情很快就平伏下来，也能看到对方提的意见也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可是第三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想起过去两天所过的关，虽然自己看到、也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执著，不想别人说自己的文章有问题，但心中却冒出了很大的怨气。那时候我知道学法，就会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去掉。于是我静下心来，拿起《转法轮》朗读了两讲多。学完法后，我觉得人很轻松，也感到好象有一个根本上的转变。从那时开始，我在跟同修讨论问题时，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没有耐性，对于别人提出和自己不相同的意见时，我也较比以前容易接纳。

以前常听到同修在心得体会中谈到如何有一个很大的性格转变，我觉得都好象没有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但现在我体会到了，人放下了执著原来是那么的轻松，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浪费心力，在不自觉中去维护自己的执著。

以上的经验也使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在做大法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调整我们的观念，在矛盾中我们会升华，渐渐的走出人来！

其实在做媒体的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很多矛盾，有时也很严重，我看到有同修，包括自己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冒出想离开不做的想法，但正在这些个时候我们才要坚持守着自己的工作，面对矛盾。师父说过矛盾不刺激到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们要珍惜所有修炼的机缘。

我觉得能够让我在很大的矛盾中走过来，是因为师父给我们的钥匙“向内找”。很多时候，我们在矛盾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方的问题，其实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对方的问题时，我们已经忘记了向内去找。我们都知道两个人过关，一定是双方面都有问题，不可能只有一方的错误，又或是觉得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其实执著就是执著，出现矛盾的地方，就要努力改善，在过程中修去。如果我们真正做到「真、善、忍」，是不会有扭劲的情况。修好了自己，矛盾一定会化开。

我现在时常提醒自己对同修要善，就是见到对方的不足，应该是尽量的的帮助对方，互相交流，而不是持对立或批评的态度。很多时候，我发现在尝试体谅同修的同时，我们会增大容量，也很快地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就像师父说的「佛光普照 ，礼义圆明 。共同精进，前程光明。」

（2004香港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