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前，我是一个身患多种重病的半瘫痪之人，严重的类风湿致使我四肢变形，手佝偻的象鸡爪子一样，就连吃饭都不能自理；由于鼻炎，每天起床都要从鼻腔排出大量脓血分泌物；加上胃病、妇科病、肾病、静脉炎等病的折磨，使我几乎整天躺在床上。丈夫是个中学教师，又主要教高中毕业班的课程，因此他工作很忙。每天回到家还要做饭、给我喂饭，并且还要照顾80岁的公公和上学的孩子，我不但什么也做不了，而且还因病给他带来精神负担，看到他每天疲惫不堪的样子我真不忍心长期拖累他，那时我感到真是生不如死啊。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喜得大法。手捧《转法轮》如饥似渴地读，一个月才读完一遍。可我的身体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头顶象突然摘掉了一顶重重的大帽子一样，头脑从未有过地清醒，全身开始轻松。我激动地喊：“我找到师父了。”

后来我找到炼功点，坚持每天集体炼功，开始，正常人十几分钟的路程，我要四五十分钟才能走到。脚迈不平，只能穿薄底鞋，硌到一个小石头上，就疼得直哆嗦，浑身出汗。没想到去炼功点一周时间脚就放平了，一个月以后竟恢复正常了，生活可以自理了，还能做一些家务了。全家人都惊叹我的变化，一个濒死的人神奇地站起来了，而我却一分钱也没花，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大法让我明白了真理。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心不变！

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在大法中深深受益，大法和师父却遭受不白之冤，于是我决心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中国人民：“法轮大法是正法！”

99年9月我和同修第一次踏上進京上访的路。刚到信访办就被公安便衣带進了公安局，堂堂信访办竟没有老百姓说话的权利。来自全国各地上访的大法弟子逐个都象犯人一样被审。审问我时五六个警察在场，一个女便衣问：“你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炼功人都是好人，我原来是患类风湿很重的病人，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然这个世界早就没有我了。”她却非常蛮横地说：“你早就该死！”我很吃惊，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大法让我活，而这个全国都信赖的代表着政府的国家工作人员她却让我死！问过了住址后，没多会儿当地公安局就来汽车把我们拉回当地公安局院内。已是近半夜12点了，天很冷，有位同修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站在院内，孩子冻得直哭，却无人过问。天亮前，他们把我们二十来人全部关進了第一看守所，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15天期满，提审只问还炼不炼，说炼就加期，罪名还是扰乱公共秩序。更可笑的是，我们拘留在同一处而加期却冠以不同的罪名，有的拘留单上竟写着“串联”，就这样几次加期，我在里面被非法关押了50多天。

记得第一次提审我是开发区分局的张守忠，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炼功祛病健身，他说有病上医院啊，练别的功也很好，我说法轮功教人做一个好人，是一部高德大法，通过修炼，我一分钱没花，全身的病不翼而飞。而去医院不花钱能给治病吗？问的他哑口无言。就让我回去了。

第二次提审让我写悔过书。我悔的是我以前做人的种种不好习惯和做人的信条是为私为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身心得到了净化，师父的高德大法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做人的目地是要修炼，返本归真，做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比好人还要好的人。直到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还没等我写完，他就不让写了。从此，一直到被关押50多天出来，他们也没有再提审我。

出来后，分局、派出所，不断地干扰，每天打电话问是否在家，一旦人不在家马上就到家来骚扰。在公安局、派出所的威胁、哄骗下，丈夫、女儿、女婿，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我炼功祛病的事实，限制我人身自由，不叫我修炼，不许我一人出门，我被剥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为了排除干扰，我只有选择了离家出走，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想到亲人也是无量众生的一员，也应尽力使其明白真象，不被邪恶利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于是我又回到了家。

2000年春天，全国人大召开前，邪恶势力害怕正的，受上级指使公安分局副局长把我们小区十几个同修骗到分局开个会，可我们一到分局就被集中关押在招待所，并由十几名警察看守着，与世隔绝。为了迫使我们放弃信仰，他们每天读诽谤大法的材料给我们听，有时几个恶徒大骂我们，并以劳教相威胁。硬的不行，有时就大姨、大爷的叫，说什么写个保证让他们好交差。开始我们不知所措，恶徒很嚣张，后来我们悟到要正念抵制，就背“论语”、炼功、讲真象，最后警察也不再管了。15天后，他们向我们勒索食宿费，每人400元，说交钱、写个保证就可以回家了，我们是被绑架来的，交什么食宿费？写什么保证呢？悟到后，绝大部分同修既没交钱也没写保证堂堂正正回家了。

到家一看，我的40多本大法书和师父的4幅挂像全都不见了，原来他们骗我去分局开会走不到一小时，分局就抄了我的家，不但抄走所有大法书，就连我新买的一个格本都抢走了。“我不能没有大法书！”他是我的生命，我当时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如坠入无底深渊，什么也抓不到一样的无助、痛不欲生！“我一定要回大法书！”我毅然到派出所要书。一姓武的民警说：“国民党就这么干，我们比国民党还厉害。”意思是你也没有办法。我又去分局要书，分局张守忠（指导员）说：“书是不能给你，这是政府不许炼法轮功。”我说：“炼法轮功教人做好人，道德高尚的人，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离不开他。”张说：“你要闹就把你送拘留所。”

我回到家分别给市委书记、市公安局、妇联、610办公室、公安分局各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没几天，公安分局强行把我绑架到第一看守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关押半个月。期满时家里人到拘留所要人，拘留所根本没接到放人通知。儿子又返回分局要人，分局张指导员声称要交1000元钱才能放人，儿子为了我的自由交了钱，这样我才回到家。

在这次关押期间，有一次我们监室的同修炼功时，被恶警发现，使劲猛打窗户，我们也没停下，继续炼功。管教拿着几个手铐進屋就朝我问：“是你带头炼功的吧？你没来怎么不炼啊？”我非常平和坦然的说：“是的。”可是说完了，他们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2001年夏天，恶首江泽民来避暑，恶警又对法轮功严加防范，把我们小区所有炼法轮功的人都找到派出所，有个近70岁的老大妈不来，几个人把老人从家里抬到派出所，连鞋都没穿上。他们添上拘留证让我们签名，我们谁都没签，恶警说：“签不签都一样，照样拘留。”進看守所后才知道，全市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被抓進来的，因人太多，我们被分别关押在全市各个看守所和外县，外县看守所也关满了，他们就急着将好多人判了劳教。全部安排完了，便开始对我们進一步迫害。

一進拘留所就将每人的衣服脱光检查，第二看守所一个姓周的女恶警将我们带的大法书都搜走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绝食要书，要求释放我们，在我们的正义呼声下，有个女管教说：“人家在家什么也没干给关在这真没道理，老江度假关人家什么事？”在绝食第三天，他们把我家人找来劝我写保证书就回家，家里来了四五口人统一口径，要我写保证好回家，不要绝食。我对家人解释：“我做好人还有错吗？我没做坏事保证什么？他们欺骗你们逼我写保证，实质是不让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绝不能听他们的，你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什么也不能答应他们。”他们还利用我小外孙子（9岁）劝我，孩子说：“姥姥你快写保证吧，写了就能回家了，你就写吧，咱们一起回家，好吗？”我对外孙说：“他们搞的这一套你可千万别上当，他们不让我修炼，你说我能不修吗？”孩子明白，因我经常给他讲大法的法理，给他念《转法轮》，讲一些修炼故事等。在他四岁时我问过他：“你是大法弟子吗？”他毫不思索地说：“我是大法弟子，现在是，等我长大还是，老了还是，等我死了还是师父的弟子。”当时我好惊讶。直到现在，一有空我就给他念一段《转法轮》，有时他帮我整理真象材料，并和我一同出去散发，做起这些事非常认真。所以孩子一听我说的有道理，他就不劝我了，只是想把带来的好吃的东西留下给我吃。我们当时绝食怎么能吃呢？他很快就理解了。等家人走了，我找管教谈话，告诉她我们没做任何坏事，而是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我们自己，时时处处都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对社会、对家庭、对单位、对邻居都有好处，为什么强迫我们到这里来，这样对待我们正常吗？这个管教在以后的日子就不太管我们了，很少见到她。

绝食的第四天就开始插管灌食，是从鼻子把管插到胃里，我被强制灌完后，回到监室里只觉得胃里象火烧一样难受。绝食的人都带着这种管子回监室，我难受得坐卧不安，就背《洪吟》、“论语”等，背一会儿就躺下休息一会儿。我感觉插管后口水很多，有一股说不清的什么味道，持续咽了三、四个小时，到别人灌食时却没叫我，当我到厕所吐痰时发现吐出的全是鲜血！原来我喝了三、四个小时自己的血！我将管拽出来，胃里的那一段管已被血泡成黑色。又吐了一阵子血，才算止住了。这时我才明白，恶警明知道给我插管已经造成了胃出血，却故意让我痛苦难忍，他们惨无人道的拿人命换取他们的转化成绩和奖金！

后来他们就开始给我输液，在绝食23天时，我已无力说话，只能勉强站起来，当去洗手间下台阶时摔倒了，同修们要扶我起来，我制止了，我觉得躺一会儿很舒服。同室的犯人大叫起来，这时警医、管教、所长都来了，一检查心脏、血压、体温都不正常了。忙活了一阵没动静了，当时是下午三、四点钟，因他们做见不得人的事怕老百姓知道（这个看守所在市中心），到晚上九点左右才把我送到公安医院。

一位警察背着我从监室走到大门外，在这段路上我听到“咔吧”一声，左肋骨塌下去了，我想叫他停下，可是已没有说话的力气。到医院输液不到10分钟，我就能发出声音了，市公安局长、分局的来了不少人研究怎么处理我，一会儿来一人问我：“你吃不吃饭？”我说：“当然吃啊，我吃我家的饭，为什么到拘留所吃犯人的饭呢？我不是犯人，我没犯法，我在家让你们骗来的，你们纯属知法犯法，应该马上放人！”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们见我死不了还能说话，怕担责任，就偷偷地全撤走了，这样我堂堂正正地回家了。

回家我用手把左侧肋骨摁下去，放开手又缓缓恢复，反复三次都如此，但一点也不疼，过几天往下再摁时就不动了，完全恢复了。

2002年春节前，我和同修李大姐又一次進京证实法。我带上自己写好的“法正乾坤”白底红字的横幅，大清早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被厚厚的一层白雪覆盖，人也稀少，我俩决定等一会儿。大约在九点多，人稍多了点，我们每人各拽着横幅的一头打出了“法正乾坤”四个醒目的大字，并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世人啊！快清醒吧，不要被假象所蒙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闻声几个警察飞奔过来，把我们推到在那早已等候的警车上，车上已经有几个大法弟子，恶警们不断地寻找和忙乎着往车上拽、推着大法弟子，走不远恶警又拦住两位正在走路的大法弟子，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没等回答就连推带搡地弄上车。在车上恶警对两个年轻的大法弟子拳打脚踢，恶狠狠地骂着脏话，直到公安局。

恶警们审问我们的姓名、地址，谁也没说，60几个人又被关押在一个大铁笼子里，一位60几岁的大法弟子被铐在铁栏杆外，整个铐成“大”字形，我提议高喊“放了他！”60多人同时喊了起来，连喊了几分钟，恶警受不了镇邪的呼声，终于把老人拖走，我们一看没放开他，继续高喊：“放开他！”恶警说让他到另外一处休息一下，可是不一会儿，老汉跑过来抱住铁栏杆不放，恶警拉不动他。原来这群没有人性的恶棍，又将老汉铐在另一屋的暖气管子上，他自己脱开手铐跑了出来。于是，我们又高喊：“放开他！……”在大家的强烈抗议下，他们将老汉和我们关在了一起。我们共同背诵师尊的经文和《洪吟》，气氛非常好。有一个小恶警朝我们说：“我恶吗？”我对他说：“你还对号来了，快别恶了。”他急忙躲到屋里去了。这个场制约着邪恶，他们谁也不出来说什么了。

见不得人的恶警，等到天一黑用两辆大客车把我们全部送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平谷看守所進行迫害。每个大法弟子由一个警察审问，不说姓名、住址就大打出手。他们将李大姐两手背后铐上，还要用绳子吊在二层床上，一会儿提一下绳子，还要连连打嘴巴。每个同修都要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逼供、打骂。

我被一警察带到一间台球室，他发现我脸色不好，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他问我是否有心脏病，我说有。他拿出记录本想记下我说的话，问：“你四十几了？”我当时笑了笑，说：“我都六十几了，看起来我们修炼法轮功就是不一般吧，修炼人心态好，人也不显老。”我把他也说笑了。审了三、四个小时，软硬兼施，可他没得到一点线索，没抓到我半点漏洞。他说都12点了，1点了，2点了，明天我还要上班，家里还等着我回去办事，如果你说了让当地的人把你接去就没事了，我告诉他我不能说出地址是因为要牵扯象你一样的人，他们要受到牵连，饭碗都保不住了，我自己的事怎么能连累别人呢。他诱骗我说出家里的电话，让家里人接我回去，我一直坚持正念。怎么逼迫我都不说，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就把我们都关起来了。

我住的监室有13个同修，她们来自全国各地，每个人都饱受摧残，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有的脸被打得变了形、嘴歪了、眼睛成了一条缝；有的腿一瘸一拐的行走很困难。大家开始绝食，每天坚持炼功、学法，我们用牙膏在墙上写上我们的心里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等等。三面墙上写满了。没有人再提审我们，到第四天，把我们全放了。

没到家就接到了32封准备邮往外地的真象材料，已贴好邮票，就等邮出去了。没料到被女儿发现，丈夫知道如临大敌，发疯似地逼我说出哪来的。我告诉他们这些信是救人命的，有多少人等着这些信救度他们，你们可不要做得太过分了……第二天，他们把这些信交给了分局，分局以为得到了重要线索，市局、分局共来了十几人把我从家拖到分局，审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分局朱科长（朱卫国）破口大骂，市局两个恶警审来审去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最后就要将我拘留了，我又出现心脏病症状，同时我加强正念抵制他们对我的迫害，我的正念之场使他们呆不下去了，把我一人留在办公室里，他们走了。最终决定让家人把我接回家，还狡辩说不是因为我有病不拘留我，而是我丈夫态度好、能帮助政府做我的工作等。其实这都不是，是我的正念制止了邪恶，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邪恶的烂鬼在正法神的面前什么也不是，只能草草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