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中旬，我喜得大法，学法炼功一个星期病状神奇般的消失，对于一个长期病魔缠身的人来说，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恩师的感激。我知道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明白生命的珍贵和存在的意义。正在这时，99年7.20电视等谎言宣传，真象当头一棒，整整一个月我才冷静下来，重新对照电视审查自己的思想，重新拿起《转法轮》与其对照，最后落到自己身心的变化上，事实证明法轮功是好的，强身健体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我知道了我师父是被冤枉的，做为一个明白真象有良知的人，在师父与大法遭到诬陷时能不站出来讲真话吗？我在向人们讲法轮功真象时，于2000年11月24号被江苏省苏州市友联派出所绑架，送苏州第一看守所，以下是长达一年半在看守所的被迫害经过：

我被送進江苏省苏州市第一看守所502监室（重刑犯监室），房间很小，监室窗很高，把我们炼法轮功和刑事犯关在一起（有杀人犯、卖淫女、吸毒犯、经济犯、盗窃犯等），夏天人多的时候，关了20多人，空气沉闷，给我精神造成的压力无法用语言表达，挨着我睡觉的是一个患有严重梅毒性病的女犯人。

第一个星期提审我时问为什么要发传单，我善意对它们讲“我是在说真话，法轮功是好的，请政府从正面了解法轮功，还我师父清白，并给我师父恢复名誉，释放所有的被无辜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给我们一个和平的、合法的炼功环境。”一个月后，它们就给我下了逮捕证，就这样它们把我视为顽固分子，开始了长期的关押迫害。

关押中，给我上杀人犯的重刑、脚镣等，强迫我吃激素，5、6个狱医、狱警、刑事犯把我按在地上强行注射不知名的针剂，使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身体衰弱，出现大小便失禁，行走困难。恶警不让我和其他人说话，女管教尤红梅，多次用恶毒的语言侮辱我，并给我念乱七八糟的东西，想搞乱我的思想，说我马上就不行了要走火入魔等等鬼话，诬蔑师父和大法。不久它两次遭到恶报，一次是出车祸导致不能行走，一次是保温杯爆炸手受重伤，它还问我是不是报应，这是我亲眼所见。

迫害中，我被强迫长期坐板床，一天长达13个小时，严管时，一个月不让下地行走。2001年4月中旬时，我感觉行走困难，到8月时更加困难，腿和胳膊肌肉出现萎缩，眼睛看不清东西，耳朵听不清声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从此我不能行走和站立。

2001年10月中旬，江苏省苏州市虎丘法院开庭，它们没有通知我的家人，而其他人都通知了，我已瘫痪，是被两人架上法庭的，非法判我八年。法院通知可以办保外就医，实质上是在走形式。

2001年11月前后，我自己出钱在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做了核磁共振，它们不告诉我和家属检查结果。看守所管教尤红梅突然通知我，上山（南通女子监狱）服刑，还扬言我是没病装的。

2001年底，看守所把我和其她两名大法弟子送到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服刑，这时我已经完全不能生活自理，被退回看守所因我的血压很高。所内怕出现问题而承担责任，不停地让我吃降压药，我的脉搏每分钟跳125次，持续一年之久，让我吃激素，我被折磨得不象人样。在我身体最差的时候，它们怕我出问题，给我戴上腿镣，一戴就是20天。后来，脚镣神奇般的自行脱落，它们还向犯人调查了很久，最后不了了之。

事隔一个月，它们第二次送我到南通女子监狱，再次被退回，看守所也知道我有生命危险，它们怕担责任，往出推我，可苏州市610办公室死不放人，又第二次做了核磁共振，同样它们没有把结果告诉我及家人，并且从此严密的封锁了我的一切消息。过年时连一张明信片都不让寄出去，再三调查我写的东西，一天天的拖延着时间，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的一切情况。

直到2002年4月，我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这时管教告诉犯人说：赵素琴一有事，马上报告。24小时的叫犯人摸我的脉，这时它们才通知家人接我出去，以推卸责任。

我回家后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突然一天发生异常状态，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全身是黑的，危在旦夕。我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个星期，是师父再一次救了我，只有我心里明白。以后找到专家医生说，这种情况能活下来，是医学上的奇迹，按医学讲，只有往下发展，直到缺氧窒息，不可能恢复，并且问我用的是什么药，其实我什么药都没用，在这过程中，我只有一个信念：我不能死，我要修炼，我念着“师父……”

在关押期间它们不许我练功，给我上杀人犯的重刑。刑具非常残忍，24小时不能动。四肢被固定，上身在腰间缠一条12公分宽，厚约1公分的硬皮带，把两只手在腰间一边一只用铁铐固定在腰带上，不能做任何事情。下边两脚被用铁铐死死铐住。铁环直径约16公分，还带很重一个铁块，用铁铐的铁链把两只脚连在一起，只有半步长固定在板床上。不能动一动，24小时坐在板床上，吃喝、大小便完全要犯人帮着。不能正常睡觉、翻身。一个星期后才给我松开。

2003年5月26日，我又一次被内蒙古锡盟太仆寺旗公安国保大队绑架。从江苏省苏州市回到内蒙古家乡。它们也没有放松对我的迫害。长期進行监视：这天我在我妹妹的服装店内看书，内蒙古保昌新华派出所恶警胡晓东突然闯入（这是第二次）要我交出手中的书。之后，他看后一个电话叫来了公安局国保大队赵宝明，曹毅等人，不出示任何证件，曹毅带头便在店内乱翻，并且强行绑架我到公安局。

审讯时，强迫我坐铁椅子（刑具的一种），我不配合，赵宝明气急败坏的强行与其他警察把我塞進了铁椅子：过程中我的脚心、胳膊、后背多处皮下淤血，当即在铁椅子中出现抽动，休克状态。它们赶紧送我到医院，不经检查6名公安把我摁在病床上往下脱衣服，准备注射药物（我隐约听到又是什么关于神经方面的药，说不能动一点，往脊髓注射的）。我便提高声音，强烈制止迫害。因病房内有许多住院的病人，我声明我是炼法轮功的，你们已经把我迫害成这个样子了，还想迫害，如果我有什么事，你们就是凶手，包括医生。这时医生一听犹豫了一下，转身就走了。它们只好把我抬回公安局。2天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我抗议它们对我的迫害，绝食绝水。到第四天看守所怕出人命，看市给我强行输液。把我（它们指使犯人动手）用一寸粗的绳子将我的两脚分开成大字与板床固定，又把两手一边一只向两边拉开向上死死固定，由于我不配合它们，不停大声喊、抗议强行输液，药水流到了外面。我整个胳膊上部变成了黑红色。我绝食到第6天，警察开车把我送回了家。我在母亲家两年来，被宝昌公安局长期监视、电话被非法监听，经常因为串线外面有事打不進电话。严重的干扰了家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