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淑兰，女，55岁，初中毕业，山西省大同市公共汽车公司职工（退休），现住大同市南文明里医卫街4排2号。

1996年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功，懂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的心理逐渐平衡了。身体的健康，思想的升华使我受益匪浅，于是想让更多的人得法。我每天早晨到儿童公园参加集体炼功，感觉非常好。1999年6月，炼功场周围出现了很多警察、便衣；7月份辅导炼功的站长被软禁起来；7月22日法轮功被迫害，炼功场开進5辆警车，接着我家被抄，警察拿走了我的炼功学法的资料。他们说上边有指示，随时可以抄法轮功的家，不用批证件。街道办事处让我填表，其中有对法轮功信不信的一格，我修炼受益当然写相信了，从此恶警对我的迫害更加紧了：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三天两头到我家骚扰，使我家庭无法正常生活，1999年10月29日，我给国家上访办写了一封上访信，到北京反映真实情况。上了火车没出大同就被乘警非法抓捕，交给当地公安，第二天被非法送到看守所拘留了97天，在那里我失去了自由，受着毫无人性的迫害：本来该8个人睡的铺，恶警让我们睡了24个人；同时安排犯人监视我们，不让炼功、不让随便说话，强制我们背监规，警察和我们说话时让我们蹲下，邪恶干警威胁我家人要判我三年劳教，家人送了三千元钱，写了不去北京的保证才把我释放，回家得知我儿子和我小弟弟知道我无故被抓，到京上访讲清真相、证实大法，也被拘留，我家经常受到街道派出所等有关单位的骚扰，不得安宁。

2000年10月，我再到北京上访反映情况，亲眼目睹了白色恐怖：便衣、恶警、军警不由分说乱抓乱打，我在路边和熟人说话中就被开来的警车抓走。因抓来的人太多没处放，我有机会跑出来。回家后，本地公安得知我到过北京也要抓我。无奈我带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于2000年12月到天安门广场打开，让不知道真相的人们清醒，却遭到了天安门恶警的毒打，抓着我的头发拉上车，上车又被恶警用警棍照头打了数棒，中午两点送我去劳教所，恶警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坚决不写，恶警就一直让我站到晚上12点，才把我和其他五个同修六个犯人锁進一间房里，一直锁了我们46天，从此我失去了人身自由，包括大小便都不让出去，一说话就遭到犯人的打骂。我知道恶警非法判了我两年劳教后又把我们分别转到戒毒队，2个吸毒犯看我们一个炼功人，不让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说话，强制让我们背23号令。我们不放弃信仰，每时每分都要受到更大的迫害，我们无奈進行了绝食抗议，恶警指使恶人骑在我们身上灌稀饭，晚上把两个单床并在一起，把法轮功学员放在中间，两边是吸毒犯人，昼夜监视，同时恶警骂我们师父和攻击大法让我们听，一位姓李的恶警还暗中教唆吸毒犯打我们。我们没有屈服，恶警又把我们调到直属队，这是新组建的，专门用来对付法轮功，在那里每天晚上最早在12点以后才让睡觉，谁不屈服就不让睡觉，还轮流给洗脑。我知道有的大法学员五天没睡一眼，而且眼一闭就挨打，就这样伤者日日增多。

目前我虽然期满释放，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还被监视，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常来我家让我写保证，不准我到北京到外地，不准功友来我家，也不让我去别人家，让我们可以赌博，但不可以炼功。江泽民用了株连九族和其他极其邪恶的招数，妄图消灭我们和所有善良的人们，这种邪恶的目地是永远不会达到的。我以我亲身的经历控告江泽民对我的迫害。

附：

内蒙古呼和浩特公安局塞罕分局恶警强行绑架大法弟子杨淑兰，不许家属探望。亲属多次打电话到该局国保大队询问杨淑兰去向，均遭拒绝。当问到：“为何乱抓好人？”对方不语。无奈之下，国外亲属只好寻求有正义感的新闻媒体，政府官员，善良民众道义上的帮助，谴责并揭露内蒙古呼和浩特公安局塞罕分局严重践踏人权的违法行为。当得知修炼“真、善、忍”的善良民众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善良的美国人民表示不可思议，几乎所有的人都说：“真、善、忍多好啊。”

杨淑兰亲属所在地一位美国参议员助理，对此事深表同情，希望杨淑兰亲属整理书面材料，他愿意与美国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联系，由国务院与中国外交部对话。并致信驻美中国大使杨洁篪，希望打开美中对话渠道。该助理坦率的说：参议员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受迫害一事，并多次呼吁中国能改善人权状况。当地一位美国众议员助理，已与美国国务院取得联系，希望美国国务院China Desk与中国外交部沟通尽快找到杨淑兰去向。

当地法轮功学员也曾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了江氏集团四年来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肉体上，精神上双重摧残与迫害。

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电话：011-86-471-5901256
呼和浩特市第二看守所电话：011-86-471-5972718
呼和浩特市第三看守所电话：011-86-471-5902552
内蒙看守所电话：011-86-471-6550427
内蒙军区看守所电话：011-86-471-65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