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对国家、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却被江邪恶一伙小人迫害，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99年10月，我和杜村乡的一位功友一起来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可还没走近国务院信访办，就被蜂拥而上的便衣塞進了警车，带回当地派出所。 在所里，恶警让我蹲着，问我话，我不配合他们，因为我觉得做好人没有错。那个做笔录的恶警就踢我，用本子扇我、恐吓我，而且派出所所长（王焕生）也使劲踢我，立即我的脸就肿起来了。接着，他们逼我照相，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后来，把我带到镇政府大楼，叫计生办的女职员搜身，把我贴身带的500元钱强行搜走。当时，我不配合他们，那个做笔录的恶警就打我，把我的衣领扯得吱吱响。最后 ，以莫须有的罪名“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我15天。拘留期满后，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当地镇政府直接把我送進了市收容所。

这个收容所是胶州市非法私设的一个黑窝，在阜安南坦村南面几间破旧的建筑工棚内，没有门牌，门很小，在外面根本看不出任何迹象。里面关了几十个大法弟子和两个普通上访人员。这里吃住条件恶劣，是典型的践踏人权的样板。上访权是法律赋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上访何罪之有？为啥不让公民说真话？无理关押了我二个月后，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镇政府工作人员周光荣逼迫我家交2000元才肯放我回家，家里人不交钱，他们就叫派出所人员开车把我家的摩托车强行拉走。家人被迫无奈交了现金 ，他们才让我回家，才把摩托车要回来。

2000年6月，我到一功友家里玩。约晚上十点，突然传来恶警哐哐的砸门声。如果不给开门，门就要被砸破。当时，恶警人很多，气焰嚣张，有的爬到墙上，有的吆喝，有的用手电筒在院子里来回照，匪气十足。开门后，他们一窝蜂地拥進屋，把住处翻了个底朝天。把我们塞進了警车，拉到阜安派出所，关進了大铁笼子。恶警们不给我们吃，也不让我 们喝，连上厕所都禁止。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强行拘留我们七天。期满后九龙镇政府竟然又邪恶地把我送到了胶州市精神病院折磨。

精神病医院共三层楼，每一层楼都关有大法弟子。一進去医生就强行给我药吃，这药很明显是毒药，因为服药后我头整天晕晕的，来月经时下一些黑紫色的血块。大法学员徐衍忠被迫害得目光呆滞，行动缓慢，思维迟钝，而且不自觉地流口水。如果不吃药医生就叫几个高大的精神病患者按着强制灌，我给医生们讲道理，他们竟毫无人性地说，没办法，这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下，我违心地写了“保证书”，才被放了出来。

2000年10月，为了進一步证实大法，洗刷写“保证书”的污点，我又走上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市政法委一隋姓人员认出，后又被带回当地派出所。当时，九龙镇从北京又带回了三位大法弟子，他们是白果树村的李启胜、王祥业（两人都60多岁），还有一个叫董小传，三十多岁。恶人也不给我们饭吃，而且把李启胜大爷铐在铁柱子上，老大爷站累了就坐在水泥地上。10月天夜里就很冷了，最后李大爷被迫害得不会走了。就是这样，一个叫曹尚义的恶徒继续行凶，他让我们蹲在院子里挨个打，60多岁的老人被他用手扇得脸通红，耳朵揪得老长，边打边骂，满嘴恶言恶语。王祥业老人还被高家艾泊村恶徒高传义用电针电击过。

后来我在师父的呵护下神奇地挣脱手铐走出了魔窟。再后来，我就听到了李启胜老人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现在我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听说当地镇政府恶人还经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骚扰，恐吓我的家人。

正告恶人，善恶必报，这样的实例在全国乃至我们本地都大量出现，这千百年来人们信奉的遗训难道仅仅是说教吗？这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正在搜集邪恶之徒的罪证，待时机成熟，将对所有参与迫害大法的坏人進行起诉，追究他们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