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赤城县赤城镇把去京上访在半路被截回的法轮功学员关到兴仁堡村，其中还有没去上访的兴仁堡两名学员，共十几人。赤城镇政法委书记邹静、书记魏强、还有法院的一个人等，他们不辩是非，在大法学员面前诬蔑大法，逼着学员写不炼功保证，不写就给学员放诬蔑大法与师父的电视录像。兴仁堡的两位大法学员因坚持不写，他们就把两位学员押到赤城镇，软硬兼施，派人轮番做学员的转化工作，夜里不让他（她）们睡觉。到半夜1点多又送到镇里一名去北京上访被抓回的学员。第二天书记魏强、镇长郭文奎等人来上班，问学员写不写保证？学员们说：“不写”。他们说：“不写就往大狱送”。学员说：“送大狱我们也不写”。他们看学员坚持不写，便强迫这三位学员去擦玻璃、扫大院。一夜没让他（她）们睡觉，早上又逼他（她）们干活到十点多。

99年7月25日左右，赤城镇在兴仁堡又办起了学习班（逼迫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转化班）。学习班的院墙和室内的墙上都贴着诬蔑大法的标语。邹静、魏强给学员们念诬蔑大法的文件，第二天半夜1点多，从北京又抓回一个年轻女法轮功学员。邹静和郭镇长半夜便把正在睡觉的学员都喊起来，还没等学员们穿好衣服，公安局的两个警察便押着戴手铐的学员闯進了宿舍，邹和郭说：“他们不写就和她一样的下场送监狱”。

在办班期间，张家口政法委书记等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录像机给学员录像，逼着学员们说不炼功、说大法不好。，邹静挨个给学员做转化工作；叫他（她）们写不炼功保证、让交出大法书、录音带、师父法像。邹静对兴仁堡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叫把大法书交出来。学员说：“我不交，比如你念书，老师把你教育成人，当人们说你的老师不好时，你就给老师一棒子，这样做对不对”？他说不对，学员又说：“你得尊重我的选择，我的书不给你”。

在学习班上，邹静还手指着在骆驼山摔下悬崖的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对全体学员说：“法轮功把你们逼得家破人亡，坐大狱的坐大狱，跌死的跌死，你们师父为什么不管？”本来两位学员去北京上访，是因公安局设卡截车不让去京上访，被迫只好乘夜晚绕山道走，因而掉下悬崖。如果没镇压她们会去上访吗？会掉下悬崖吗？这怎么能怨师父不管呢？而且大法学员進京上访是宪法赋予他（她）们的权利，不但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又把他（她）们抓進了监狱，这怎么又能怨法轮功呢？南大村法轮功学员李洪英被关在兴仁堡“学习班”，家里7岁的孩子发高烧没人照管，家人只好把孩子也送来。可是正赶上面有人来检查，叫学员们都去听课，孩子有病又不能跟妈妈在一起，自己站在外面哭，有人说李洪英孩子有病，叫她回家去照顾孩子吧，在此种情况下，邹静仍不放话。被关在兴仁堡“学习班”的学员还要交200元生活费，去北京上访的学员每人还得多交1000元罚款，非法剥夺上访权利又剥夺人身自由，还得本人交钱，这是哪家的理？

99年8月份，赤城镇又把大法学员叫到玉辉学校，就象对待犯人一样给每人照像，按指纹手印，又逼迫每人交60元照像钱。2001年元旦期间，大法学员王春梅去北京上访被抓后，赤城镇指使单位和村干部，把大法学员王维华、李洪英、孙富琴、周玉梅等人，有的被叫到赤城镇，后又送進了公安局，逐个审问：是不是串联想去北京？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问孙富琴：“去王维华家干啥去了”？孙富琴告诉他去串门，高说：“谁让你串门了”？

2002年春节前几天，赤城镇和派出所的人，在夜间11点左右闯進宪民村大法学员朱海莲家中，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三个人在到处搜查，他们搜到一本大法书和几张真象资料后，三个人便拿走了。一会儿又来了六、七个人，在家里又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搜着，然后把朱海莲和她的丈夫一起带到赤城镇。到镇里他们向对待犯人似的進行审问，连问带劝带威胁到半夜2点多才把她们放回家。

平时邹静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只要不去北京，我保证不抓你们”。但是在2001年5月份，赤城县在刁鄂办起了“转化班”，在县610的指使下，赤城镇把在家种地、上班哪也没去的李桂梅、王春梅、孙富琴三人抓走送到了“转化班”。

自99年7.20以来，赤城镇的邪恶之徒听从上面的指使，一直派人看管着所属镇管辖的法轮功学员，到所谓的敏感日更是如此，甚至一天到学员家骚扰好几次。宪民村大法学员李桂梅、朱海莲去地里干活，他们还要進到地里去。他们为了控制学员去北京上访，把学员们的身份证也要走了，有的学员认为：身份证是跟着人走的，是证明人身份的，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所以就没交给他们，他们把坚持真理、说真话的大法学员看作重点，对他（她）们更是严加看管。

2004年3月份“两会”召开时，县610召开关于法轮功会议：赤城镇接到指令，立即派人到大法学员家登记门牌号和电话号码。之后马上派人看管，除镇里派的人看管外，他们还指使村里顾人看管、蹲坑。

2004年3月4日，东关村法轮功学员王维华，被蹲坑的跟踪、绑架到公安局。在看守所里，王维华一直绝食抗议，他们拿大法弟子的生命当儿戏，在她绝食期间，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匆匆送進了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