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中国江氏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我不理解，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取缔呢？2000年2月，我写了一封上访信到北京去证实法轮大法好。没想到，我到了北京就被武警抓住送到分局，分局叫当地派出所把我接回来送進拘留所。蓬莱公安姓曲的人提审我，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小学文化。他一看信的内容就说：这不是你写的，小学文化写不出来，是谁教你的。我说谁也没教，就是我写的。他不相信，就打了我几耳光。他的手打痛了，就拿起我的左手打我的左脸，又拿起我的右手打我的右脸；后来，又用一尺多长、一寸半多宽的木板轮流打我的左右手；然后，用拳头往我胸口上打；另一个人又踢我几脚。我没有恨他们，我想他们还不明白真象才这样做。我说：那是我写的，不信你拿笔来我写给你们看看。他们拿笔和纸来我就写，一张信纸写了一半他们拿去看，又要我往下写，我又写了一会，他们看看说不用写了，把我送回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里炼功被武警看见，就推了我一个跟头，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炼功。他说谁叫你炼的，我说我自己要炼的，锻炼身体多好。“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威德》）我背了一段法，他抽起一条毛巾当鞭子就抽我。我说：你先别打，我功还没炼完呢。他气得把我的腿扒拉下来走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把功炼完了。在拘留所里，有的功友记不住法，我就把我记住的法写给她们看。有一次被一个姓聂的干警发现夺去了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58岁的功友张健荣学法时，被女干警发现，女干警骂骂咧咧夺去，用画报往她脸上打。半个月的拘留期到了，丈夫来交上235元钱带我回家。

6、7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乡派出所来我村通知，马上拉我们法轮功学员到乡里开会，学习学习就回来。晚上10点多钟开完会，还不让我们回家，把我们十多个人关在一所学校里。蚊子很多，同修们有的睡在小木凳上，有的趴在桌子上，我躺在水泥地上，睡不着时就打坐。第二天，乡派出所的人问我们还炼不炼，我们说炼，就把我和刘常美又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我和功友背法炼功，恶警决定给我加七天的拘留期，给另外我村的两位功友加5天。他们没有吓住我，我还是继续领大家学法炼功，恶警把我送進了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里和一个功友炼功，一个干警打了我一耳光，又打了唐会先一耳光。然后，给我们带上手铐，我们还能打坐。又给我戴上脚镣，我还能背法。他们又用宽胶带把我的嘴缠起来。功友一炼功，就把我们五六个人的胳膊铐起来，从递饭的门洞口里一块挂上。有的学员手腕勒出了血，一个功友叫吴美兰，被铐上后晕了过去，把屎拉在裤子里。

2000年冬天，我和同村的功友王益春又一次進京证实大法。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刚打开横幅，就被警察夺去。王益春高呼：“法轮大法好！”我说：“善良的人们，我们的师父说：‘人无德，天灾人祸。’”我又喊：“法轮常转！佛法无边！”我们又一次被抓進分局，分局叫当地派出所把我们接回来。有个干警打我俩耳光，扭耳朵，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因为你们工资开不出去，奖金也没了。”后来收了我们20元手续费，把我们送進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一炼功，恶人不是打我们耳光扭耳朵，就是戴手铐。有一次把我们四个人用手铐紧紧地铐一起，直不起腰来，蹲不下去。还有一次恶警让我蹲下要把我铐在床腿上。我刚蹲下，他一脚把我踢倒在墙上，我的脸撞了一个大包，连眼睛都发青。我跟他们说我要小便，他们不给开手铐，问我炼不炼了，我说炼，他们就不给开手铐。把我憋得双腿跪在地上一天，也没开手铐。晚上让我吃饭，我不吃开始绝食，四顿饭没吃才打开手铐。我在看守所里一个月，炼了28天功，带了28天的手铐。有一次干警放進一个男罪犯揪着我的头发打耳光，而后把我拌倒在地，在地上打我，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继续打，功友们把他拉开，说：她没犯罪，不准打。干警才叫男罪犯出去。还有一个功友叫申玉梅，在北京上访时，被两个武警轮流用皮鞋打她，打了半个小时，鼻子流了很多血，昏了过去，又用凉水把她泼回来了。

一个月的看守期到了，三个功友判劳教3年，一个功友判劳教2年。当时，劳教所没有床位，就在拘留所又住了一个月，才送劳教所。

一个月后我被关到劳教所。开始，队长不让新学员见别的学员，也不让接触，强迫我们放弃修炼。只要我们坚持修炼，就经常不让睡觉，直到写了悔过书、保证书才让睡觉。当时我去的时候，由于学法不深，受到一邪悟者的影响，放弃了修炼，甚至还影响了一些学员也不修炼了。

很多学员以前有各种各样的病，后来炼法轮功病都好了。转化后一些学员旧病复发，她们炼炼功，奇效又显出来了。我村魏景荣转化前5、6年没吃一粒药，身体非常好。转化后他喘不上气来，到医院治疗化了500多元钱，吃药、打针、输吊瓶，病还是不好。后来，在家里炼功，身体又恢复健康。

现在想来，我很对不起这些学员，对不起大法，更对不起师父。我向师父认罪，向大法认罪，向被我转化的修炼者认罪。我要再一次高呼：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