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人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后，妈妈的身体明显见好；爸爸多年的老旱烟也不吸了，酒也忌了，麻将也不玩了，多年的病魔--双下肢静脉曲张不治而愈。一家人精力充沛，有了矛盾都知道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在1999年4月24日，听说天津的大法弟子无辜被抓，很长时间也不放人，有的老太太牙齿都被打掉了。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我们炼功，祛病健身，也不违法，干嘛这样对待我们。听公安说是上面的命令（指北京），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人决定到北京信访办去上访。坐了一夜火车，早晨五点多钟来到了中南海信访办门口，看到门口有三、四十人在炼功，我们也就跟着炼了起来。不一会儿，来了几名警察，不让我们炼了，警察安排我们要排开站，是警察安排我们在中南海外站一圈的，路线是警察们定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真实情况，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那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看到朱镕基总理亲自出来，大家鼓掌欢迎，后来听说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说：不知道天津抓人这件事，正在和天津联系，让我们听消息。我们大家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都在看著书，静静的等待消息。孩子在我的腿上睡着了。我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过激的言行。到了晚上9点多钟，法轮功学员代表出来告诉大家说天津的大法弟子被放了，其它的大家回去听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收拾地上的垃圾，就连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都捡起来装進塑料袋放到了垃圾桶里。

第二天回到家里听到中央电视台广播说：国家并没有反对炼法轮功，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要上访。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自从那次上访后炼功点天天有便衣监视，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怕见光的，他们愿意看就看，想问什么我们都如实告诉他们。

突然有一天（1999年7月20日）辅导站的辅导员都被抓了起来。大家觉得今天抓了他们，说不定明天就该抓我们了，不让到北京去上访，我们就到市委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大家不约而同来到了市委，法轮功学员代表進去后回来说：让听广播。到了晚上广播也没响。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抓去的辅导员都被放了。

7月22日早晨去炼功，说是上面不让炼了。我们一家人想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了，那就逐级上访吧。我们一家人决定自费打车去沈阳上访，到了沈阳一打听，才知道早上先到的功友都被抓到了体育场。我们决定回家后再去北京上访，可是中途出租车坏了，修了1个多小时，先回来的功友没有等到我们，骑自行车先走了，我们决定在家继续炼功等他们的消息。第三天先去北京的功友没到山海关就被劫了回来，说是一路上都是哨卡，过不去。大家在一起商量，决定几个自愿去北京的功友坐火车去北京。我们在家的功友继续学法，炼功，保持师父给我们大家留下的集体学法、炼功的原则。

1999年10月初，大家每天早晨相继去邮局门前（原炼功点地点）炼功，下午回到我家坚持学法。到了第五天，西郊派出所片警小王打来电话说：你们是不是在外面炼功？我反问他：“你说呢？”他说他都看到了。

第七天，一名功友打来电话说警察明天可能要抓人。第八天早上我们还和往常一样来到炼功点，刚开始炼，也不知从哪里开来三辆汽车，下来很多警察（太和区凌南派出所的）把大家都包围了，首先把我爱人连推带拽弄進一辆车里，然后又去抓其他功友。

这时我心里想：师父，我不和他们走，请您帮我。只这么一想，就听我母亲说话了，我们孩子还一个人在家睡觉呢，你们干什么，也太不尽人情了。一个警察说：谁是她母亲，回去取孩子。我说我是，我取完孩子就回来找你，即然来了，就没怕你。警察说：你上派出所吧（指凌南派出所）。 我母亲说儿子、媳妇被我锁在家中我也得回去。回家后我叫醒孩子对她说：爸爸、姥爷都被警察抓走了，我们俩一会也去派出所找他们。到了那，我用手敲打派出所窗户，看到一个警察正在提审我爱人，警察对我喊道：“敲什么敲，快滚！”我爱人说该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我一听感觉自己好像有什么事情没做完。就对妈妈说：咱们四周看看抓来那些功友都放在哪里了。我们往墙内一个高处一瞅，院子里站着很多功友，我爬上墙头，大家看到我都让我把钥匙送回家，给家哨个信。送完钥匙回来已经8点多了，到家后听弟妹说：“妈妈到家没吃完早饭也被西郊派出所警察带走了。”

我带孩子回家看到居委会大妈，我对她们说：“这回你们不用黑夜白天盯着我们了，人都被派出所抓走了”。一位大妈说：“我知道了，就是你，警察也打电话来说看到你回家告诉他们，把你也抓走，都打来二、三个电话了，我们都说没看见你”。

就这样，妈妈、爸爸、丈夫、还有其他一些功友，在凌南派出所让写保证，写完就放人，大家都不写。又被送到西郊派出所，大家还是不写。就这样都被送進锦州市拘留所，到了拘留所大家集体绝食，抗议这种非法关押。

我回到家，早晨没有去炼功的功友听到消息后也都来到我家，大家一致决定明天还要去炼。第二天早晨凌南派出所所长李宝纯把我们又抓進了凌南派出所。他当时问我怎么不上车，我说你没看到孩子没穿鞋子吗？他一看，孩子穿着拖鞋光着脚在地上站着，没吱声走了。孩子睡醒后看家中无人，就穿着拖鞋到炼功点找我。

第二天早晨我们几个功友打车来到市委，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一打听卖香烟的老大妈，她说：早晨来了一帮人，后来不知为什么就走了。大家问我進不進去，我说去。于是我和大家推开了市委大门。在门卫有一帮人像是官员，问我找谁，我说我要求见市委书记。他说什么事？我说法轮功的事。他说你归哪片管，我说我是太和区的，他说那你就去太和区政保科找王国祥科长。

到了政保科找到了王科长，是个老头，很邪恶。问我什么事，我对王科长说：“我的父母、丈夫昨天都被派出所抓走了。目前正在拘留所关押，他们正在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关押。”他说：“你听谁说他们绝食，别胡说。”我说我听放出来的人、还有拘留所旁边住的老太太，据她说，拘留所的大烟筒好几天没冒烟了。你老是人民的公仆，我希望你老本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调查一下此事。如果出现生命危险，我们家属是谁也不能让的。他听后没有吱声，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单位。他又说：政府不让你们炼，你们偏炼，都怎么怎么的了等等。这时和我一起来的一位老年功友说：“这位大哥，我不怕你生气，我就是炼法轮功身体炼好的。”他一听也没辄了。

我又说：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也仔细考虑过，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我也详细地看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我发现我们并没有违法呀！宪法不是规定信仰自由吗、人身自由吗？他无言以对，就推脱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调查调查。”

第三天，我和邻居功友家属一起到拘留所送衣服。由于拘留放不下那么多炼功人，他们用警车把功友们都分散到各县看守所去了。下午回到家中，西郊派出所姓吴的指导员和一个片警开车来到我家让我和他们一起到市拘留所接我妈，说她身体不太好，我对他们说：如果有生命危险，我可不要，去的时候好好的。他没吱声。

拘留所所长让我妈交完伙食费再走。我妈说：我来到这两天水都没喝一口，要什么伙食费。所长生气说：“快走快走，别来了。”

紧接着打听到我的丈夫、爸爸，还有其它功友都被劫持到义县看守所。我们几个家属打了两辆出租车去了义县看守所。到了义县看守所，我们要求见人，所长不同意，我说是不是人饿死了，才不让看的。他一听就火了，让我别乱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让看人。”他说：“不是他们地区的人，得问问里边锦州派来看着的人，让我们等著。”

不一会，从里边走出来一个人，我一看是太和区政保科的王科长，他一看到我就说不让见，转身就走。不一会，西郊派出所、凌南派出所把我爸，我丈夫和其他功友都无条件释放了。这时大家已经绝食绝水五天了。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大家都闯了出来。这就象师父在《我的一点感想》中所说的：“然而这上亿的人哪个没有家属子女，亲朋好友，这是一亿人的问题吗？那么反对的可能是更多的人。”大家都起来了，那是一股强大的正的力量，无坚不摧。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年复一年，开始了讲清真象，救度众生，揭露邪恶谎言的旅程。四年来我家只因修炼法轮大法被敲诈去人民币总计5万多元（2000年我爱人因在单位复印法轮功真象传单被单位恶人举报，送進看守所非法关押45天，他们扬言拿钱就放人，不拿钱就送劳教。结果敲诈去人民币3万元）。四年多来，我的丈夫、爸爸三進三出看守所，母亲二進拘留所，一進看守所。

第二次发生在2001年7月的一天，听说大北监狱被关押的李姐放回来后精神不好。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她在监狱受迫害的情况，刚到张姐家市公安局610头子李协江带领一伙人把大家包围了，有几个功友正念走出来。只有爸爸、张姐、还有李姐被公安局610送進了看守所。我妈和其它二位功友流离失所很长时间。我爸爸被抓敲诈了2千元后放回。张姐（张月霞）被非法教养三年，被劫持到马三家，因检查身体不合格后改保外就医，被市公安局610敲诈1万元放回家。李姐（李凌）被敲诈了五千元后市公安局才放回。李姐（李桂珍），王姐（王素清）被市公安局610敲诈5千元后才让回家。熊姐（熊素菊）被敲诈去人民币3000元），两天后就连没参加的功友贺国君也被从单位绑架到市公安局610办公室逼迫家人交3000元后才让回来。1999年10月太和区政法委非法办洗脑班，把我爱人抓去让交学费2千元（有收据为证），交派出所（西郊）押金1千元（已要回）。

2003年1月27日（阴历腊月二十七），也就是差两天过大年，凌南派出所恶警无故把我爱人从单位骗出带回家中，说是别人举报说我家有大法资料。当时我们一家人（父母、弟弟、弟妹、孩子、我和孩子、小姑子和她的孩子）在一起商量过年的事。突然有人敲门，我父亲马上把门打开（母亲正在洗澡）开门一看是一群恶警（据说是锦州市凌南派出所的），还有我爱人单位的一个领导。但是这群人我都不认识，因我丈夫新换的部门才几天，派出所也是新换的。

其中一个高个子，长脸，瘦瘦的恶警闯進屋里二话没说，大喊一声：“不许动，把前后门堵住！”我想这个恶警是从农村来的，因为市里住宅没有前后门，只有一个门。

恶警進到屋里看到什么抢什么，电脑、就连牙签、还有存折（内有人民币一元）都抢。

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就大声说：“你们是什么人，那来的？”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我问他们叫什么，他们也不敢吱声。我又说：你们是警察，是不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拿搜查证，凭什么收查我家？他们无言以对。我把高个子警察推出房间。他们说有话好说，一方面打电话叫刑警队的人。我侄儿被他们吓得哭喊不停，乱作一团。

最后这帮土匪警察把我父母、爱人，弟弟（不修炼）都带走了，它们让我穿衣服跟他们走，我就是不穿。它们没有办法，就把公安局610的人叫来。我坐在地上不说话，象是犯了心脏病，它们怕出人命就都走了。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人，大过年被非法送進拘留所，说是拘留15天，只有我和孩子两人在家。第三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凌南派出所的三个恶警又来到我家敲门，让我把门打开，我打开小门一看，是他们，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恶狠狠地说：快点把门打开，不开就让开锁大王来！我就是不开，然后把小门关上了。他们气急败坏，用脚踢了两下门坐车走了。

在不法人员非法关押我父母、爱人十三天后，又把我父母，爱人送進看守所。这是看守所通知我交行李钱我才知道的。我到高新区公安分局找到局长高崇宽，问他为什么把我的家人转移到看守所，他说：“案子还没调查清楚，拘留时间又要到了，换个地方。”我不知道这是哪家的法律，先抓人，后找证据，我父亲刚被抓到刑警队时，有个小警察往家打电话说队长说照顾我爸，让拿1千元就放人。第二天我弟弟把1千元钱送到刑警队。队长杨锦利说：“不行，钱太少。”　弟弟说这不是昨天夜里说好的吗？他说：“那是昨天的事，今天不行了，回家再张罗去。”

弟弟一听也太不像话了，回到家中又气又恨，就不理他们了，结果当天下午他们把我父亲送進拘留所。这次，我父母又被敲诈去三千元才因病放回来。

我爱人在看守所绝食绝水抗议这种非法关押。我打听到他在绝食，就到刑警队要人，刑警队一个叫李事正的副队长说人没事。我说我要见人，他拿出家属通知书让我签字，我说你们把我的家人从这里送到那里，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通知我。他说那是派出所抓的人，现在案子在我手里，你就签了吧。我说当时为什么没通知我？他说找不到我。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找。我说你现在还当找不到我吧。他气坏了说：不签字，你回去吧，就不理我了。

我又到看守所找所长，所长说要给我爱人灌食，我坚决反对。所长说：“那怎么办？好几天不吃饭要死人的！”我说那你就把人放了吧！他说：“人不是他抓的，他说了不算。”

我又找办案单位，他们一个推一个，就这样我爱人绝食将近一个月，被送到医院灌食。在医院灌食期间，他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加持下，离开了医院。从此我们一家三口人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在这四年的迫害中，我们一直在揭露邪恶，讲清真象，希望被江××谎言毒害了的中国人能够明白真象。我们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行动起来，共同努力，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对善良的迫害，让光明正义长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