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时候起，我似乎就和佛非常有缘。

妈妈说我小时候有一次，我才几个月大，就坐在床上双手合十，说了一声“阿弥陀佛”。妈妈想：我怎么生了个和尚儿啊，以后我注定要成孤人了。那时我还不会说话，甚至连妈妈都不会叫，我就会说“阿弥陀佛”了。

从小我就有一个快乐的三口之家（妈妈、婆婆和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哥哥叫张帅，我们俩玩得很好。不知从何时，他开始炼起了法轮功，也叫我炼，我只想着好玩，就也跟着炼，后来就成了大法小弟子了。妈妈和婆婆那时也开始炼起了法轮功。炼功之后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小时候还是“瘦猴子”，经炼功后却成了“小胖娃”了。

可是我们一家刚炼功没多久，江泽民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镇压，很多大法弟子遭到了严酷的迫害。我们一家可没有被吓倒，继续修炼法轮功，但是我们不能看着江泽民这样严酷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为了说真象，便和婆婆、妈妈一起到省政府反映我们炼功后的真实情况。

我们到了省政府，看见有很多功友在那里。我们排好队，站在省政府大门外的人行道上，结果没让我们说一句话，我只看见象电影一样的场面，全副武装的警察排着队跑步从四面八方赶来，警车也长鸣着警笛往这儿赶；各种警笛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支恐怖之歌。摄像机赶着抢镜头，拍照。全副武装的警察绷着面孔，来回穿梭。下午2点左右，一个警察拿着大喇叭喊：“你们都上车。”我们就上了车，把我们拉到了奥林匹克体育场，没想到的是把我们关到笼子里，我竟没想到原来是足球场地，现在却变成了“监狱”了。到了5点左右，又把我们转到阆中宾馆，开始搜身，没想到又把大法书给我们没收了，晚上又把我们转到新鸿路派出所，直到深夜十一点左右，才让我们回家……

在1999年10月1日上午，妈妈接了一个电话就出门了。可是我们等到晚上妈妈都还没有回家，我和婆婆都开始担心起来。我在家里等了一天又一天，可是就是没有听见妈妈的开门声。直到有一天，我从功友口中得知，妈妈被警察抓了。我不禁愣了一下……半个月以后，妈妈才回家，妈妈简直瘦了一大圈，做儿子的差点都不认识妈妈了。

后来江泽民一直在电视上，报纸上污蔑师父，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看不下去了。就给妈妈说要到北京上访。经过妈妈的三思考虑，妈妈终于同意我去了。我们在上北京的路上走了很多弯路，因为路上有很多警察拦路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说“是”就会被抓。你可能说：“说‘不是’就可以了嘛！”我们炼法轮功首先就要做到“真善忍”，不能说假话。我们先在青龙场坐车到绵阳，又在绵阳坐火车到郑州，再在郑州坐火车到石家庄，最后还是坐的出租车到北京。路上我们还有一段惊险经历，在郑州到石家庄的火车上，我们买了硬坐票，但是人太挤了，八岁的我又矮又小，妈妈也站不稳，连手撑的地方也没有，妈妈担心我会被踩死踩伤，没办法，妈妈只好出钱买了一个高价卧铺的票，睡到了较软的床上。查身份证时，结果和我们在一起的聂叔叔没有身份证（因为大法弟子聂叔叔被警察关在精神病院迫害，刚出来，所以没有身份证），这可把妈妈和聂叔叔吓坏了，担心聂叔叔被警察查出来会被抓，妈妈和聂叔叔干着急。幸好我们睡在列车员的车厢里，没有查这里。这下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转危为安。我们在到北京的路上，真是有惊无险啊！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就在北京的一个炼功点落脚。那里有很多从各地来的大法弟子，妈妈和聂叔叔就在里面和功友切磋，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当时是冬天的一个上午，下了很大的雪，我可被外面的大雪吸引住了，就在外面玩起雪来。玩雪的时候我还不小心踩到路边的水沟里，打湿了鞋子和裤角。妈妈就说：“你和聂叔叔先到天安门证实大法。”我问：“你呢？”妈妈说：“我要留下来接其他功友。”我犹豫地答应了。妈妈又问我：“儿子，妈妈如果被判了3至5年你怎么办？”我含着泪说：“我也坚持修炼大法”。吃饭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饭不香，话不语。吃过午饭，我便和聂叔叔一起去乘车，妈妈送我们。一路上，我们仍然心情沉重不说话。快到车站了，我渐渐放慢脚步，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希望和妈妈多呆一会儿。妈妈对我说：“儿子，你回去一定要听婆婆的话，好好读书。”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哽咽着回答说：“嗯。”我也问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呢？”“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哭了。天上下着雪，我们流着泪，8岁的我就这样生死离别似的和妈妈分开了，我的眼前已模糊不清。我上了车，车渐渐开走了，我把头伸出了窗外，依依不舍地看见妈妈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远去了……

我和聂叔叔乘车到了天安门，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中央。我们看周围没多少人，我们就在原地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抱轮）。刚炼还没到一分钟，我就听到了警笛声，我睁眼一看，看见了周围过路的行人看着我和聂叔叔炼功。一辆警车飞快地向我们俩开来，停在我们面前，从上面下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抓到了警车上。我看见车上有很多被抓的大法弟子。有一个警察问我：“你这么小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来护法！”警察说：“护法？”其他警察也开始嘲笑我，这时，问我的警察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马上就哭了。一个年轻的女功友把我拉到她的怀里安慰的说：“不哭，不哭，大法小弟子是不哭的，师父最喜欢小弟子了。”很快警察就把我们运到了一个大房子里，大房子正面的墙全是用铁栏杆做的，里面有一个用水泥做的和房子一样长的靠墙的床。上面坐了很多功友。我们在那里呆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警察又把我和聂叔叔送到了驻京办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十几张椅子和几张桌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睡，聂叔叔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盖在我身上。有一次我被吵声从梦中惊醒，原来是一个警察在骂聂叔叔，因为警察不准聂叔叔给我盖他的衣服，警察说着就打了聂叔叔一个耳光。等警察走后，我问聂叔叔刚才打的耳光痛不痛，他说：“我刚才脸被冻僵了，打起没感觉。”一个好心好意的人给一个小孩盖衣服，而且当时还是零下几度，却被警察“吃”了一个耳光，天下哪有这种理啊！

在那个房间里成天开着灯，被窗帘遮住的窗子外面也看不到天空，所以我分辨不出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就更不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少天。有一天，聂叔叔给我说：“你妈妈来了。”我赶紧问：“在哪？”“在外面。”我就马上揭开一个窗帘的角看见了外面，可是没看见妈妈，我的心情又坠了下去。聂叔叔又说：“她已经进房间里了。”大概过了两天，我被放出来时看见妈妈，我赶紧跑到妈妈的旁边。这时一个警察对妈妈说：“你好好想一下，你那天吃进去的电话号码，给你半个小时考虑时间，你说出来就算了，你若不说，回到成都后至少判你3年以上。”过了大约两个小时，那个警察还没来，我没有耐心了，就问妈妈：“那个警察怎么还没来呀？”妈妈说：“他大概怕了吧，他说了不算。”

我和妈妈一直等到晚上，那个警察还没来。这时又来了另外几个警察把我们带回成都。晚上我们在火车上睡觉时，我看见妈妈、聂叔叔和另一个功友被手铐铐在了双层床的栏杆上。第三天晚上我们就到了成都。一到成都就被警车带到青羊区戒毒所，我们一进去，就听到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的高音喇叭，听了使人厌恶。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叫我“小法轮”。到了下午，我又和妈妈被强行分开了，婆婆也因为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被抓，就只有把我送到舅舅家。我本来就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结果被江罗集团拆散了。妈妈、婆婆呀，快回来吧！我真想与天上的星星一样不离开月亮。

上学时，我一直住在某老师家里，我不但要忍受学习上的压力，还要忍受某老师的“反教育”：你的妈妈和婆婆都被关起来了，你一个人还炼什么功呀，还是不要炼了，劝你妈妈、婆婆不要炼了，好回家带你。我听了只有默默忍受，暗自哭泣。

我盼了几周，终于把婆婆盼回家。可是万年场警察魏大平又把婆婆赶到舅舅家，到了舅舅家又被高店子派出所连夜赶回了老家简阳，我又转喜为忧，仍然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从2000年5月24日起，妈妈就开始反复被抓、被放，被放、被抓，到后来我妈妈被抓，我都没多紧张了，心想过十天半个月妈妈又会回来的。不过有一次妈妈被抓就被非法判了1年劳教。到期以后又加三个月，好不容易又到了加教期满了，我想这回总该回来了吧，可是万年场派出所又以妈妈坚持修大法为由送进拘留所，说是拘留半个月，可是过了十天我又惊喜地发现我的妈妈回家了。我问了妈妈才得知是写申诉了。可是又在2002年元旦前夕的一个深夜12点左右，一群人（办事处、派出所、居委会的）到我家把我妈妈绑架了，还搜走了一本大法的书和师父的照片。妈妈回家时，已经交不起我在某老师家的生活费，我就每天乘公交车上学、回家。

2002年4月2日妈妈又被抓了，过了半个多月，我听婆婆说妈妈被警察指使的两个死刑犯在头上用手铐打了两个洞，又被警察送进了六医院，让家里人照顾。我本来想做完作业和表姐一起去，但是作业太多，没办法，只有不去了。第二天我又不顾一切往家赶，想先看妈妈再做作业。没想到回家我就听婆婆说，妈妈逃脱办事处黄阿姨的监视，就不知道在哪了，可能流离失所了。我想：外面肯定有很多功友帮助妈妈。我现在又高兴，又担心妈妈……

春游到了，全班同学都带了好东西去春游，可我家没钱，又没带多少东西。回忆起原来妈妈当老板的时候，我要什么，妈妈就给我买什么，可是现在我家被迫害得连吃饭都困难。同学好多家里有电脑，有的同学还不止一台电脑，还有三四台的。可是现在我家还一台电脑也买不起，我那时候非常想有一台电脑，我就每天都叫婆婆给我买一台电脑，又叫舅舅帮我买电脑。可是我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哎——！要是妈妈还当老板就没有今天这个事啰。买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妈妈都把电脑桌都做好了，现在就是缺钱，没买电脑，电脑桌就空在那里了。

2003年元月10日，我放学回家听婆婆说妈妈回来了，我高兴极了，丢下书包就跑向妈妈房间一看，没人。我紧接着又到婆婆的房间，这下看到妈妈了。我看见妈妈平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全身无力，脸色很难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从妈妈口中得知是她被警察跟踪，还抄了妈妈流离失所暂租的家，并且被抓，关到白芙蓉宾馆4楼。被警察轮流监视不准睡觉，又遭到了很多酷刑的折磨，她还绝食了6天，后来被迫从4楼跳下来，使盆骨粉碎性骨折，右腿摔断。到了医院又绝食了24天，这时医生也无能为力，警察不负责任的把妈妈用担架抬回家，这时妈妈的下身已经瘫痪了。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要照顾妈妈。

从那以后，我和婆婆每天都要无微不至地照顾瘫痪在床的妈妈，我有时候给妈妈喂饭，给妈妈擦手擦脸，还要把妈妈抬起来让婆婆换尿布。深夜我做完作业还要给妈妈热敷结满硬壳的脚和腿，我看见妈妈这个样子，想起妈妈以前和我踢足球、玩毽子、晨跑……的快乐时光，心里很难受。

4月份，学校让我交户口，分配学校上初中。可我的户口还在简阳老家。按国家政策规定：我家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可上两个户口，我的户口也可随父上，可万年场派出所的魏大平以妈妈炼法轮功为由，百般刁难不给我上户口，害得本来连吃饭都困难，还让我们每半学期承担3000元的议价费，可真是雪上加霜。

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妈妈和我们一家商量准备把我们的大房子租出去，我们去租窄小的房子，中间的差价为生活费，开始我始终不愿意，可是师父在梦中点化了我，我就同意租了。后来我们就住进了“新家”。

元旦前夕，班主任要求我们每个同学交150元买班服参加歌咏比赛，我想我家没钱，就给班主任说不参加歌咏比赛。可是班主任说：“你们家困难，我就帮你出点钱吧。”我没办法，我只好为难地叫妈妈给了钱，我知道这150元相当于我们一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呀。

后来我们的大房子还是没租出去，因为跳蹬河派出所的警察说不准我们把房子租出去，谁搬进去就把谁撵走，谁也不敢租我家的房子……

我为我是大法小弟子感到自豪，我为那些为了钱账丧尽天良的警察感到可悲，我身为中国人，为中国对大法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感到可耻！江泽民：人民为了做好人却遭到你的残酷迫害，你还有没有良心？学“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你难道害怕人民全变成好人吗？听说已有800多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因为信仰“真、善、忍”，坚持做好人就被你和你的爪牙们迫害死了，血债血还，你偿还得清吗？

大家听了我的故事，请相互转告：法轮大法好！江泽民是个大坏蛋！不要相信它的谎言。“真、善、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向往的崇高境界，大家都来与我们一同修炼法轮功，共同体验“真、善、忍”的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