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成都市莲花村，6岁时父母分开后，我和妈妈租房住在莲花二区十三幢。我小的时候，一有空妈妈就要带着我去庙里烧香，每次烧香我都会请求老天爷保佑我，不要生病。因为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月都要生一次病，每一次生病都要两三天才好。

有一次，我发高烧39.5℃，我的小脸蛋烧得就像冬天的柿子，妈妈吓坏了，赶紧把我送进医院，找了医院最好的医生给我医治。可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就是不见好转。最后母亲没有办法，只有含着泪把我带回老家彭县，去看偏方。看偏方的是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也信佛，他见我烧得很厉害，就给我念了一段佛经，然后给我开了一元钱的药，结果只吃了三次药我的病就全好了。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后我又病了，病得比上次还要严重，妈妈又把我送去看偏方，吃了十几次药都没见效。妈妈又把我送到成都科技大学的祖祖家，祖祖说：“吃蚯蚓可以退烧。”但是吃了也不见好。又有人说：“喝尿可以退烧。”可是喝了也没好。最后妈妈把我送去医院输了三瓶药病才好，我的小手都输肿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一天天长大了。9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我和妈妈去外面锻炼，偶然听见美妙的仙乐，我好奇地走了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人正坐在地上打坐，那么安静祥和，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就对妈妈说我想炼，妈妈同意了。我便走了过去，一位热心肠的叔叔就来教我，并告诉我他们炼的是法轮功，法轮功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同时强身健体。我修炼一个月后，我的身体比以前明显好了，人长胖了，脸色也比以前好看了。大家看见我，人人都要说几句赞扬的话。同时我也按师父要求修心性，做一个真正的小弟子。有一次早上上学，妈妈有事不能送我，就给我一元钱乘公交车上学。我想妈妈也很忙，我现在是大法小弟子了，应该走路上学，吃苦才好，我就跑步上学，中午放学后把妈妈给我的一元钱买了牛奶回家，告诉妈妈以后我跑步上学，把乘车的钱节约来买牛奶。从此，9岁的我就每天走路上学，从不乱花大人一分钱。

因为亲眼看到我身心的变化，妈妈也开始炼起了法轮功，从此我和妈妈就踏上了修炼道路。我们一起炼功，一起学法，一起洪扬大法。大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有一天晚上，爷爷从梦中醒来，发现我身体露在外面，全身就像火炉一样烫。爷爷赶忙把妈妈叫来，对她说：“孩子病得很厉害，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妈妈用温暖的双手抱起我，把我抱进了她的房间，用温和的语气给我读了一段《转法轮》。听着师父的法，我的心由忐忑不安渐渐的平静下来，不知不觉的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发现我的烧奇迹般的退了。爷爷看见了惊讶的说了一句“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和妈妈更加坚定的修大法了。

可是，1999年7月20日，江罗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无理诽谤，对大法弟子残酷镇压，我和妈妈便去省政府上访讲法轮大法好的真象。就为了向世人讲一句真话，我们被非法送到奥林匹克体育馆，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后来又非法把我们关在伴仙街派出所。我在里面又热、又饿、蚊子又多，妈妈提出到外面去买点东西给我吃，警察都不让。一直到深夜12点过，才得以回家。从此以后，中央电视台每天用邪恶的谎言诽谤大法，私自非法给大法定罪。我心里有些害怕了，有些动摇了。就在这时我的心里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我应该不被强权所吓倒，坚定地修炼下去，不要害怕，不要动摇；另一派是让我不要修了不要炼了，并且还在脑海里出现骂老师、骂大法的幻像，就跟《转法轮》里写的思想业一样。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打来打去，谁也不让谁。我把这一现象告诉了妈妈，妈妈在法上和我切磋，我认识到应该在法上提高后，每天放学回家，便和妈妈一起学法炼功，我变得越来越精进了，我的思想也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坚定了，任何外来的信息也干扰不了我了。

一天，妈妈问我：“帅儿，你是不是修炼人？”
“当然是！”我自信的回答。
“那么现在大法被迫害，被无理的打压，你愿意站出来维护大法吗？”妈妈又问。
“当然愿意！”我坚定的回答。
“那好，我们后天就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妈妈严肃坚定的告诉我。

我已经等不急了，我的心早就飞到北京去了。下午我放学回家，妈妈对我说：“张帅，走，去北京护法！马上就走！”我们没来得及吃晚饭就往火车北站赶。天快黑时我们和另外三位功友终于赶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车才补的票）。火车开动了，夜幕也降临了，这时车厢里闯进来几个警察，无理地挨个盘问乘客。

“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一个警察对一个法轮功学员吼道。
“是！”
“是，是就给我下车，中央有命令，凡是炼法轮功的不能上京。”

就这样火车上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还没有出川就被警察强行抓走了。而妈妈机警地回避了警察的无理盘查。经过几天的颠簸，我和妈妈终于来到了北京。经过多次转乘公交车，我和妈妈终于在一农舍里安顿下来，让人惊喜的是：我们还遇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大家都感到格外的亲切。

第二天，妈妈见我有些害怕，就把我托给另外的功友，自己便与其他功友出去了。妈妈走后，我一面思念着她，担心她的安全，总想再见到她。没有妈妈在，我感到非常孤独，非常寂寞，我感到我好象是汪洋中的一叶孤舟。

妈妈不在我身边的日子里，其他两位功友一直在照顾我。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我们决定当天去天安门证实大法。我们几经转车，最后乘坐地铁，终于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刚准备打坐就听见了警笛的尖叫声，我的心顿时害怕紧张起来，以为警察是来抓我们的。我转身一看，离我们不远处有几位功友正在打横幅，并用高亢的声音向世人呼喊：“法轮大法好！”他们被几个慌忙赶来的警察抓上了警车。另一个功友还在边跑边喊，被恶警抓住后打了一耳光。我见到警察如此凶狠，心里感到更加紧张，比以往任何一场考试都要紧张。为了平静一下心情，我们决定先在天安门附近走一圈。走出天安门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那尖利刺耳的警笛声，警察、便衣那如狼似虎的凶狠劲，还在揪着我的心，让我紧张的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是我又想到那些仁人志士尚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古训，我是一个大法小弟子，为了证实大法、为了早点结束这场无端的迫害，我不能向邪恶和旧势力低头。就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又重新抬起了头，庄严而又神圣地向前走去。

一位功友说：“我们就在这里开始吧！”说着就坐在地上，开始炼第五套功法。紧接着，我也坐了下来开始炼功。很快，警察、便衣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将我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拖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其中一位功友因抵制他们还被恶警踢了几脚。车上我们又遇见了另两位功友。警察把我们关进了前门派出所的一个笼子里，里面同时还关着几十名大法弟子，谁一说话就会招来警察的毒打。12月的北京本来就寒冷，加上被关在阴暗的笼子里，又坐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已经是浸骨的冷了。那些警察还有意把电风扇打开，更是雪上加霜。我冷得直打抖，功友就用双手抱着我，才让我感到一点温暖。后来那些警察又烧一种硬纸，并用电风扇把硬纸烧出的烟吹到笼子里。使整个笼子里充满了难闻、刺鼻的味道。许多功友被呛得难受，就用手去捂住鼻子。见此情景，笼子外面的警察便放肆的哈哈大笑。一个家伙还狂妄的叫嚷：“你们师父教你们忍，你们就忍吧。”说完又是一阵狂笑。

这样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来了三个便衣，把我和几位功友送到了四川驻京办。开始我以为他们要让我们住宾馆房间，结果是把我们关在了宾馆后面的一个破房子里，在那里三个便衣强行搜了我的身，搜去了我妈妈的身份证和几本经文，然后又把我独自关进了一个房间里，10岁的我又冷又怕。

房间很乱，桌子和椅子横七竖八的放在那里。晚上我就把椅子组合在取暖器旁，可是夜里我还是觉得非常冷。到了白天我就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户发呆，我开始想妈妈，不由得泪水涔涔的流了下来，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情况怎样，妈妈挨饿了吗？妈妈受冻了吗？妈妈被警察骂了吗？妈妈被警察打了吗？我心里非常挂念着妈妈的安全。过了一会，我又在回味着和母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脸上漾起了幸福的笑容。

在寒冷孤寂的日子里，我独自一人倾听着手表冷漠无情、连续不断的嘀嗒声，觉得阴森可怕。这种声音单调一律，象数字一样精确，一直不知疲倦的前进。滴－嗒、滴－嗒，每一声都在催促着大法弟子快快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标志着神赋予人生命的又一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分分秒秒是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谁能解开这千古之谜？我就在这忧郁、寂寞的日子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突然一天下午，我眼前一亮，我看见了分别很久的妈妈，她变得苍老了。在这样的地方，我高兴得又跳又笑，以为警察要把我们母子俩关在一起，结果警察却故意把妈妈关在了我的隔壁。还把门从外面反锁了，我只好用手对墙壁拍打，希望隔壁的妈妈能听出点什么。可是半天下来，还是没有反应。过了三天我就悄悄的趴在窗台上，用手将外面的锁打开，然后偷偷的跑到妈妈怀里睡着了。

不久成都的警察就把我们母子和另外几个功友强行押回成都。在火车上，我们8个人挤在6个人的座位上，它们还不给我们饭吃，不给水喝。我饿，很想吃饭，但是我们8个人都没钱（钱被驻京办警察全收走了），我只好把在驻京办没吃完的已成粉状的馒头拿出来吃一点点。一天，我见警察吃得很香，我就想吃，他们就把吃剩下的菜饭合在一起给我吃，我就给全吃完了。我把馒头渣给妈妈和功友吃，他们都说：“你吃了吧。”在火车上呆久了，我的脚肿得象馒头一样，我想把脚拿上来用手轻轻地揉一揉，可是警察连这都不允许。在火车上熬了几天几夜，刚到成都他们就非法把我们关进了青羊区戒毒所里。

在戒毒所里，警察叫我们站在操场上，面对墙壁。一个警察问我名字，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他还让我把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炼给他看，炼得好还有奖。可是我拒绝了，因为他不想修炼，只是想戏弄我。如果他真想修炼，我一定会教他的。那些警察后来没有办法，只好转身走了。

从在天安门被抓、坐火车到成都、又被关进戒毒所，才10岁的我一共被他们非法关押了不知多少天（因为在驻京办成天开着灯见不到阳光，我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才将我放回婆婆家。婆婆见我这样回来，又心痛又害怕，就开始劝我别炼功了，就这样说了两三个小时，我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心想：婆婆是亲眼见到我炼功后身心变化的，现在是因为压力而害怕，才说这些违心话的。我的心越发坚定了，没有动摇一点。

第二天，我照常上学，同学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都在议论我的事，到处都是议论声、讥笑声。我为他们的误解而难过。后来老师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完全按照电视上的造谣宣传想要转变我的思想。可是我修大法一年多，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做一个真正身心健康、道德高尚的好人；做一个比英雄模范人物还要好的人，我自己就能证实这一切，这些谎言怎能骗得了我呢？面对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还有老师的辱骂，我没有低头，而是更加坚定的实修。

从那以后，我家就变得不得安宁。街道派出所、办事处和居委会，三天两头来我家骚扰，而妈妈被彭州西郊派出所和利安乡政府非法拘留15天。15天后妈妈回家当天晚上，街道派出所两个便衣警察晚上11点闯进家门骗走妈妈。妈妈被骗走后，我天天望着阳台看，盼星星，盼月亮，妈妈何时归来？每当我吃饭时我会想：这顿饭我妈妈吃了吗？每当我睡觉时我也会想：妈妈有地方睡吗？我们全家八方寻找妈妈的下落都了无音讯，几个月后听功友说妈妈被非法劳教一年。

爷爷一听到这事就气倒瘫痪了，至今还躺在床上。我又交不起房租，只好搬到婆婆家。婆婆家住得远，我上学要去较远的地方，每天上学得先走三四站路（大约40-50分钟）才能赶到公共汽车，下车后还得走两三站路才到校。只好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7-8点才回家。我小学毕业后，只好到已和妈妈离异的父亲那里去读书，可是我父亲交学费也是时交时不交，经常欠几百元钱就不管了。

2000年10月14日，妈妈终于回家了，我非常高兴。但妈妈已被强制放弃修炼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决心帮她。一天我把我以一角二角存起来的零钱，共是50元零5角，一并给了妈妈。妈妈很感动地说：“帅儿，你自己用吧。”我说：“我是大法小弟子，听师父的话，要节约……”妈妈听完后，自愧不如，第二天就开始看书、炼功。我们母子俩又一起溶入师父的正法洪流之中，助师世间行。妈妈写下严正声明：以前写下的不炼功、不修炼，一切作废。派出所又三天两头到我们家问东问西，又派三个人跟踪妈妈，整天守在楼下。

一天，我们发现外面有污蔑大法的标语，我就和一个小功友买来水枪，加满墨汁，把污蔑大法的标语盖住。有一次功友送经文来我家，在路上发真象传单，被人举报，她只好把经文藏起来，警察一直没找到，就叫了一辆警车守着。下午吃完饭，我和妈妈、功友一起去那地方，见经文还在，我想去拿，可经文和警车只有二十多米的距离，我就跑过去假装做别的事，警察也没有注意我，我把经文全拿走了。

2001年7月，我12岁，妈妈又被绑架，又第二次被非法劳教。由于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决不背叛大法，没有向邪恶低头，劳教一年半期满后的2002年12月，又被彭州市610办公室的邪恶之徒非法关押在彭州市洗脑班和彭州市精神病院，进行无限期迫害。

2003年7月，为了抵制恶人的非法迫害，为了争得自己应该享有的人身自由的权利，我朝思暮想的妈妈在身体从受迫害前的120多斤降至80多斤的情况下，正念冒死逃离了彭州市洗脑班和彭州市精神病院的魔掌，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但彭州市610办公室的邪恶之徒仍不死心，它们调集大批人马，四面八方寻找妈妈的下落，婆婆家、舅舅家、叔叔家他们都去骚扰，妄图把妈妈抓回去继续迫害。目前我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小弟子一样，在十分繁重的学习压力下，还要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妈妈的安全，还要忍受不明真象的人对我们的误解。我强烈呼吁社会各界正义人们，伸出您们的援助之手，声援无端受迫害的法轮功群众，制止恶人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我也请流离失所的妈妈放心，我一定会以法为师，做好我应该做的一切，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决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