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谎言铺天而来时，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但自己心里明白，这些谎言是对佛法的迫害，它们才是真的邪恶。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自己也越来越清醒，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有责任证实法，也有义务维护法。

2000年10月8日，我突破邪恶对当地交通的封锁，走向了天安门广场，为大法请愿，还我至高无上的师尊清白！接下来我被抓進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关進了铁笼子，然后被天津市公安局的警车接到了北京市的一个旅馆里。

晚上5点多一点，宝坻县城关镇南楼派出所的民警邢振明和我学校的校长陈国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刘文俊过来。恶警邢振明把我双手反背铐了起来，推到汽车里，和陈国旺两人把我夹在中间，一路上我向他们讲法轮功的真象，恶警说：“就是要对你们实行专政”。我说学校做为专业单位无权限制我的自由（以前因法轮功问题学校有两天不许我回家，还经常半夜到我家里進行骚扰，并扣留了我的居民身份证）。这个恶警却说：“学校和公安局联合执法。”我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又有了执法权。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刘文俊问我：“你是要法轮功还是要工作？”我回答说：“两样我都要，修法轮大法让我知道怎样做人。”当晚9点多钟我被押到宝坻公安局政保科，恶警袁化光对我進行审讯，当时在场的还有政保科科长刘建国，恶警齐汝申等。记笔录以后，他们几个人去外面吃完饭，恶警齐汝申还向我勒索走了200元钱，至今也未告诉我是什么钱，也无收据，他们也没给我饭吃。当晚12点钟，袁化光和邢振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拘留了15天。

10月23日，半个月过去后，我被通知劳教一年半，被转到了大号房，屋子里有14个人，晚上睡觉地方不够用，有两个人轮流坐着值班，每天两次玉米窝头、盐水煮菜。在等待送劳教的日子里，我们每天两个人捡一包豆子，红豆粒儿。每天早晨起来就干，一直干到天黑，只有吃饭才能休息一会儿，天天如此，这期间，宝坻县教育局来了两个人，告诉我被单位辞退了，并送来了“关于×××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书。书中除了写我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事实外，其它的都是对我诬陷的所谓罪名，就连公安局都没有记录过的罪名。处分决定书生效时间是2000年10月31日，最后印章是天津市宝坻县教育局党委。我看后有点纳闷，我又不是党员，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会被党委开除了呢？当时的局长叫杨万书，党委书记由县党委政法委书记吴会兼任，这两个人也非常卖力的迫害法轮功。

11月6日早晨天还没亮，我被送劳教所前，看守所要我们自己掏钱付饭钱不说，还强迫我为一个偷窃犯交了90元的饭费。我们十五、六个人，连人带行李被塞進了一辆9人座的面包车里，还要给押送的警察留下一排座位，我们每两个人铐一副手铐，根本无法活动，这样坚持了3个多小时近200里路程。到了青泊洼劳教所，原来这里是劳教所分配站，由这里向其它劳教所分配。值得说明一下的是：公安局向青泊洼送人和青泊洼向各劳教所分人，都是要收钱的。它们之间每人收500－1000元不等，等于是把我们卖掉去做苦役、做奴隶。

到了青泊洼劳教所，恶警们先令我们脱掉衣服，裸体检查，然后翻衣服。有好衣服、肥皂、洗衣粉、牙膏、手纸、皮鞋等都被恶警和流氓拿走，不许声张，否则是一顿暴打，每人从早上到晚上9点坐在小板凳上不许动，每天三顿饭，每顿饭两个鸡蛋大的馒头，四、五个人给半碗菜汤，汤底下全是沙子和泥浆。吃完饭“新收”要用手巾把地面擦一遍。喝水、上厕所都要打报告，批准才能去，否则不准去。否则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11月15号，我被送往双口劳教所，一共33个人，其中14个人是大法学员，来自天津市不同区县。中午到了双口劳教所下了车，让我们蹲在地上不许抬头，点名时就听恶警们说话：“有几个法轮功？”，“有14人”，“活埋4人看剩下的10人服不服”。我被分到了五大队，進了楼内一间屋子，冬天没有取暖，让我们脱光衣服检查身体，并把吊扇打开吹我们，检查完后，让我们11个人去洗澡，4个水龙头，11个人，水是地下水直接用，要我们5分钟必须洗完。11个人被安排在阴面的一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窗户透着，北风呼啸。我们被要求坐在水泥地面上不许动。

恶警安排几个犯人看管我们11个人（5个法轮功学员）不给水喝、不准出门，有几个人渴的实在受不了，喝了几口床下水盆中洗过衣服的水，晚上不许我们睡觉，背所谓的“劳教守则”。早晨4点才允许我们睡觉，5点就得起床，白天不许打瞌睡，否则是一顿暴打。我们5个人在这里住了13天没见太阳，其间恶警让我们看批判“法轮功”的书、听录音、看录像，不听话就挨打。一天晚上点完名后，新来的“犯人”被五大队一个姓程的小队长每人后背踢了一脚，这个姓程的恶警后来对我也進行过拳打脚踢。在第一天，我带的一身棉袄棉裤就被人偷走了，并强迫用我们5个人的钱为11个人交照相的钱，每人40元。后来在购物时，小刘订了25卷手纸，花了25卷手纸的钱，才给了3卷纸，其它的都不知去向。

11月28日，我被转到四大队，在四大队我丢了一件新毛裤，我账上的钱也莫名其妙的越来越少，不知不觉没了800多元钱，很可能是管帐的恶警许鹏给贪污了，后来许鹏由于帐目问题被调离了四大队。

2001年5月23日，我又被调到了一大队，天气炎热，每天4点半起床干活儿，晚上收工从来没有时间，干完活儿才休息，一般11点、12点。有的人手慢得干一通宵，每天下午法轮功学员要進行队列训练，其实是变相折磨，走队列下蹲起立，单脚长时间站立，走正步。太阳底下汗流浃背，不听话就体罚、挨打，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俊远因此打过我耳光。晚上，其它犯人都睡觉了，单把我们法轮功学员关在一间不透风的小屋里進行体罚，让我们摆各种姿势，都是很痛苦的，不按着去做就挨打。

6月4日晚，杨俊远白天打过我之后，晚上吩咐值夜班的流氓打我，它用拳头捣我的胃部，一拳下去，我便跌倒在地下，站起来，他再打；再跌倒、再站起来。打了十几拳，然后又打我的脖子，也是一拳一个跟头。第二天看胃部成了紫色的了，回头恶警路林对我说：“我不怕你告，你没有证据告我。”它们背地里干着丧天良的事，天理不容，早晚要有报应的。第二天，大队长吴起元对我说：“不怕你们死，弄死你们容易，对外说你们是畏罪自杀，谁也不负责任。”在这里，白天干活儿，晚上挨整，不让睡觉、不让家人接见，最后由于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环境才略好一点。由于自己坚持对大法的信仰。所以到期他们也不放我，并被加期一年。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四大队的指导员常建平说：“是因为你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法律管人的思想？这真是‘中国特色’。

最后我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疼痛加剧，出气困难，执著心比较强，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2003年4月7日被释放回家。

回家以后，由于自己被原工作单位辞退。所以，通过亲属在北京找了一个私立学校的教师职位，但因我没有身份证去不了。去宝坻区教育局要了几次身份证都不给，没办法，只有呆在家里，哪也去不了。最后又在重庆办了一个身份证，但为时已晚，工作职位已没有了。街道上的人和派出所的警察常来我家進行骚扰，语言粗俗不讲理。

由于我兄妹三人同时因法轮功被劳教，我父亲担心我们三个人的安全，这一切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于2001年2月中旬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走前一个儿女也没见着，可怜老人辛苦了一辈子，临走却无后人相送。

［编者注］署名的严正声明将分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