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炼功前，我虽然很年轻，由于家庭的不和睦，再加上从小就体弱多病，到得法前已是人生末路。我有严重的肛裂，每天都要上药，用药水泡。每天大便都提心吊胆，上一次厕所就象上一次大刑一样。我也用过偏方秘方，除了被人骗走钱之外，没有任何起色。吃饭不敢多吃，两年多的时间，身体瘦弱不堪，真是生不如死。97年春，胸部气管疼痛难忍，闻不了一点异味，吃不了盐，做饭都不能放盐，从小就有的乳腺炎，也开始剧烈疼痛。主要还不是这些，最糟糕是妇女病，白带水样带血而下，我站立五分钟就觉得气上不来了。我感到我已到了人生尽头。家庭经济拮据，去外地找个好点的大医院，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最后两次从医院回来，我放声大哭，抱着两岁的儿子泪流满面，看着儿子，我心如刀绞。那种剜心透骨的无奈，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我真想求老天爷再让我多活几年。

求生的本能使我想起了气功，丈夫也非常同意。有人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并告诉我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真按书上的做，病一定能好。我非常感激她，高高兴兴地拿书回家。可是，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地看到“佛法”两字，我就把书合上了。心想我上了几十年的学，学了这么多年的科学，现在转过来让我讲迷信，病好不了就好不了，就是死了，我也不学。于是想把书送回去。可是我想到人家给我书时的那份真诚，而我不看还给人家，这话怎么说出口呢？我是一个从小不会做拒绝人的事，总怕那样人家下不了台，脸上没面子。即使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也不把原因说出来，认为他要知道冤枉了我，他会不好意思。从小养成为别人考虑的这个善，此时起了作用。而且从小不会说谎，弄虚作假。于是心想：我看完一遍就还她，反正她让我看一遍我也看了，再还她就不会对不起她了。

于是我重新打开书从第一页开始看起来，当我看到第十几页“气功是史前文化”时，科学包围我的那层壳“啪”的就解体了，同时我如梦方醒。怎么回事呢？上学时学的地理，讲地壳演化，地壳运动等，书本上只告诉人们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部份，而且圆滑的进行改编。而考古发现这件事情的原原本本触及到无神论的那部份，都被删去了，不叫人们知道。我当时那种受骗的感受，甚至觉得它们很无耻。

我捧着《转法轮》说：“这才是真理”！从此我按照“真善忍”修炼了。我相信书中的道理，做好人，重德，就会有一个好的身体，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道德就会回升。从那时起我不再和婆婆生气，不再和丈夫使小性子，婆婆夸我象换了个人似的。在单位任劳任怨。在单位里，我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上班时间最短，工资却是大部份人中最高的一个，有一次长工资后，我几乎是最低的一个了，有长一级的，有长一级半的，而我却只长了半级，我只是一笑了之。而我身体的怪病在我没吃一粒药的情况下，短短几日不翼而飞，生不如死的生活彻底结束了。

我万分感激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一个团圆和睦的家庭。精神上我快乐无比，不再为小利忿忿不平，心胸开阔，浩然正气立于天地之间。我只是大法修炼者中普通的一员，亿万大法修炼者又何尝不是同样的体会呢？

99年4-25后遭迫害

然而，在中国社会面临人们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之际，江××政府反人类、反道德的本质也表现了出来，利令智昏的打压法轮功，而且4年过去了，还在肆无忌惮地杀人，血腥迫害，使人致残、致疯，这是人类的耻辱，是人类道德败坏的一面镜子。希望有思想、有道德的、有正义的人们，看看我——一个普通的大法修炼者的遭遇。

1999年4月25日后，江××政府开始动用军队，警察，武警，单位，社会流氓，来干涉我们炼功。几年来我们每周日在保定广场炼功，4-25后市政府派来军队、武警等在广场练操，喊口号，有时把练其它功法的人找来，占领我们的地方，并放高音喇叭，找来各种车辆，甚至出租车把旁边的空隙都挤满，在高音喇叭里放各种音乐干扰我们。对于这些无论它们如何做，我们心不动，不争不闹，没地方我们就在车辆的缝隙中炼，加强定力，排除干扰。在我们炼功点上早上就有便衣问谁是辅导员，录音机是谁的，都是谁在炼，我们什么也不说，只是炼我们的。后来我发洪法材料，被告于市政府，他们通知我丈夫的单位领导对我严加看管，从此家庭气氛紧张起来。我单位当时正好放假，丈夫上班就不时地给家里打电话，看人在不在家。

99年7月20日早上炼功时，听说全国各地辅导员站长被抓了好多个，保定也抓人了，于是我们去了保定市政府上访。在市政府大门外站立时，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下起瓢泼大雨，各县赶来了许多大法修炼者，要求放人。政府官员说，他们作不了主，是上级的命令。于是大法弟子被迫开始了进京上访之路。我的工作被强迫辞职，美满的家庭由此破裂，同时我的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双重摧残。

从99年7月22日，电视开始每天用大量时间诬陷大法。我的心象刀割一样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只要丈夫一开电视，我就紧张的要命，心都揪在一起，恐怕有诬陷之辞。可是怕也是有。8月底，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冤枉，我必须去北京说句真心话，这是一个大法受益者必须做的，从此我离开了小康的家。

天安门广场炼功、打横幅遭恶警毒打

99年11月，我独自一人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被抓回来后非法拘留15天。并说如果不写保证书，再延期15天，无限期关押。刚好一个先被抓的就被延期半个月。哥哥来看我，告诉我他今年要升职，必须入党，因为我炼功被取消了。还告诉我他女儿过几年要考军校，如果我炼功，她就不能上军校，是国家刚规定的。哥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非常生气，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丈夫也来了，要我在他写的保证书上签字，怕我长期被关不能回家，我不签。他疯了一样，对我一顿暴打。

2000年1月28日春节前夕，我独自一人，带着自制的横幅“法轮大法好”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一恶警说“保定盛不下你了，一个人敢到这打横幅，上车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上警车后车帘都拉下来了。恶警开始暴打一个小伙子。下车时，我是最后一个，走到车门时，恶警开始打我，一拳打在腮部，我脑子“嗡“一下感到天旋地转，几乎晕过去。我扶住了座椅，才没倒下。紧接着一拳一拳地打过来，我被打得大脑中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空白。腿站不住，气上不来。又打一拳后，我吐出一口气来。恶警看了我一会儿，让我下车。下车后我感觉嘴里咸咸的，吐了一口血，才知道嘴被打破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上学，上完中学，上大学，思想单纯，没有人生阅历。这一次挨打，我强忍着眼泪，心里说不许哭。

到了审讯室，要我报姓名，我不说，一恶警上来又给我一嘴巴，我实在忍不住哭了，一屋子的功友都哭了，一齐谴责恶警打人不对。这次被送回保定后，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绝食绝水11天，直到全身抽搐，脸色青紫没了脉，才被送回家。

2000年2月22日，我和几个功友又去北京打横幅，在前门派出所我们递上上访信，一警察说：“你们这信，你看地上这些都是，我们每天装几麻袋，都送上去了。”在保定驻京办，因不报姓名，地址，驻京办的主任，五十多岁的男人，对我们大打出手，打我时，我靠墙站着，他用手打我的脸，打一顿就问一句：“说不说？”不说再接着打，我咬着牙就是不说。这样不知被打了多少下，我只觉得脸呼呼冒火，象肿了很大似的。我们七个被打了半宿。那天晚上，一楼的人都没有睡觉，被认出一个连拉带打，弄走一个，这样折腾了大半个晚上。

2月26日，我最后一次去北京打横幅，被送回保定看守所，这一次因保定大法弟子老去北京打横幅，不知惹恼了北京哪个领导，要罚保定各个公安局，每个打横幅的罚款一万。我所在区的公安分局被罚了七万。这一下公安局的人可翻脸了。为了出这口气，所里全班人马出动来到看守所。

所长丁剑平亲自对我下手，我刚进屋站定，它就动手了，噼噼叭叭打我的脸；一拳下去，我就感觉眼角不舒服，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就象泪腺被打坏了似的，耳朵发热，它打一会儿，歇一会再打，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磕我的后脑勺，就听“咚咚”声音；用皮鞋踹我的腿，骨头痛得我直咧嘴，就这样将近一个小时。打完后，我的脸都是血丝，向外溢黄汁，功友看见了，心疼得直掉泪。

在劳教所受非人折磨

2000年4月13日，我被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因为我们天天炼功，我们几乎天天挨打，用腿踹，打嘴巴，揪头发。那已是家常便饭。我们写了很多上访信，信中写着请转交江××和朱榕基总理，有的转交省劳教局，中央政法委等，我们一直在写我们炼功后身体的变化，道德回升，告诉他们法轮功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一封封信我们用真诚的心在写，可是一封封信如石沉大海。我们问警察给我们送上去了吗？它们说：“每一次都送上去了，我们不敢扣你们的信。”

2000年7月30日，保定劳教所成立女子队，我们保定地区的被转送到保定劳教所，在保定劳教所我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有一次灌食，我被姓杜的男狱医按倒在床上，头被按在床头横杠上，半坐半躺式的，一伙吸毒、卖淫、诈骗犯，有的按我的胳膊，有的按我的腿，有的掐我的鼻子，杜某按我的头，用钢勺撬我的嘴，后往嘴里灌玉米粥，灌满嘴后一劳教犯用卫生纸捂住我的嘴，不让往外吐，一个劳教犯用拳头砸肚子。当时我觉得五脏六腑要砸裂似的，疼痛难忍，动又不能动，喊又不能喊，灌的东西又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也出不上气来，我觉得我要窒息了。

我拼命挣扎，眼珠在往外鼓，我使劲扭动着头，脑袋一歪，嘴里那口粥“扑”一下全喷在用手纸捂我嘴的那人身上，她气急败坏地“啪、啪”就打了我几个嘴巴，我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然后接着灌，弄得脖子、胸前全是玉米粥。它们折腾我后，让我先站一边，这时又灌另一个功友叫张荣杰（现流离失所）。它们用脚踹她的肚子，我看见它们那些扭曲、变形的脸，象魔鬼一样。心想拳头砸都这么难受，这用脚踹，不把她踹坏了吗？我赶紧过去说：“你们不要这样会把她踹坏的！”这个犯人放下她转身对我就过来了，它那时失去理智，失控了，不分鼻子、脑袋就打了起来。打完我后她不踹功友了，拿起鞋来揪起张荣杰，就打她的脸，头，两下就把她的假牙打飞了。鞋子也飞了。我们四个人一人一身玉米粥，灌完了不让我们洗衣服，我们换下后别的功友帮洗了。

我因拒绝看诬陷大法的光盘，就背大法。执勤的队长李秀琴，几个犯人连打带骂，打我的脸，有一个人拿来一个竹板，一寸多宽，用它打我的脸。脸被打得青紫，火辣辣地，感觉肿得很大。它们用脏布塞我的嘴，脱下带臭味的鞋捂我的嘴。我不管这一套，就是背大法。后来恶徒们就把我双手铐在楼梯横杠上，一站就是几天，站得两腿酸疼，脚后跟疼，闹心地疼，睡觉就睡在楼梯上，一只手铐在楼梯上。

第一个晚上双手铐在楼梯上，正好对着窗户，寒风刺骨，就那么站着，我们就大声抗议，才让我们坐在楼梯上，双手仍铐着。有功友要送给我们衣服，执勤队长不让。我们就这样冻着，坐一会儿就痛得受不了了，就蹲一会儿，有时打个盹就痛醒了。后来冻得连睡觉的意思也没了。

四天后我被队长张国红带回教室指着电视，问我看不看。我说不看，于是把我铐在上下铺的床上，两臂向两边伸直，象耶稣受难状，那滋味非常难受，一会儿胳膊就受不了了。胳膊要放松，手铐就勒进手腕的肉里，痛彻心骨，要是支撑着，一会就似千斤重。我咬着牙坚持着。一个绝食的也被这样铐着，一会就晕过去了。

从早上到中午我就被这铐着。中午吃饭后，恶警闫庆芬把我铐在外面的大铁门上，两臂高高地吊着，血倒控，比上午那滋味还要难受几倍，非常闹心，甚至恶心。

同样被铐的还有4个功友。5天后，我的右臂就抬不起来了，半残了。一个人55岁了吊得出现类似脑血栓的症状，半个身体发麻，这样了恶警还不放过她，让她坐在地上铐着另一只手。这真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我质问恶警：“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你把我们铐残了，你于心何忍？”恶警说：“这是强制机关，不听管制就不行。”

后来高阳成立了女子劳教所。我和14个功友又被转到高阳。到了这里可真是人间地狱。其残忍程度甚至超过纳粹集中营。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根直接跟中央挂钩，所长王某是某名牌大学毕业生，它的同学是中央干部，江××的密令它都知道。王某听一高级律师说对法轮功打死白打。

第五大队长杨泽民，男，40多岁，天天叫嚣，把你们打死了，一把火烧了，还得让你家人给买骨灰盒。恶警杨泽民是黑社会成员，折磨大法弟子的手段下流，酷刑惨不忍睹，象钉子钉脚心，手摇电话电人，高压电棍塞进嘴里把舌头烧烂，打昏死过去用凉水浇醒，沾着水电人，大埋活人，灌大便，电手心、脚心，等等。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毫无人性。在我们女人面前就无耻的说：“打得你们血从裤子里流出来。”

我第一天到高阳，看到院子里都是一瘸一拐的人，有的还互相扶着，觉得奇怪，还以为这里收了一群拐子劳教犯。第二天得知这里多是大法弟子，我才猛然意识到，这里是人间地狱。

有一个石家庄的功友给我说起她们24个从石家庄劳教所转过来的那天晚上，不知多少根电棍，噼噼啪啪闪着火花，灯都被拉灭了，只看见火花在闪，吱吱地电人声，恶警地嚎叫声。她们24个就背大法，电棍不分鼻子、嘴、眼睛，触到哪就电哪，整整一宿，天刚刚亮就把她们转到专打人的那个房子里接着打。

一个老太太被折磨晕过去了，恶警说她装傻，用脚踢她，又电她几下，发现是真的才住手。整整三天，她被电晕了，她不知道是在阳间还是在阴间。把她弄回大院，她才慢慢地转过神来，“噢，还在阳间。”

我曾三次被带出去24小时蹲铐。这种铐法很难受，半天不到，腰、背、腿酸疼，恶心呕吐，腿、胳膊肿得象充了气似的，手铐勒进肉里。不让睡觉，刚一打盹，一边的队长就喊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一分、一秒是那么的漫长。恶徒杨泽民的司机房豹（其真实姓名是这两个字，以前登的可能是同音不同字，不太准确）男，30多岁，专业打手。一次他把电棍插入我的后背，要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旁边的方凳说成是圆的。我不卑不亢地说：“你作为人民警察，以教育人改造人为本职，是应该以身作则的，你怎么能让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方凳说成圆的呢？”恶警被我的正气所摄，嗖地把正准备电我的手缩了回去，气急败坏地围着我转圈，然后又问我。我说：“你这样对待我，你有什么好处呢？我不希望你这样对待我。”它又一次象触电一样把手缩回去。然后又问我，如此三次，最后无可奈何地把电棍从我背上拿去，并恶狠狠地扔下一句，“晚上再来收拾你。”

第三次一个男恶警姓王，在我被蹲铐时走进来，二话不说拿着高压直流电棍就下毒手。电棍一碰手铐，手铐就放出蓝光来，通向全身。我被电得全身抖动，又疼又麻，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身体里颤动，难受得生不如死。电得我蹲不住了，我爬在了地上，滚动着身体，双手被向前拉直铐着，手铐勒进肉里，我用衣服压住手铐它就跑到另一边电另一只手铐，我就又滚爬起来，它就来回跑，如此几次。它让我蹲起来，我起来后，它又电我，我就又爬在地上，反复几次。直到我心脏剧烈跳动，喘不上气来，全身像虚脱了一样，都爬不起来了，它才罢休。这时才感觉到手铐已经发烫，我的衣服弄了一身的土。手腕也摞出血了，骨头疼了多少天后还不敢摸。2001年4月，在高压下我违心地写了“悔过书”。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对不该做的事。

2001年2月丈夫带着新市区法院的人强制与我离婚。原因是去年也就是2000年要提他当处长，因为家属炼法轮功，他被剥夺了升职的机会，他非常恼火，再加上我又被劳教三年，他忍受不了单位同事的嘲讽讥笑，每天借酒浇愁。法院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给了我一份离婚判决书。从高阳出来，丈夫要和我复婚，可20天我又被抓了。在没有正念的情况下，没有抵制住新市区刑警的凶残迫害，充当了犹大，出卖了功友，也由此被劳教后邪悟。但我看到其它邪悟的表现就知道不对劲。我在想对错时想不出头绪，脑子憋得难受，胀得很大，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夜夜暗自神伤。我以前被打时都不能和此时的痛苦相提并论。

到后来我身体非常不好，炼功前的症状都回来了，肛裂疼得死去活来，乳腺炎也开始疼，妇女病原来是白带带血，现在开始流血，小腹疼痛难忍，每天抱着热水瓶子暖着小腹处。

从劳教所出来后，在功友的帮助下，我明白了我又一次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对不该做的事。我痛悔之心难以言表，我写了严正声明，身体的病症瞬间消失。可是这一次给我的心灵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回想以前各种弯路，我无言面对师父和功友。从另一方面我更认清了江××集团的邪恶本质：就是毒害生灵。法轮大法能使人类有个健康的身体和向善的心灵。而强制洗脑是把这些重获健康的人又一次推向了深渊。我被强制洗脑转化前后身体的变化，用我自身变化铁的实事告诉世界人民：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