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学打坐时，突然有一种力量牵着我的手自动在胸前变换动作。当时还以为是什么功能（现在想应该是师父说的“气机”）。我虽漫不经心似炼非炼，但内心深处有一念总觉得法轮功的珍贵，所以就一直珍藏着那张《中国体育报》。

直到1997年夏天，我终于遇见了《转法轮》。看后才明白，炼法轮功不只是学炼动作，还必须按《转法轮》的要求修心重德，升华自己的思想才行。我当时有一种皮肤病，让我很苦恼。我准备凑足一千元去看病。当看过《转法轮》后就明白了病是业力所致，并知道炼功后师父就可以为我们净化身体，消去病业。仅一个月，我的身体恢复很快，病不治而愈。

从此我就开始认真炼功。身体的改善、内心的升华给我带来说不出的快乐，同时也改善了我周围的环境，亲人们也都非常支持我炼功。

可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当权者开始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滥用全国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栽赃诬陷，蒙蔽民众，毒害世人，把世人推向“假、恶、斗”的深渊。家人受邪恶宣传的毒害，开始反对我炼功，有一段时间还不准我外出打工。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挑拨“群众斗群众”的伎俩，什么“划清界线”、“父子革命”……。

2001年，我在武汉一家工厂打工，还没干20天，当老板知道我炼功后，就决定辞退我，他说他不想参与政治。意思好象说他收留了一个炼功人工作就是参与政治了。我有点寒心，知道谎言毒害了他，生怕因和法轮功扯上关系而遭殃。后来，我来到市一家无纺布厂工作。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村附近发真相资料时被坏人发现，将我弄到派出所。第二天上午，派出所里的人为了审我，一个高个子用皮鞋凶狠地踩我的赤脚，还踢我的小腿无肉的地方。过后，我看那些地方都青了。

恶徒们折腾了一天，见我什么也不说，就往政保大队汇报。晚上，政保大队副队长周国怀和曹乾玉来了，把我手铐上，扇我的耳光，还给我照相。见我不配合，矮个子曾敬文猛地朝我头部狠狠地打了几下。我当时觉得眼冒金星，几分钟内回不过神来了，恶徒们就照下了我的相，决定把我转到市第一看守所。那个叫曹乾玉的说：“到了那里，也不准炼功，看你说不说姓名。”

在看守所，牢头和狱霸要我说出姓名，说是登记。我不说，它们二个就轮番打我，大约打了一二个小时吧。后来听监室内其她人说，打得真厉害，真狠。后来，家里人到公安局打探我的下落，就被它们知道了姓名。恶警每隔一段时间就非法提审我，我也不告诉它们什么。快过年了，有一天，周国怀说，你要配合我们，才让你回家过年。我没有答应。周狠狠地说，那你就只有在牢里过年了。这多邪恶呀！在逢年过节，家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之际，恶人却要利用这个春节逼我妥协。

大年三十，母亲在饭桌上，想起我不在，突然哭了起来。家人也没心思吃饭了。那时候，家里的经济也陷入困境。在我被关押期间，母亲常常以泪洗面。父亲四处奔波，找人找关系，希望救我出来。因没钱，曾几次徒步走四五十里路来到公安局。

最后，公安局决定罚款，起初要七、八千元钱。可我父亲一听，傻眼了。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这真象天文数字。最后，恶人看真的没有钱，就改口说要二千元，公安局罚一千，看守所伙食费要一千元。那个看守所的伙食极差，很多人营养不良而浮肿，这真是比实际费用翻了几翻。我父亲无奈，只得借钱交了罚款。当时，公安局拿了一张什么“四防”之类的保证书，要我父亲拿到“村”，“镇”，“派出所”签字，进行株连政策。可拿到上述单位，除了“村”之外，其他都要押金。我父亲到镇政法办公室，要主任谢先友签字，他却索要押金，我父亲诉苦无钱，它却说，向亲戚朋友借，这真是敲诈。

回家以后，恶徒们要我父亲填了一张有关亲属情况的表，这就是给以后迫害找方便；并每隔二三个月就找我一次，给人精神上造成恐怖。

有一次，镇派出所通知我的家人要我到派出所谈话，其实是谢先友要把我骗到乡洗脑班。我被骗到了那里。起初，我绝食抗议。过了九天，它们认为我很虚弱了，决定给我灌食。那里一个姓武的人称武校长的说：“你绝食不怕，有治你的办法，我们经历得多了。”

2003年8月底，市610、公安局欲计划大张旗鼓搞一次洗脑。当时很恐怖，恶人到处抓炼功人。谢先友也想整我，想绑架我，幸好我及时走脱。恶徒们不甘心，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致使我现在没有身份证而不好找工作，还逼我父亲找我。我父亲比较清醒，痛斥了这些恶徒们。

写出这些只是想让世人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遵循“真善忍”重德行善，做好人，却横遭残酷迫害，没有信仰自由，没有基本人权。这是邪恶之徒对人性的践踏，对良知的迫害。呼吁世人赶紧伸出援手，帮助制止迫害，严惩江、罗等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