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8日，贺秀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被送往烟台市毓璜顶医院（又叫专区医院），当时贺秀玲连衣服都没穿，一只手还铐在病床上。

3月10日下午5点多钟，烟台市芝罘区610办公室头目李某电话通知贺秀玲的丈夫去医院看贺秀玲，来到医院，贺的丈夫发现贺的病情严重，已不能说话，家属要求陪床，遭到看守所两名看护人员的拒绝。

3月11日早晨7点多钟，李某又打电话催贺的丈夫去医院，8点多钟赶到医院时，贺秀玲已于早晨7点45分离开人世。

以下是贺秀玲的丈夫写的相关材料：

2004年3月10日下午5点多钟，我接到芝罘区610办公室李主任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家属有病，正在专区医院治疗。我问可否去看她，他说可以。我放下电话，乘车来到专区医院（即烟台市毓璜顶医院），经过多方询问医护人员，得知我的妻子在6楼脑神经内科32病房，我到病房打听，当时病房内还有两位病号，都有家属陪床，她们讲没有这么个人。我又回来找医生，医生领我到32病房，用手一指，说那不是吗？我过去一看是她，我问她话，她已讲不出话，有一只手还铐在病床上，身边无人看护。（当时我对妻子的病情不清楚，事后得知，在3月8号看守所把她送到医院，由看守所的两名人员看护，医院做出结核性脑膜炎病危诊断，一级护理）我问妻子哪儿不好，她就用手摸胸口，我扶她坐起，她喊痛，她的左眼已睁不开，既然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可为什么她胸口痛？我在那呆了约有5、6分钟，看守所的两名看护人员才进来（这之前，他们离开病人有多长时间，无从知道）。他们进来就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贺秀玲的家属，610李主任叫我来的。看护人员讲：给她（贺）药她不吃，吊瓶不打。我说我不相信。那个男看护去拿了两粒药，我给妻子吃了，还有一杯，据说是感冒冲剂，既然是结核性脑膜炎，服感冒冲剂干什么？起什么作用？两个吊瓶挂在床头，医护人员去给妻子打了一个。男看护讲以前给她打吊瓶她拔针（可我在时，她却不拔，为什么？我怀疑他们是否给她打针吃药）。这时其中一个男看护不知在给谁打电话，然后便告诉我不让我在那陪床，我说我是她家属，为什么不可以，这是谁制定的规章制度？看护又削了个苹果给她两片吃了，然后看护讲不能让她吃了。我不明白病人能吃为什么不让吃，难道还怕病人好吗？之后看护讲：你明天白天上班时再来，你捎些衣服给她换上，她的衣服、裤子因小便失禁都湿了，不能穿，她现在插尿管。当天晚上9点多钟我离开医院。

3月11日早上7点多钟，李主任又打来电话，问到：你还没到医院吗？我说昨晚去了，看守所的人员不让我在那。他说：你赶紧去，去晚了就进不去了。我赶紧收拾好妻子的衣服，赶到医院时大约8点左右，在一楼碰到了看守所的那个男看护，我们一起到6楼，我要到32病房，他不让，把我叫到医护办公室，到了医护办公室又叫我出来在外面等着。不大会儿，他出来了，610李主任也到了。李主任说贺秀玲已病故，病故原因你去问医生。我进去问医生，医生说：看守所把她送进来的，你去问看守所。我又出来把医生的话说给他们听，那个男看护还骂了医生几句，说医生不负责，现在的医生没几个好的。李主任讲：贺秀玲的遗体已送太平间。我当时也懵了，他不叫我去看她，既然她没穿衣服，为什么衣服拿来了却不让去给她穿？李主任讲：有什么事去看守所找大队长。我急着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亲人，离这近的都很快赶到医院。医生讲早晨7点45分死的，我们到太平间，太平间的讲9点多钟送进去的。我看了看妻子的遗体，腰间有绷带绷着（事后医院讲腰间做过穿刺，而看守所张大队长讲没做穿刺），如果是结核性脑膜炎为什么胸口、腰处有病？

下午，我们赶到看守所找张大队长，张大队长说：贺秀玲的死和看守所毫无关系，看守所只是关押，别的不管；又说：贺秀玲长时间这样不讲话；还说：3月4号发现她头晕，找120送医院检查没有毛病，拉了回来，3月5号又送医院检查，医院诊断为脑血栓（投稿者注：字写得有点草，这‘栓’又象‘柱’）和两腿下肢血栓（？柱？），又拉了回来，3月8号病情加重，又送专区医院，医院确诊为病危，晚送7天，并做出一级护理。最后张大队长讲要我们找主办单位。

离开看守所，我们又去了市610办公室，并讲明情况，市610又让我们去芝罘区610找李主任，一切都他主管。到了区610找李主任不在，办公室的人都装出对这件事什么也不知道，叫他们联系也不联系，最后一个姓高的和他联系，联系上说李主任开会不接见。离开区610，我们又折回到医院，找到医生了解情况，有的医生讲在医院没给贺秀玲插尿管，具体主治医生姓郭，他到济南去了，一个姓孙的主任医生说：大体是结核性脑膜炎，但还是没有正确做出病情报告。然后，我们又到太平间，太平间的要我签字，我说签什么字，他问死者叫什么名？我告诉了他，他又让我签字，我也不懂是干什么就签了，离开太平间，走出几十米远发觉这签字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就又急返回来，却发现看守所的张大队长和610李主任在拉我妻子贺秀玲的遗体，我们交涉了一番，无论看守所或相关责任单位（人）出于什么目地，都应堂堂正正向家属讲明情况，调查取证。

3月12日，我们又到看守所进行交涉，同时我们向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发出电报，要求立案调查。我们到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处，市信访接待处又介绍到区公安局接待处，区公安接待处做了记录，当时整理出来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完整，复印出来留下存根。下午，市公安局芝罘区公局信访接待处的答复是：看守所、610、信访接待处都是公安一家，如作出的答复不满可上访。下午，我们又到了专区医院，通过看守所要死者的病历档案，档案不是原始的，都全部做了修改复印，好多要紧处都没有病历记录。我们去了32病房，想询问一下同病房的人，但病号已转移，空无一人。我们和杨（编者注：扬？字迹不清）医生（看守所的）到了脑神经内科，我妻子的妹妹问：为什么人都死了也没诊断出到底是什么病？一大夫说：就两天，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能诊断出什么。因为当时看守所的人在跟前，大夫改了嘴，妹妹说：我明白了，那肯定是看守所把病人送来晚了。那个大夫当时就火了，说：你别想从我们医院套出什么来，我不和你们说了。

3月13日，我们又去了看守所，要求先把死者冷冻起来，然后又到了市政法委，可是政法委都休班，我们又去了区检察院反映了情况。

事情大体情况现在就了解这么多。作为死者的家属，对于妻子这不明不白的死，也不知究竟该找谁，反正一个好好的人被抓进看守所，这么短的时间却被折磨成病死了，如果这件事不能得到一个公正、合理、满意的结果，我们将继续上访。同时，我也发出呼吁，希望中国的执法部门能够秉公执法，立案调查，使得这一人命案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结果，也希望全社会所有善良的人们能伸出援手，帮助无辜的受害者，使得正义得以伸张。

徐承本
2004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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