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么会去那么多人

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访的人数，后来在中国官方宣传中说是一万人，而据见证人估计，这个数字是被大大缩小了。上访的直接起因是所谓的“天津事件”。天津法轮功学员因为看到“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登了一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认为不符合事实，去杂志社反映情况，结果45人被抓，并有学员被警察打伤。天津警察4月23日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说，因为北京公安部介入，天津无权决定放人，要想解决问题只有到北京。4月25日在北京，超过万人去上访。有人问，这么多人在这么短时间内，是怎么得知消息行动起来的呢？

来自北京东城区的一位医生申女士说，她从别的学员那里听说4月23日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天津警方告诉学员要解决问题需要去北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她告诉了每天在一起炼功的学员。当时有的学员说不妨一起去信访办公室，但是也有学员并不想去，都是个人决定的。

北京西郊一位刘女士说，她认识的学员中有人在天津有认识的人，听说消息后告诉她的。

被采访的学员有4月23日、24日两天知道消息的，也有4月25日早上去炼功的时候才听说的。

天津距离北京90多公里，不到60英里。天津警察抓了人，告诉学员要反映情况到北京去，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和附近地区只需要几个电话，查证起来也很容易。法轮功从1992年到1999年的发展，主要是靠有人炼了功以后觉得好，告诉亲朋好友、街坊邻居，所以炼功学员之间本身就有种种联系，碰到这样的突发事件，不在一地的亲戚朋友之间用电话、电子邮件传个消息是几分钟的事情。住在附近的学员因为平常在一起学法炼功，几乎是天天见面，有个什么事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有的地方是一早一晚每天见两次面。从时间上算起来，一个消息在两天内从天津传到北京和附近省市众多学员的耳中，并不奇怪。

而从去的人数上看，按照当时中国官方的统计，当时全国学炼法轮功的有一亿人，按照比例估算一下，地方警察让学员向北京反映情况，这个和各地学员都有关系的事情，北京、天津和附近省市学员中只有一万多人去，人数也不算多。

倒是去参加上访的人们是怎么作出要去上访的决定的，每个人有各自的想法。但是问这个问题之前，记者问几位当事人，当时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

二、是去中南海还是去信访办

围绕4.25上访事件，一个很多人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法轮功那么多人要去中央领导人的居住地中南海，不但容易给某些当权者造成压力，甚至后来被中国官方宣传说成是“围攻中南海”，成为镇压法轮功的借口之一。对此，法轮功学员一直说，根本没有要去中南海的意思。当时大家商量好要去的是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位于府右街，在中南海西侧。

有人说是因为信访办公室门面很小，离中南海又很近，府右街又窄，人多站不下，排到中南海门前去了，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有可能，而中南海确实又比信访办有知名度，加上后来出来接见学员的是国务院总理，媒体报导中可能就说成是中南海了。这种解释听起来好像说得通。但是一位旁观者却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北京中南海是那么敏感的地方，别说上万人，你就找上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到中南海门前，能站上几十分钟吗？不被驱散才怪呢。上万人陆陆续续到那儿，站了一整天，不奇怪吗？”

北京西郊的刘女士事后回想起来，也认为事情不象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刘女士说，“4月25日一大早，4、5点钟吧，我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到了府右街北口，发现那里已经有很多警察，但是警察并没有问我们是干什么来的。我就有点奇怪了。后来人渐渐多起来，还有警察指挥我们过马路，顺着府右街从北向南走，走到中南海西门时才发现对面也有一队法轮功学员在警察的带领下从南向北走，到中南海西门处和我们汇合。当时我有点奇怪为什么警察不但没有盘问，没有试图驱散，而且还指挥着学员走到中南海门外。学员倒是很自觉，虽然很多人互相之间不认识，但是大家秩序很好，还有人自发的维持秩序。”

原北京东城区的卞先生说，当时就是要去信访办反映情况。说什么“围攻中南海”，那都是后来有人为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瞎编的。

三、为什么要去上访呢

说起为什么要去上访，被采访的几位当事人都从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谈起，说炼法轮功这么好，有人诬蔑法轮功，炼功环境受到骚扰，而且到99年以前，法轮功的书籍也被禁止出版了，现在人又被抓了，觉得自己应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句公道话，请政府领导了解情况，公正处理。

在大学工作的刘女士炼功以前一身是病，学了法轮功几个月就全好了。海淀区一位姓王的工程师炼功以前患有子宫肌瘤，医生诊断说左右乳腺都需要切除，炼功以后没有做手术都好了，子宫肌瘤自己化掉了。身为医生的申女士炼法轮功以前曾经有一年卧床不起，第一次去炼功点学功是老伴儿搀着去的，结果回来的路上身体就开始一身轻，是自己走回来的。

王工程师还讲了自己炼功以后思想行为上的变化。她和老伴儿是有公费医疗待遇的，子女没有。以前儿子感冒发烧，用家里可以报销的药是很平常的事情，炼功以后她自觉的不这样做了。女儿去看病，熟人医生给她出主意说把病人名字换上她的，可以报销医药费，她谢绝了。

刘女士说，在99年以前就有法轮功学员炼功受到骚扰的事情发生，她本人和相识的学员都因此给有关部门和政府领导写了很多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还不断听说各地炼功受骚扰的事情，她想，既然写信没有用，这次天津警察又说他们无权放人，只有去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了。

王工程师所在的海淀区某炼功点还曾经被警察包围过。她也曾经写过很多信，希望通过自己亲身受益的例子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但是也没有回音。她说：“当时的想法是，听说天津警察抓了人，那他们今天抓天津的人，我也是炼法轮功的，是不是明天会抓我呀？这样想，当然需要去和中央领导人说清楚。”

四、有没有想到什么后果

记者问，有没有想让政府看看我们人多，想靠给政府施加压力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没有想到大家一起去上访会给人造成什么印象，或者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没有”，而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

申女士说，“当时去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就是普普通通去反映情况的一件事，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去，大家知道消息后是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她说，就是去的人到了那里以后看到有那么多武警、摄像机，也有临时改主意的，也有有意站得远远的成为旁观者的。

王工程师说，根据自己几十年在北京生活的经验，事前也想到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所以思想中在正义和利益之间作出了选择，她选择的是前者。

机关干部卞先生说，他知道有的学员去之前把家里情况安顿好，是做了最坏可能的准备去的。

朝阳区一位年轻的杨女士的想法比较简单。她说：“一不参与政治、二不反对政府，再有人折腾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做实验师工作的刘女士说，去之前没想到会有多少人。她说：“我们去是为了反映情况，完全是本着对中央的信任才去信访办的。92年到99年法轮功传得很快，在社会上各方面反映很正面，是说法轮功好的，很多高干和高干家属也学炼，所以根本没想别人会把炼法轮功的人往坏处想。”

刘女士还说，在1999年之前，从1996年光明日报发表歪曲事实攻击法轮功的文章，1998年北京电视台根据何祚庥提供的歪曲事实的消息做的不实报导，每一次学员知道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把事实情况说清楚，报纸的编辑也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好，了解情况后都有很正面的印象，北京电视台还采访了炼功学员，播放了对法轮功的正面报导。因此她想，针对个别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对待和不实报导，去反映情况，说明真象是需要的，也有用。事后有邻居说她没看透，说日后法轮功还会遭受更大的麻烦，她还不信呢，可惜三个月不到，邻居的话不幸言中了。

对于在政府机关工作了几十年的卞先生来说，在去不去上访这个问题上，最多的考虑还不是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而是这么做是不是符合法轮功对炼功人的要求。

卞先生说，法轮功创始人早在1996年9月就在《修炼不是政治》一文中明确说“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因此他对于“上访是否是参与政治”这个问题上很谨慎，有深入的思考。卞先生说他想通这个问题是在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对法轮功作出不实报导以后。98年5月份北京电视台不实的报导播出以后，有学员商量要去电视台反映情况，那时已经到6月初了，他想，快到敏感的日子了，去上访是不是会和政治掺合在一起，让人对大法有误解。结果和老伴儿在家想了一天，最后想通了，他说：“我们就是去反映一下我们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编辑、记者、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说清楚，让他们了解情况，很单纯，不牵扯政治。”

后来卞先生和老伴儿坦然的去了北京电视台反映情况。因此99年4月25日去上访，思想上很轻松，觉得应该去说说情况。卞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几十年背上的思想包袱，碰上什么事都和政治联系上，和自己过不去，真是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