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的人都按“真善忍”做好人，使家庭和睦、社会道德回升、社会安定，这多好，可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妒忌开始镇压法轮功，强迫所有人放弃这个于国于民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为了镇压，编造了诸如“1400人死亡”、“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谎言，用文革式的手段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毒害了众多世人。

为说一句真话，我于99年7月21日依法进京上访，却被警察截回当地。第二天，实验小学原书记王久斌和教委主任赵维刚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禁止我与同修联系，让家人看着我。几天后，王久斌抢走了我的《转法轮》。

2000年4月16日早，我到体育场炼功，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县公安局以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罪”将我拘留，出来时被原政保科科长王福臣勒索200元钱。回家后，教委非法给我开除工职、留职察看一年的处分，期间不许我参加教育教学工作、不许晋级（我于94年8月晋升为小学高级）、不许参加教师评优等，每月都扣我一部分工资，前半年扣了我工资的30％，以后降一级工资。此外，教委和学校不明真相的领导还多次骚扰、恐吓我，给我造成很大压力。因为我始终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对我的非法处分至今快4年了仍没有解除。

学校曾组织收看造假录像“朝阳董立杀母案”，我没有参加，被书记李福玉汇报给了教委，又逐级上报，2002年5月19日下午，我被公安局不法警察伙同教委、学校领导绑架。那天下午我刚上班，原校长贾振生打电话让我去校长室，当时在场的有教委书记张志伟等，他让我去在兴城办的洗脑班，我拒绝参加那种剥夺人身自由的非法洗脑班，张志伟就叫来了公安局警察，一个姓刘的警察当着学生和教师的面强行将我绑架上车送到了兴城洗脑班。

在洗脑班，我们被强迫观看诽谤录像、听讲座，610主任尚尔贵和公安局副局长王立民等人还以“劳教”相威胁逼迫我放弃修炼。在那里，我见识了种种荒谬可笑的逻辑。比如，他们劫持我的那段时间我女儿面临中考，正是需要妈妈照顾、鼓励、关心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情况也不放我，不允许我尽母亲的义务，反过来却说“炼功人不管家、不管孩子”。那次的事给我们全家和亲友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那可怜的女儿就不用说了，我年迈的老父亲听说此事后特地从沈阳赶过来、却见不到我，只好在家里担心垂泪；我丈夫心脏不好，兜里揣着救心丸几次去兴城看我……我在里面受折磨，他们在外面受的精神摧残更加严重。其实何止我们一家啊，迫害近5年了，千千万万个家庭饱经了刻骨铭心的精神摧残。

2003年12月15日，受谎言蒙蔽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说法轮功“不好”，我为了让学生明白善恶是非、有一个好的未来，告诉了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想被学生举报，被校长贾德柱停课，我多次向贾德柱和书记李福玉陈述事实真相，并要求还我正常工作权利，他们都一拖再拖。

我向不明真相的校长贾德柱讲法轮功真相、劝他分清是非、站到正义一边、不要干助纣为虐的傻事，他的表现让我非常吃惊，他说：“共产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错了我也干！”2月21日，我和书记李福玉聊天聊到我的信仰时，隔壁的校长贾德柱听到之后气冲冲地来到书记室对我说：“给你脸，你不要脸，你再到处说，我就送你去‘劳教’……”一个文质彬彬的校长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我没想到的。3月3日，校长贾德柱把我叫到了校长室，当时在场的还有李福玉和一个副校长。贾德柱告诉我说：“教委让你放弃法轮功，写‘保证书’和‘转化材料’……”并要求我3月15日交给他。我再次面临着在良心和现实利益之间作出选择。

我不明白：做好人有什么不对？真善忍哪里不好？各位领导和官员为什么容不下一个按真善忍做人的好人？虽然有些事你们也迫于压力、出于无奈，但面对如此分明的善恶是非，你们至少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吧？况且，本该“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首先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善良、正义的本性，在大是大非面前以“迫于压力”为借口做出善恶不分、迫害好人、有损自己做人尊严的事怎能为人师表呢？

事实证明，邪不压正，血腥的镇压已经4年多了，但法轮功不但没被铲除，反而越来越壮大，截止到2004年2月中旬，法轮大法已经洪传世界60多个国家；《转法轮》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的褒奖及感谢已达1223项。独裁者江××及其帮凶已经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告上国际法庭。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奉劝那些仍在替江××卖命的各级领导、执法人员及恶人，要认真地想一想，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快快醒悟吧！不要再迫害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