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因进京为大法讨个公道，被恶人绑架到某臭名昭著的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其间经历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和精神迫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和放弃做人的良知。

2001年3月19日，教养院开始强制“转化”。那天中午，午饭还没有吃完，恶警们就像疯了一样领着一群犯人冲进屋里拖出两名大法弟子，问转不转化，得到不转化的答复后，就扒光衣服摁在地上，七八根电棍就上去了，专电敏感部位。更惨者电棍捅进60多岁老人的嘴里和小便处，不一会满屋子都是皮肤被电棍烤焦的气味和恶警们的吼声。整个教养院都被邪恶笼罩着。我被犯人带到走廊，一顿长时间的拳打脚踢之后，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同时向犯人们讲真象，他们当时根本不听我讲的，根本就没有理智，恶警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双手被铐着，铐齿都卡到根了，胳膊一会就肿得发紫了，疼痛难忍。打倒了我就站起来，打倒了就站起来，我记着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为了大法，命都可以不要的，何况一只胳膊。我时刻用正念加强自己，尽管如此，手腕的铐印一年多都没有消。

这时，一恶警见我不放弃修炼，就叫犯人给我浇凉水，电棍对着我的脖子就上去了，一会儿糊味就出来了。“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在纽约讲法》），师父的法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心一坚定，恶警一会就不电了，走了。（后来我看了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一会，又一恶警见我还不转化就用腰带和胶皮棒没命的打我。当时我正念很足，打在身上都没有什么感觉，就这样一直酷刑折磨到天黑，我鼻骨都被打歪了，脑袋上的大口子往外淌血，他们才住手。无论邪恶怎么邪恶，多么疯狂，我都不能放弃修炼，不妥协，因为我知道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也知道自己如果向邪恶妥协，生命的永远将意味着什么。

后来教养院把我们十来个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组成一个严管中队，加重迫害。早晨五点钟起床，坐在马扎上，直到晚上12点，不许说话，每天定点上三次厕所。还有五、六个同修坐在凳面只有三指宽的凳面上，有时直接坐在水泥地上，而且还要读恶警们规定的十不准。由于当时的环境非常的邪恶，压力非常的大，我们当时在默默的承受着。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都在默默的背法，整体升华后才突破这个环境。

一天恶警大队长领着几个警察冲进我们屋子，点名叫我们背一遍“十不准”。当叫我背时，我坚定的说我不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再配合邪恶，如果再纵容邪恶就等于自我毁灭了。他们看我很坚决，也没叫我后面的同修背，咄咄怪事，我站了一会他们就都走了。真是坚定大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在迫害中，你正念强，邪恶就弱，你正念不强，邪恶就想尽一切办法迫害你。

紧接着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精神迫害。这种叫人放弃信仰，放弃做人良知的迫害，比酷刑迫害都痛苦。恶警们拿着一个大录音机整天放着邪恶的言论和两院通告，而且把音量开到最大，震得看我们的犯人用手老捂着耳朵。恶警们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因为有上次不背“十不准”的经验，我知道当我们整体升华上来形成凝聚力的时候，邪恶就不攻自破了。果然不出一个月，恶警们就把录音机拿走了。

“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就这样，在教养院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后来我被恶警带到单独关押和一群邪悟者在一起，我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我就和邪悟者讲真象，同时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刚开始几天还有人找我谈谈，以后的几天几乎没人来干扰我。我就整天背法和整点发正念，不到两个星期，恶警一看没办法，就把我送回原来的中队了。回去后，我就整天的背法和发正念，活也不干了。干得越多，迫害得越严重，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不能承认这种迫害。直到被释放，我都没有再给教养院卖苦力。

回来后，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就象是一台戏一样，这期间不同的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大法弟子在这期间树立自己的威德，自己的感受如同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我们经过了多么严酷的这段历史，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我们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你们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与你来在这里的意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遗憾的，等待大法弟子的也都是美好的。”（《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

在证实法的这条路上，我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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