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0年9月－1993年7月在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学学习英语语言专业，毕业。
1991年12月－2001年6月在中国山东济南43中学工作，物理实验员。

我于1993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黄台电厂片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我通过多年的修炼，认识到了人生的意义在于返本归真，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我及身边的修炼者无论在精神道德上，还是在身体健康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受益匪浅。这也促使我在江泽民一伙打压法轮功后，虽遭受残酷迫害仍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我于1999年4月25日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回来后即受到监视、讯问。4月30日，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局政保科于科长、张科长及工业北路派出所民警刘启利到我单位对我讯问了7个小时，要我交待4.25事件去北京上访一事，追查所有参与的学员。他们虽没有拘留我，但从那天起，我的所有活动都被公安局监视，我的住宅电话被窃听，在单位里由校领导负责监控、谈话，在家里由住地公安科及居委会监控。在周末或晚上，还常常打电话到我家里，看我在不在家。

6月20日我去上海探望动手术的家人，被要求写下保证书及乘坐列车车次和在上海的医院地址，经审查才让我去上海。从这时起，我被列入“济南市公安局法轮功骨干分子”重点监控对象。

1999年7月21日，江氏集团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宣布“取缔”法轮功，并非法逮捕了全国各地法轮功辅导站的主要负责人。我于7月21日上年11点去山东省省委上访，要求释放被抓的负责人。我因此被警察强行扣押，由驻地工业北路派出所民警押回，并扣押我5天。

我被关在历城区黄台影院附近的巡逻大队审讯，我的住宅同时被抄家，价值近万元的大法书籍、录音、录像带、通讯录、私人信件全部被抄走。我被关押期间，由一名公安局长龚局长坐镇指挥，8名警察对我24小时审讯、洗脑。4天3夜不准我睡觉，我只能坐在木椅上。更为卑鄙的是到第3天，他们见我仍不写“保证书”，就密谋不让我有丝毫的机会休息，强迫我看电视中诬蔑法轮功的报道，甚至当电视里没有任何节目时，仍逼迫我看满是雪花的屏幕……造成我精神恍惚，身体极度难受，致使回到家中后虽然极度疲劳，却无法入睡。

1999年7月26日下午6点我被家人和单位领导保出后回到家里，公安更是骚扰不断。当时学校正放暑假，警察规定我下楼要向楼长李某（女，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黄台电厂退休职工）报告，出宿舍区要去治保会报告，回来后要再去治保会报告。每天早上有2至4名警察到我家查看一遍，晚上再来查看一遍。不论白天还是深夜，警方随时打电话到我家里查问。单位里派中层干部到我家里谈话，给我洗脑。我常常被叫到治保会，接受警方查问，向片警“汇报思想”，我还被命令定期写出思想认识，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

9月1日。开学后，公安常打电话去我学校骚扰，不定期去学校与我“谈话”，或去我家中察看，谈话。出门常被跟踪，邻居被告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单位里也派人监视我。

1999年9月下旬，因我与同修交流，被叫去治保会由民警孙伟讯问一次。

2000年1月23日与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济南黄台电厂宿舍区交流一次，后被警方得知，被抓到治保会由工业北路派出所民警孙伟讯问一次。
2000年8月19日我到同修康新中家拿了几份法轮功真相材料，被发现后，第二天被工业北路派出所扣押9小时，后由单位保出。

2000年9月27日晚8时30分，与功友在宿舍区交流一次，后被公安得知，由民警纪中栋讯问一次。2000年10月14日我被工业北路派出所民警纪中栋恐吓，并被勒索保证金5000元人民币，理由是我是工业北路派出所辖区的法轮功重点人员，如果我去北京上访的话，派出所和单位开车去北京押人的所有费用，包括汽油费、住宿费等都从我的保证金里扣除。

2000年10月24日下午被民警纪中栋恐吓，让再交1万元人民币，因为这次是把我列入历城区的“重点分子”了。当天晚上7点30分，济南市实行大抓捕行动，我被工业北路派出所辖区民警纪中栋、孙伟等3人以谈话为由绑架进历城区法轮功洗脑班，被关押在离市区50公里远的会仙山上，整整4个月，没有一点人权，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受尽精神、肉体折磨。在洗脑班上我们每天被勒索100元人民币的洗脑费。学员之间不准随便讲话，窗户被用厚木板钉死，出去上厕所要向警察报告，允许后才可以去。（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不准出关押我们房间的门，门外由警察把守，24小时看管，不准锁门，警察每5至10分钟巡逻一遍，通过门上玻璃随时监视学员一举一动，可随时闯进屋搜查。每天被逼看诬蔑法轮功的文章、电视，常常以刑事拘留、劳教、精神病院威胁我们。有时一直被囚禁在室内1个月，也没有机会放风。洗澡有时2周一次，有时1个月一次。每天吃到的食物不超过10元钱。没有通讯自由，只有经批准才可在别人监视下打一个电话回家。家属不得随便看望。有好几次我的家属大老远跑来看我，警察却不让我们见面。家属见面只有在公安认为需用家属做转化工作时才可以。每次见面10至20分钟，由公安在旁监视。法轮功学员被逼打太极拳，写揭批李洪志老师的文章，并要在大会公开揭批，电视录像，单位及家属担保，才可获“自由”回家。我们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每天必须强制上课，接受洗脑。期间我因不写保证书被毒打一次。工业北路派出所韩姓警员（男，约50岁，原是历城看守所所长，后调入历城公安分局工业北路派出所）抓着我的头发，用力猛地将我的头从左边拧到右边，又猛然扭转回左边……因用力过猛，我的头发被一缕缕地扯下。公安使劲地打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整个毒打过程约20分钟，事后我发现右耳损失听力约1/3.到马来西亚后，在医院做了检查，证实右耳听力受损伤。

到2001年正月春节，不写保证书的都被劳教了，我是最后一批，因我有海外关系，我的姨夫是台湾驻外大使，父母移民在美国，他们对我稍微仁慈了一点。将我押至山东淄博王村省劳教所三分所洗脑，内定给我三天时间，再不写“保证书”就地劳教。

2001年2月21日，我被押至淄博王村省劳教所三分所洗脑。在这里我真正领略了什么是“人间地狱”。一进所，就被几名人员围着一刻不停地交谈，给你洗脑，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加大迫害，狱警让几个人围着一刻不停地与我交谈，我只被允许从凌晨3点到5点睡了2个小时。

我于2月24日由家人、单位保出。至此我被勒索保证金5000元，洗脑费13000元，共被勒索18000元人民币。再加上父亲见我被抓，不能按时返美工作，母亲得知我将被劳教，放下工作心急如焚地从美国赶来大陆，给我的家庭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十几万人民币。在我被关押洗脑班期间，整天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2001年2月24日回家后，我也没有自由，公安依旧监视，学校领导奉命加强对我的洗脑迫害。学校党委书记黄兴、工会主席宋祥生专门负责对我的洗脑、监视。校长刘明晨强迫我在教工“揭批法轮功座谈会”上谈认识，对我的迫害使我觉得生不如死。

我为摆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迫害，于2001年6月来到马来西亚。我虽已在国外，但依然受到江氏邪恶集团的迫害。我所在史丹福学院一名与中国大使馆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学生YANG YONG（护照号码144704478，已于2003年2月回国，当时在读LCCI专业），将我报告给中国大使馆和史丹福学院国际学生部主任张天福，（张天福已于2002年5月辞职）。同时史丹福学院国际学生部主任张天福将我报告给petaling jaya的警局。

2002年4月23日下午，petaling jaya警局的警员突然来到史丹福学院，要我第二天即4月24日上午8点去警局谈话，并要我提供一份所有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名单、护照号码、电话号码。24日8点张天福与我来到petaling jaya警局，一位警官对我的身份作了详细记录，复印了我的护照，并向我解释了马来西亚政府对法轮功的政策。

我于2001年10月份在吉隆坡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专办公室申请难民身份。于2002年10月1日联合国给予我难民保护身份。

我于2002年10月1日获得联合国难民保护身份，联合国难民高专办公室在难民再安置项目和家庭团聚原则下，与美国政府磋商，近日决定将我再安置于美国纽约，使我可以与在纽约的年迈的父母团聚。

我在此感谢联合国及美国政府对我的帮助，并希望以我在国内的亲身经历起诉江泽民。

在此，我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共同向中国政府发出正义的呼声，要求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性迫害，制止杀戮，严惩元凶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