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是一部高德大法，告诉了人如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能使人心向善、社会道德回升，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迫害诽谤。

99年4.25以后，我曾两次进京上访。

2000年6月20日我和同修们一起进京，同去的同修有的在车站被抓，我和同修孙士权躲过了一道道警察的关卡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时一个大法弟子在英雄纪念碑前突然打开了一条“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警察上去就抢，我赶紧过去将横幅夺了过来打出去。这时广场上到处都是横幅，耀眼夺目。我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几个警察抢走了横幅并把我推上汽车，当汽车开出广场时，我把窗户打开，将横幅打了出去，一直打到公安局，一个警察看到我的横幅说：“这小子还打呢。”车一停那个警察就把我拽下车，抢去了我的横幅，对我拳打脚踢，然后让我站到一边，样子象是要单独对付我，一会儿孙士权过来，把我叫到了同修中间，我们进屋后，那个警察找到我，又对我大打出手，同修们都喊“警察不许打人！”在同修们的谴责下，那个警察打了我旁边一个同修几下后就走了。我们都被关在地下室，只能人挨人地站着挤在一起，我们一起学经文、背《洪吟》，一会儿横幅就挂满了地下室。

当天晚上，我们被送到了北京怀柔看守所，被强行登记和搜身。我没有报姓名地址。警察把我带到了监号里、对一个犯人嘱咐了几句就走了，然后那些犯人就按着我让我蹲在便池上，强迫我脸向上仰，从头顶往我身上浇水，我被呛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又用保温桶的热水浇我，就这样几桶凉水、一桶热水交替进行，还用多种手段体罚我。我连夜被提审，警察没有达到目的，就把我全身浇上水，浇得衣服全湿透了，然后强迫我坐在水泥地上，过一会干了再浇，只要我一闭眼就打我，让人看着我背监规，两人一班、每班两小时。我说：“我没犯法、背什么监规？”他们就对我连踢带打，这样几次之后，他们不让我背了。

我被好几个提审室非法提审。第一提审室问我：“国家不让炼法轮功、定为××了，你知道吗？”我说：“定错了，我是来上访的。”我就把我炼功受益的情况讲给他听了。我说：“大法是修炼，是教人做好人的，能使人心向善、社会道德回升，法轮功是正法。”警察说：那是人大会议定的。（其实人大的所谓立法也并未提及法轮功，对法轮功的定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说：“这是偏听造成的，可以派人去调查，就会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警察说：那是不可能的，定了就得执行。接着是第二提审室、第三提审室，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和看法、跟他们洪法。

几天里我没吃没喝，也没合上眼睛睡觉，不知挨了多少次打，伤痕累累，站着都要摔倒，一天下午警察把我叫出去，说：把你放回去，以后别再来了。门岗说没有放票不能放，这时过来一个人说：不放出了生命危险你负责吗？这样我被放了。

2001年，我和妻子李玉杰为证实大法挂横幅被非法劳教两年，我被送到葫芦岛教养院，妻子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家中只剩儿子一人。全家支离破碎，亲朋好友都受到了很大打击。儿子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更大。我和妻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受到这样的迫害。

2003年1月6、7、8日，葫芦岛教养院对坚定大法弟子进行了一次血腥暴力的强制转化，动用了教养院所有的警力、刑具和帮凶劳教犯，整整进行了3天。

那次以院长姚闯为首，大队长刘国华等坐镇指挥，二楼东侧三个教室变成了三个行刑室，对三个班的坚修大法弟子同时进行了毒打、吊铐、电击。刑具多种多样：除了警棍之外，还有钢筋缠塑料、折几个来回的电话线、塑料管、狼牙棒、老虎凳……

1月7日下午，大队长丁文学、范永杰把我叫出去，以检查身体为名找狱医高××拿了几片药，然后将我两手紧紧铐上，让两名帮凶劳教犯架住我的双臂，恶警张福胜一手捏住我的两腮、一手用鞋刷撬开我的嘴、把药灌进去。张福胜、王维珍、宋忠天、吴扬等恶警手执电棒放进我的裆部、小腹、脖子、头顶等处，几根电棍同时点击，同时毒打，6个小时之后又强行给我灌下了那种不知名的药，张福胜说：非把你打迷糊不可。丁文学也多次扬言：“裴忠华你不转化后果自负，这里是专政机关，没人管的。”最后他们扒去我的衣服给我全身泼上水再用电棍电，我当时正念很强，电棍反电，恶警们面面相视说：这小子有功吧？张福胜挨了电气急败坏，颠倒黑白地反骂我：不打你我能挨电棍打吗？之后，他们有所收敛，不用电棍了，而是用打耳光、坐凳、垫板等体罚方式继续折磨了我10个小时左右。这次迫害之后，我小便处红肿、裆部、腹部、脖子等处都是血泡、伤痕，牙床红肿不能嚼东西，这种情况下恶警还要我们下楼走步、跑步，我们身上的血泡都磨破了。

2003年夏我两年劳教期满，才离开了葫芦岛教养院那个人间地狱。

上面这些只是我几年来所受迫害的一部分，我只想做一个好人，有个好身体，却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毫无道理的迫害，我承受的这些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几年来所承受的一个缩影，而迫害至今仍在继续，我希望更多的正义之士能站出来支持正义，希望更多的善良人能站出来维护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