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监狱里，我们不打报告，不戴（罪犯）标志，不穿囚服，不劳动，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犯。监狱干部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屈服，所以2002年4月，办了个监狱学习班，在所谓的学习班上，强制我们戴罪犯标志，当时我坚决不戴，一监管干部随手就给我一记耳光，并用绳子捆我半小时，然后将我的双手反铐在三楼的窗户上，因窗户一米多高，我个子矮，所以只能用脚尖踮起站在地上。当天被铐在三楼的还有大法弟子王建辉、胡惠、蒋言莉、张志清、另一位大法弟子苏兰被铐在楼下，一铐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整天惨叫声不断。这仅仅是因为不戴罪犯标志，不打报告而受到的折磨。我们在这里被关了5个月。

恶警对我们的折磨、迫害达不到目的，于是他们就挖空心思在监狱办起了所谓的爱国主义学习班，在这在所谓的学习班上凡是大法弟子不戴罪犯标志、不打报告的，恶警就把罪犯二字写在大法弟子的衣服上、被子上、枕巾上、毯子上、甚至内裤上。这种违背宪法，对人身、人格、人的尊严的侮辱却被冠以爱国主义的名号。

恶警还让想减刑的刑事犯轮流拉着大法弟子在坝子上跑，并向大法弟子大打出手。后来，恶警见我不屈服，便把我和另外两位大法弟子转到楼下的严管组。

2002年10月中旬的一天，监区长王新亚来到严管组，叫我打报告。说自己是罪犯，我没有说，于是把我叫到干部的办公楼上，把绳子丢到地上问我，打不打报告，我说不，王新亚和另一监区长高梅，用绳子将我捆上，然后两人轮换打我耳光，见我仍然说不，副监区长高梅拿着一把剪刀边剪我的头发边说：不是罪犯就给你剪成罪犯头，看你是不是罪犯（头发剪成男不男，女不女的阴阳头）。并威胁我不准叫，否则就用一张毛巾倒上他们喝剩下的茶水堵我的嘴。我的右手不能用力，握笔，扣衣服都不听使唤，监管还说我是装的。第二天，王新亚，副监区长高梅，教育科科长（专管迫害法轮功）很多干部都在场，威胁我说：你下去不准说这里的事，你说了你脱不了手。还叫下面的人不准帮我做事。在即将转往成都龙泉监狱时，他们见我的手实在不能动时，才将我带到苗溪区院检查。我的手早已萎缩了，而且很明显的一只手大，一只手小。在苗溪监狱，凡是不写保证，不喊报告，不戴标志，都会受到残酷迫害。如大法弟子高红香，因拒绝写不炼法轮功“保证书”而被监区长王新亚、副监区长高梅用绳子捆绑两天。

2002年11月5日，由苗溪监管干部，沈管教，李医生送我们到成都龙泉监狱(洛带)，该监狱医生问他们咋不早点送过来就医，他们为了掩盖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推托说早不知道。

在龙泉监狱二二监区，监管干部为了叫大法弟子必须喊报告，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也不管用。于是叫每个人轮流打报告，如果那天有一个不打报告，全监室的人都被罚站到晚上1、2点钟，达到引起公愤，制造矛盾，从而出现刑事犯打大法弟子的恶性事件。有一天，一个功友发现一个新被劫持来的功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便对管教说下面打人了，这位管教却说，谁看见了，她自己怎么不来，是她自己打自己的，还说：你把自己管好就完了，监管干部就是这样利用、助长刑事犯打我们的功友，以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

2003年4月份，非典期间，管教干部利用刑事犯强制给大法弟子灌药。并且他们还自己制作了一根木棒捆上布，有的功友被几个人按倒地上使劲敲开嘴灌药，其中，张洪琼被灌药时被撬掉2颗牙齿。

在监狱里，我们有的大法弟子仍然坚持炼功，一天一个功友炼功大法弟子被刑事犯打了，监管干部不管。大家齐心协力，绝食6天，强制要求处理打大法弟子的打手，监管干部才不得已处理了打人事件。还有一次，一个功友在床上炼功，监管干部，室长（也是刑事犯）叫这位功友下来，她不下来，室长打了这位功友，这个功友说：监室长带头打人，必须给个说法。管教无奈，不得已罚该室长站一天，并取消室长资格。

我把自己所经历的迫害写出来，目的是向世人讲清真象，揭露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