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江氏集团的邪恶的镇压。在这几年中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2000年2月我到高疃镇王家疃村一位大法弟子家，被恶人举报，抓进了高疃派出所，拘留了15天，被勒索了1000元。

2000年6月，我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不料中途被抓，被恶警强行送进福山西山监狱拘留了半个月。后来又被带到高疃镇政府，在那里我遭到了政府执法人员、工作人员的毒打。一个恶警说要拿电棍电我，另一个说要拿开水烫我。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师父的一段法清楚地浮现在脑海里：“有人怕，怕什么？弟子们哪！你们不是听我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时，心里产生怕的念头而掉下来了吗？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精進要旨》-大曝光）。后来恶警也没有对我怎么样。正如师父所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去掉最后的执著》）。最后，我绝食一个星期，堂堂正正地闯出来了。

2001年二月初五，史术家（谐音）带人把我抓到高疃镇政府。我想：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做好人，怎么能呆在这里呢！？师父啊！我一定要出去。等到第三天晚上，我一晃铁窗栏杆，结实的栏杆竟然断了，我明白是师父在帮我呢！就这样我顺利地跳窗逃了出来。

我从此流离失所。后来我来到呼和浩特，在散发真象资料时，被恶警抓到当地派出所关押40天。身上带的呼机、皮包都被恶警强占为己有。恶警逼我说出地址、姓名；我不说，它们就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又值夏季，身上痒得难受又无法挠痒，那种滋味真是苦不堪言。恶警又诱逼说：“说出地址、姓名就给你打开”。由于我法学得不好，对邪恶抱有幻想，又难受至极，动了人心，说出了地址、姓名。可说出来了它们仍没给我打开手铐、脚镣。我很后悔，教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

我下决心，无论身体承受多大的痛苦，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配合邪恶。晚上，师父给我显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

在被非法关押其间，每个人都要穿号服、背监规。当看到监规写着重新做人时，就想：大法弟子比好人还好，如何从新做人？所以我拒绝穿号服、背监规。一天，恶警过来问我：“监规背下来了吗”？我义正辞严地告诉她：“我不背！”恶警说：“不背？那你的铐子甭想打开。”我的心丝毫未动。第二天，我的铐子竟然打开了，我悟到又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

20天手铐脚镣的折磨，使我的手脚浮肿，疼痛难忍。40天后，我被带到福山西山监狱。一进去我就绝食抵制邪恶的无理迫害。第三天，我被送往医院检查身体，初查说我肚中有个小孩，这帮恶人竟要私自打掉孩子。再查又说腹中有个肿瘤（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演化的假象）。之后，我又被送到福山洗脑班，在那里，我仍旧绝食，并拒看、拒听一切诽谤大法的录音、录象，不给邪恶一点空子可钻。第7天，邪恶怕我出人命，用车把我送回了家。这一次，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大法的威严。

2003年11月9日中午，县公安局牟其东、于光等带人把我强行抓到烟台市看守所（东留公监狱）。它们几个人把我双手反铐，另一些人抄家，把师父法像、大法书籍和录音机都抢走了。刚进看守所，恶警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双眼正视恶警，正告他：“我叫大法弟子”。恶警非法审我时提的问题，我一概不回答。这时另一个恶警便毒打我，当时我一点怕心也没有，不停地发着正念。一进看守所我就绝水绝食抵制无理迫害。绝食的前几天，滋味真是特别难受，一旦冲过去就好了。到第五天，饥饿感全无，我一直不停地发着正念，全身热呼呼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后来，几个恶警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出去强行灌食两次，把我折磨的死去活来。可是我仍然绝食。恶警没招了又伪善地说：“你炼功吧！”看守所里的同修说：“这可能是师父点化让你炼功”。我想：不允许别的大法弟子炼功，为什么允许我炼？再说这里也不是我炼功的地方，要炼我回家去炼。师父也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我决定不炼。恶警看到我人被折磨得快不行了，只好放我回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又一次堂堂正正地出来了。

11天的折磨，我已经不成人样了。烟台看守所简直就是一所人间地狱，这里不许家属送任何东西，所需的一切只得靠买。可是里边的东西却贵得吓人。一包方便面卖2元，一斤花生米8元，一斤普通桃酥6元……。每天加班加点地干活，还不给饭吃，同时它们还对大法弟子使用各种刑具，真是邪恶至极。

回首这几年的正法历程，我有许多做得不理智的地方，慈悲的师父为我承受了很多很多。在磨难中，我只有一念：决不配合邪恶，“坚修大法心不动”。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一定会从魔难中闯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