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希望成为一个技术的、独立的、公正的调查团

“中国精神观察”指出，1999年7月，中国以江泽民为首的政府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这场旨在改变人的信仰的政治运动中，官方使用了国家宣传机器围剿，政治经济控制，恐怖和暴力打击等各种手段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其中，利用精神病医院和精神病学手段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引起了国际人权，精神卫生组织以及关心爱护中国精神病学发展的专业人士的深切关注。美国精神病协会、英国皇家精神病协会和世界精神病联合会曾先后通过决议要求中国停止滥用精神病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政治异见者并派代表们进行调查。

这些代表们希望成为一个技术的、独立的、公正的调查团，全部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基金中心资助，以得到公正的关于被指控对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疗法的答案。本次调查可以结束长期以来的分歧，因此，世界精神病学协会主席奥卡萨教授建议在2005年9月10日至15日埃及开罗举行的第十三届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大会期间的全体大会上作调查结果汇报。

*中国滥用精神病迫害法轮功的情况目前人们尚不完全了解

“中国精神观察”进一步说，在阻止前苏联滥用精神病迫害政治异见者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日内瓦开创组织出版了专著“危险的思想”，详细描述了中国滥用精神病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但是，这场迫害涉及面之广、手段之狠是人们尚不完全了解的。

这些手段包括：把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并强行注射强力抗精神病药物，导致严重神经系统，肝脏功能损害甚至死亡；把大批法轮功学员关入戒毒所或精神病院或劳教所，使用与外界隔离，剥夺睡眠，强行观看宣传影视品，体罚等手段“转化”他们的思想；给有暴力和自残行为的精神病人戴上法轮功学员的帽子，在媒体上大肆宣扬，误导公众，挑起仇恨；利用缺乏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牵强附会，编造理论，欺骗公众，为迫害掩盖真相。

由精神卫生专家对被营救到海外的曾在国内劳教所受酷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初步调查表明，虽然他们已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国度一段时间后，甚至于两至三年以后，仍然表现出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的症状，包括恶梦、睡眠不安。被过去酷刑迫害的记忆的困扰，对周围环境中触发回忆的事与物的应激反应以至由此导致的回避，保护性反应，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及正常生活。

*中国曾组织海外记者参观粉饰后的劳教所成功掩盖犯罪

2001年7月7日台北时报网络版曾刊登台湾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张清溪和同大学新闻专业助理教授张锦华的一篇文章，就当时中国邀请西方记者参观“劳教所”一事反观江泽民集团下的新闻封锁和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文章说： 为了向外界证明他们没有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北京最近邀请了西方记者－－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记者－－参观辽宁省的马三家“劳教所”和北京的团河劳教所。

中国还说海外法轮功学员对劳教所的指控都是捏造的。在参观期间，台湾的记者发现劳教所并没有阴森的气氛。实际上，它们甚至看上去不象是劳教所。南华早报将参观描写为“在一个梦幻般监狱中演出的一场壮观的节目”。记者看到了一个颇有人情味的场景：音乐轻柔，空气新鲜，驯顺的小鹿安闲地漫步于玫瑰花园，到处都有小鸡和小兔。

文章指出，“除了这场经过导演的参观，自由世界的记者们在中国还有什么自由呢？”

*回到海外的幸存者提醒人们勿忘纳粹上演过的参观集中营伎俩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法轮功学员唐健博士曾在1999年11月回中国度假并在与广州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见面聊天时被捕。在广州天河拘留所，唐健博士因抗议非法逮捕而绝食，看守便将她按在地上，戴上脚镣，然后将一个装满高浓度盐水的大管子插入这位女博士的口中，紧紧捏住她的鼻子，直到将浓盐水全部灌入她的胃里后才允许她呼吸。唐健回到美国后作证说，在那个过程中，她几乎窒息而死，胃疼得非常厉害，后来呕吐了很长时间。

2001年5月23日，唐健在报纸上读到了美联社记者一篇题为“中国领记者‘参观’严禁的劳改营”的报道，感到非常难过，认为该报导是受江泽民政府误导后的西方记者直接在为中国掩盖迫害真象。

唐健博士说，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在拘留所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中国政府是为了蒙骗世界而上演了这出马三家劳教所的“媒体参观”。 中共政府掩盖他们不希望世界看到的劣迹已是由来已久。他们说在文革期间，没有人因为政治上的错误信仰被判死刑，说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没有枪杀学生。现在他们又说马三家劳教所没有折磨法轮功学员。如果一个政府为了给国际奥委会留下个好印象而愿意将草坪漆成绿色来蒙事儿，它怎么可能不粉饰它在劳教所对法轮功修炼者所做的一切呢？

唐健说，二战年代的德国纳粹政府上演过参观集中营的伎俩以转移不断增长的注意力。正是这个政府主办了1936年的奥运会，以操纵国际舆论。现在，数十年后，我看到江泽民政府在他的劳教所上演了类似的把戏。

*中国萨斯疫情至今是谜

据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2003年6月6日台北报导，台湾国安会6月5日针对萨斯疫情召开跨部会幕僚会议，根据国安局掌握的情资，中国的疫情依然严峻，但中国对外仍在说谎：沿海地区有通报，内陆地区则根本空白，ＷＨＯ也未派员进驻。以山西大同为例，台湾国安系统掌握的死亡病例数高达七十多个，而中国官方对外却说只有死七个。

报道说，国安局官员同时指出，北京也爆发社区感染，疫情相当严重，中国却将相关新闻封锁，北京朝阳区的北苑家园爆发社区感染，病患则外送到外地治疗，以掩饰疫情。沈阳疫情也相当严重，但中国卫生部却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

2003年5月26日的美国《时代》杂志曾揭上海蓄意违反世卫标准，继续沿用自定的苛刻诊断SARS标准，令疫情数字保持低水平。时代杂志说，上海市一方面向世卫组织承诺改变其萨斯诊断标准，但实际上萨斯病例真实数量成问题。报道刊出的一个月前，世卫组织的专家说上海的遵循国际规范的超级严格检疫措施可以令人放心，但世卫组织宣布了仅仅两天之后，当地的卫生局官员就通知医院的负责人，旧的诊断标准不会改变。于是当中国的商业中心从广州到北京等都被萨斯毁了的时候，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至今只有11个疑似病例，和7个确诊病例。其中死亡仅有两例。与此对比的是在北京还宣布了故意散播萨斯病毒者可被判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萨斯爆发的消息，最早是通过当时官方尚未严格过滤的手机短讯，从民间传向全国各地的。

*西方记者成功揭露迫害有先例

在严格控制信息渠道的前提下，中国不但公然把致命的“萨斯”宣传为多洗手、戴口罩就可对付的“非典型性肺炎”，而且把在劳教、洗脑班因酷刑和其它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说成死于“心脏病”或者“自杀”。

当然，并非所有的真相都被掩盖了。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伊安・约翰逊，因其对法轮功深入透彻的报导而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国际事务奖。这一系列报导是关于一位汽车零件公司的退休女职员陈子秀是如何被警察折磨致死的。这些报导发表于2000年4月20日。

华尔街日报的主编保罗.斯泰格(Paul Steiger)评论说，约翰逊的报导是“面对警察禁止报导的强大压力，以敏锐、有力的笔锋写出的报导，其勇气和决心堪称优秀的典范”。他还指出，为了防止警察的监督和骚扰，约翰逊经常要绕道其他城市，不停地更换手机号码并住在普通百姓的家中。终于，他能够告诉世界一个关于普通百姓如何被中国国家机器折磨和压迫的血泪斑斑的故事。在完成该报导后，约翰逊离开了中国，他再也不能在那里做记者了。（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2001/07/07/story/0000093115）

*呼吁更多提供在精神病院、戒毒所受迫害详情

制止迫害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为此，明慧网编辑希望中国大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站出来，用真名实姓提供自己和家人在精神病院和戒毒所等场所遭受迫害的详情。没有文字经验的学员请参阅“关于书写迫害事实文章的建议”（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3/63102.html）、“建议大陆同修在文章中解释“专用词””（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17/60615.html）、“写揭露迫害的材料需更注重讲真象时的使用效果”（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16/57498.html）等谈论写作要求的文章。（明慧记者楚天行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