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名叫李桂梅，家住河北省赤城县城关镇宪民村，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她自1995年底修炼法轮功以后到现在身体非常健康，没吃过一粒药。她每天学法炼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家庭关系处的很好，即使家庭出现矛盾，她也能按做好人的标准化解矛盾。她丈夫既勤奋又能干，夫妇俩一起种菜地，家庭经济收入很不错。她们也爱帮助别人，亲戚朋友向她们借钱，只要有从不拒绝，两个儿子又听话学习又好，一家四口真是个幸福家庭。

可就在1999年7月20日，一场镇压法轮功学员的运动开始了。李桂梅决定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去北京上访，可是在去京的途中被公安局知道，把她截回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等五人对她进行了讯问，晚上还抄了她的家，并给她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在看守所被拘留了半个月。

2001年5月底，赤城县在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610的指使下，在刁鄂办起了“转化班”。5月30日，各单位把本单位炼法轮功的学员送到了“转化班”。同一天，城关镇叫村干部把李桂梅也送了进去。镇长兼书记郭文奎跟李桂梅说：“你们炼法轮功给我们找了多少麻烦，还得派人看你们，连节假日都过不上。”她对郭书记说：“我从95年底就炼上了法轮功，我多会儿叫你看着我了？是江××非要迫害好人，它是主席又掌握着军权，自己为什么不干而非要从省、市、县、镇到村，一级一级的往下压，谁不镇压就撤谁的官，这不明显是它干坏事还要拉个垫背的吗？我们是受迫害的，你们也是受迫害的，忙得你们不能放假，不能过星期天，这是江××害的，怎么能怨我？”

5月31日下午，镇政法委书记邹静跟李桂梅和王春梅谈话，叫她们转化，写“四书”，她们不写。邹静说：“那就去刁鄂‘转化班’转化去吧。”当天傍晚城关镇邹静、连胜和派出所刘俊等人把她们送到刁鄂。邱建国为了保自己的官，追随江××迫害法轮功学员，根本不顾老百姓死活。李桂梅和丈夫包了十几亩菜地，正是栽秧大忙季节，却把她非法抓走，十几亩菜地全落到了她丈夫一个人身上。两个儿子，一个高中即将毕业要考大学，一个要参加高考，学习都很紧张，在这关键时刻，他们的妈妈被抓走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拆开了。

李桂梅的母亲知道这一消息后，在极度思念女儿的痛苦中病倒了，三天后于2001年阴历四月二十九日，过世。她丈夫和哥哥去找城关镇，邹静和他们一起去县610给她请假，然后到刁鄂“转化班”（即洗脑班）接她回家安葬母亲，可“转化班”副主任张有明，非让城关镇交钱（办“转化班”还要向被抓的人或单位要培训费500元，看管费每月300元，饭费每月150元）否则就不放人。第二天城关镇把钱交给他们这才放人回家。李桂梅一路上哭着，当她到家后，母亲的遗体已装进了棺材。家人对她说：“昨天想等你回来再见老人最后一面儿，可等到很晚了才知道他们不放人，只好入棺。”她趴在母亲的棺材上放声痛哭。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李桂梅同别人一样，也能在老人跟前尽孝。平时她对父母很孝顺，也爱帮母亲干活，她被抓后，老人总是和街坊邻居说：“我闺女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我想她。”老人知道女儿是好人，可做好人为什么还要被抓？老人还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却带着疑问离开了人世。

2001年阴历九月十三日，李桂梅的丈夫开着拖拉机在梁上耕地，他一边耕地一边想：今天是妻子的生日，往年过生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可今天妻子这被关在“转化班”里。他想着想着，一不小心拖拉机倒下了沟。如果人跟车一块儿摔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在掉下去的过程中，他幸运的从拖拉机上被甩了出去。等他爬起来之后，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受伤，只是脚腕儿被碰破了一点儿。他走回家叫了几个人，到沟里把拖拉机翻起来，经过检查拖拉机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还能开走，只是铁皮被跌了几个坑。修炼的人都明白：一人修炼全家受益。是师父慈悲，保护了李桂梅的丈夫。

被关在“转化班”里的法轮功学员，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外，还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为了让他们转化，逼他们去听诬蔑大法和李洪志老师的课，不去听，“转化班”主任梁志斌就上报县610.县政法委书记宋万贵带上刑警队到“转化班”大打出手，给法轮功学员戴手铐、打耳光、电棍电。槐殿英被打得腰部受伤行走困难，孙富琴被打后又被关进了看守所。他们表面上说的是教育转化，其实背后的手段极其残忍。李桂梅四次绝食抗议。第二次是8个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的，绝食的第三天，邱建国和王崇辉（县政法委副书记兼610主任）、吴怀明（宣传部部长），城关镇邹静等人，还有法院的人都来到“转化班”给她们做转化工作。邱建国下令：只要写个“不炼功保证”就放人。做转化工作的人站了一屋子，都劝李桂梅写个炼功保证就能回家了，何必在这受苦呢？回家想炼悄悄炼谁知道呀？李桂梅跟他们说：“我们炼法轮功修的就是‘真、善、忍’，我如果写了‘不炼功保证’回家再炼，那不是说假话吗？”吴怀明和王崇辉进屋劝李桂梅：“你就写个不炼功保证有啥呀？为什么非不写？你看看别人都写了。”李桂梅说：“我不相信你们说的，即使有人写了我也不写。”邹静劝李桂梅：“你写个‘保证书’，我拿上去找邱书记说个情把你放了。”李桂梅说：“我写个‘保证书’还用你去找邱建国说情？我写了，邱建国就放我，谁都不用说情。但是我什么都不写，你帮我说个情把我保出去，你敢吗？”邹静说不敢。就这样劝了一天，李桂梅坚持不写，邱建国只好带着人走了。

2001年12月2日，司法局一个做洗脑工作的人把李桂梅叫去，劝她“转化”，正好洗脑班副主任张有明进来了，他看到李桂梅就说：“你不转化就在这呆着吧。”李桂梅对他说：“转化了就是叛徒，我就是不转化，我就是要出去。”张有明说：“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李桂梅说“我说了算。”

当天晚上李桂梅向张有明正式宣布：“我从现在开始绝食绝水，抗议你们对我的非法关押。”她绝食后，转化班主任李景平（梁志斌走后，李代理）端着饭来劝她：”咱们有事好商量，想出去可以采取别的办法，为什么非要绝食呢？挺受罪的。你丈夫和儿子都那么好，我都羡慕你的家庭，为了他们你快吃点儿饭吧。“李桂梅说：“我炼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错？为什么非要我转化？把我关在这里，两个儿子我照顾不上，丈夫在家又当爹又当妈。我被关在这里，不让出去。可我又不做背良心的事，所以只有用生命来维护真理，放我回家我就回，不放我回家，我死在这里也是为坚持真理而死。”

第二天李景平又来劝她吃饭，劝了半天她还是不吃，李景平说：“再不吃你带头绝食就把你送看守所去。”李桂梅没有吱声，她心想：“为了坚持真理坐监狱我也不怕，但是我没有犯法，好人怎么能去看守所，看守所是关犯人的。”李桂梅在绝食的过程中，做饭的两个大师傅拿着煮鸡蛋来看她，因为平时大师傅做饭忙不过来时，她总去帮忙，她按李洪志老师教她做好人的标准去做：炼法轮功做好人，在哪儿都应该是个好人。一位年长的大师傅对她说：“你这么好的人，我看见你受这个罪，心里真是难受，我给你做点儿饭你吃点儿吧，要饿坏了可怎么办？”她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正因为我是好人，所以不能老呆在这里，我回家再吃饭，你们不要为我难过。”

绝食的第三天傍晚，李景平领了七、八个“转化班”的男工作人员来劝李桂梅吃饭，威胁说：“再不吃就要灌你了。”他们见李桂梅态度坚决，李景平让那七、八个人先走了。她又劝了一会儿，李桂梅还是不吃。李景平请示县政法委书记宋万贵放人。

绝食的第五天，宪民村书记张文娥和李桂梅的丈夫接到城关镇郭文奎的通知：让带上钱到刁鄂“转化班”接人。他们来到“转化班”，李景平叫李桂梅的丈夫交450元钱再接人走。他为了接妻子回家，只好把身上带的260元钱，除留下50元给出租车司机，剩下的210元都交给了她们，还打了240元的欠条才把人接走。李桂梅回家后，看到家里已不成样子，窗帘没摘，床上很乱，家具上的土很厚，盆、碗、筷子到处都是，买馒头的食品袋儿装了一纤维袋子。看到这场景她很难过，她大儿子念大学已走，二儿子放学回来，她看到儿子瘦了很多，一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已变的少言寡语。她不由得在心里问：办“转化班”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她回家的第三天，儿子吃饭也香了，脸上有了笑容，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故事讲完了，在炼法轮功的学员中，这样的故事有许许多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法轮功从92年开始到现在，传遍世界60多个国家，只有中国在迫害。请所有善良的人们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站到正义的一边，制止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迫害。在这场迫害中，国家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光赤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2001年一年就花去人民的血汗钱80万元。花掉这么多钱迫害，炼法轮功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难道中国还怕好人多吗？善良的世人赶快清醒吧！呼吁江氏集团立即停止迫害，使这场迫害尽快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