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19日，全国大搜捕之前，我家和家里的电话早已被监控。记得同修7月15号给我打来电话，约好第二天早上去曲阳，早四点多刚出家门，警车就开来了。东风路派出所的副所长曹亮、警员郝伟拦住了我的去路，不允许我外出。我和他们讲法律，坚持要走，他用手机请示了分局长，放我走了。到了汽车站，又有一位40多岁的男警察拦住我们，要带我们去值班室检查，我们坚决不去，最后放我们上了车。但警车一直跟到曲阳，并且便衣警察还跟踪到了同修家中。三天后，7月19日，东风路派出所曹亮带人抄了我的家，所有大法书籍，连炼静功时用的坐垫都一起抄走了。我在外地，他们通过我家的电话，从外地把我抓到，关进保定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保定公安局的负责人威胁：如不退出法轮功组织就送墙那边去（省监狱）。

第二次，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去派出所说明我们的真实情况，曹亮让我写份书面材料，写好交给他后，他说：法轮功好，那你就进去炼吧。又把我强行送进了看守所，我老伴又请客又送礼托人才放出了我。

第三次，我给保定信访局和北京写了两封信，被老伴发现了，临上班前和我喊了几句，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他为我的安危着急。下午两点多，我家的大铁门被砸得山响，开门后曹亮气势汹汹的冲了进来，问我写什么信呢、给谁写的，把信交给他，我说需要时会交给你。我心想：两口子早上刚说的事，下午派出所就知道了？晚上老伴回来，我们怀疑可能家里有窃听的东西。过了两天，派出所通知我到派出所去接我儿子。我儿子去北京上访被押回，关到派出所。孩子被大字形状铐在暖气管上一宿，吃饭时我再三要求才给打开。晚上又把我娘俩押送看守所。我和我儿子同时被抓，我母亲一下病倒了。我是独生女，儿子由母亲从小带大，老人每天哭啼。邻居说，每天晚上都听见你妈大声哭，谁也劝不了。因悲痛欲绝，我妈住院了。我们被抓，我爱人脑血栓，家中老弱病残无人照顾，老人是靠同修和我母亲的工友在医院伺候。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找到了分局，托了人才放出我们娘俩。我们出来三天，我母亲就含冤去世了。安葬了老人，户籍警又找到我家，强行让我们把儿子的户口迁走，说他受不了（上面的压力）。

第四次，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被抓，押送看守所，并责令单位开除我。单位领导认为不合法，没同意，3个月后交了5000元罚款还有保人才放出了我。此后每逢敏感日，居委会、办事处、单位领导都要来我家。有一次办事处要居委会书记找我，书记说：别逼了，再逼就逼上梁山了。

第五次，是2000年两会期间，派出所又从家里把我强行押进拘留所。

第六次，强行送顺平瑶山洗脑班，有政法委卢书记带队，印制的保证书，本人单位家属签字，违反一条罚款2—3万元。每天不让吃饱，早上吃一个小馒头，咸菜；中午一个小馒头，每天却要交35元生活费。

第七次，我因在东风路挂大法条幅被非法劳教一年。劳教期间，每天强制劳动十几个小时。我绝食抗议，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在我绝食期间，监警反而用刑事犯给我暴力灌食（即借灌食实施酷刑）：后边一人把我胳膊一背，一人用螺丝刀撬开嘴，用螺丝刀顶住上嗓，干呕半天，连打带踢。连刑事犯都看不下去了。强迫看洗脑片，还用厚厚的书猛击我的头顶，罚站，6天不让睡觉。站了10天，脚肿得不能穿鞋。扇耳光、拧胳膊、踢打。在劳教期间，我的老父亲孤身一人，见人就诉说，见到穿警服的（门卫）就求人家帮我们说说好话，想见见我。我劳教几个月后，他也住院了，人快不行了，老伴到劳教所想让我回去看看老人，劳教所不让请假，我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解教后，已是家破人亡，只有我和老伴。儿子有家难回，女儿在我劳教期间远嫁他乡。

我老伴因这几年的迫害和摧残，也得了惊吓症，邻居敲门声重点，他都会从睡梦中惊醒，跳下床，对我说：快藏起来，快藏起来。这种精神上的恐怖，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想全世界善良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来了解此事，停止迫害，让光明和美好来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