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身在白马垅之后，方知自己被判了劳教，而自己的亲人也是在几天后通过多方面打听才得知消息。首先我被下到七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我对自己是劳教人员身份表示质疑，在点名时不答“到”，被劳教所认为是“不听话分子”，他们怕影响其他人，第二天一早就将我送到生产队二大队三中队，和吸毒等犯罪人员关在一起，并派两名“夹控”日夜监视言行举止，阻止学法、炼功。

我始终不承认自己劳教人员的身份，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之事，我只是按照《宪法》赋予一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为真理、为正义良知、为争取信仰的自由而合法上访。因此点名时从不答“到”，更谈不上“思想转化”。每次点名就被夹控和周围的劳教人员强行按在地上，时时挨管教的辱骂、拳脚，有时还罚站一天，到后来管教见无计可施就开始给我上铐。

那时正值深冬，天寒地冻，北风萧萧，二大队大队长万炜指使值班管教将我和其她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双手铐在栏杆高处，只能脚尖点地，在风口上吹风，从早铐到晚，有时到深夜一两点钟，全身都冻木了，铐子深深的嵌入了皮肉。为了使我们屈服，所里还叫来男特警将我们当作“活靶子”练拳脚，其中一个姓卢的特警（宁乡口音，秃顶戴假发，戴眼镜，身高约160cm，五官丑陋）最狠毒。这样连续上铐21天。

我们时时向劳教人员讲大法的真相，我们被迫害的经历，使大多数劳教人员深深的感动了，许多都为我们落泪、抱不平。夹控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给予我们很大的同情和理解。而二大队四中队的大法弟子也经受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迫害。一大群男特警将女大法弟子们拖到“禁闭室”打，用电棍电，持续了一上午，甚至有流氓男特警电击女大法弟子下身敏感部位，手段极其残忍。

这些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被打得全身无一处好肉，青红紫绿的，脸和眼睛都是肿的。益阳的胡月辉当天就被送到劳教所的医务室抢救。她一直绝食反迫害，三十一天基本上都是上铐罚站。上铐的姿势极其痛苦，晚上铐在铁床的上铺最高铁杆上，只能脚尖点地，双手不能动弹，通宵不准睡觉，在她体力极度虚弱也没停止过。

3月24日清早劳教所派全体男特警出动，手持电棒呵斥我们收拾东西，押送我们到迫害法轮功的严管队七大队。刚进门还没来得及放行李，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抓出他们认为最不顺眼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施刑。我和胡月辉同时受刑，三四名男特警（其中有一名姓卢、另一名姓刘的又矮又胖，身高约157cm年龄约27岁）同时用几根电棒电击，电的全是人体最难受的部位，如手上虎口、脚底涌泉、嘴、手臂弯、膝盖弯等处，边电边发出狞笑，还互相比谁电得厉害、最有效果。

这些特警的行径与野兽无异，皮肤电得发出了糊味，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又挥舞电棍死命地殴打，打了又电，电了又打，我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另一边的胡月辉被整的更狠，我这边停止一两个小时了，她那边仍在继续，恶警边打边强行叫其他大法弟子看，以示威胁，如此近一天。之后不久，胡月辉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绝食”反迫害。我被送回监室之后，仍听到电棍的“哧哧”声和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不绝于耳。

以后每天做的事就是长时间坐小板凳，目的是要我们妥协，所谓的“转化”思想。小板凳长仅二十来公分，非常窄，坐时身体必须挺直，双脚并拢，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动也不许动，从早坐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许多人产生了不良反应，身体酸痛，臀部都生了厚厚的硬块，有的肉凹下去了。平时嘴不能动一下，一动，监视的人就说你念经文，予以阻止；休息时不准和同屋大法弟子随意说话，只能各自坐在床沿上，不能越雷池半步。面对这种非人的迫害，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揭露邪恶，说明真相，修炼无罪。然而白马垅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们更加无休止的残害。

郴州59岁的大法弟子雷保良多次因站出来说明大法真相，质问他们的邪恶行径，被铐在床边，将其身体强行塞入床底，用电棍的高档位电流长时间电击，腿上的皮肤被电的一大块一大块掀起，被打得全身伤痕累累，长时间罚站不准回房。大法弟子雷保良曾在生产队因拒绝佩戴符号，被反绑双手，强行在胸前挂大铁黑牌子，绝食很长时间的情况下仍强制上山劳动，关“禁闭”。禁闭室为一米来宽，一人来长的小黑屋，里面只有一块一人宽的水泥板，潮湿无比，厕所就在床边，无自来水，常年肮脏，恶臭无比，冬天一洼水，夏天一屋蚊，里面只有一床没有被套的破棉絮并长了绿霉。

郴州31岁的王福花因不适应长时间端坐，身体偶尔动了一动或眯了一下眼就被辱骂，如张口解释就被提出去面壁罚站，或者用电棒击打。有一次，值班恶警龙丽云（女，25岁左右，身高约157cm，皮肤黑，戴眼睛，留长发）看到她起床把符号戴反了，就厉声呵斥，把她拖到办公室，强行逼迫她把符号戴正，她站着不动。七大队大队长袁立华（女，32岁，身高约168cm，高颧骨，小眼睛，留长发）操起充电的电棒朝她身上雨点般的电击，边电边破口大骂。后来一直不见她回房，我们集体不吃饭才放她回房。

周新莲（50多岁）被他们认为是说话最多的，也是时常提出去罚站，电击嘴等部位。

长沙的舒碧兰（52岁）是中途从七大队转到这里的，原因是晚上吃面。因为她不能吃辣椒，管教看她不惯，把面抢去倒掉，并指使特警用电棍电、打，她抢住电棍不让打。来这里时一只眼睛被打伤，眼球红肿，视力受损，右边头上肿了很大一个包，腿脚也不灵便。因为她从不配合邪恶的安排，七大队的中队长陈伟（女，35岁，身高约163cm，身材胖，臀部宽，留男式女发）把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罚站电击是家常便饭。

四月初八是师尊的生日，为了防止我们庆祝，中队长陈伟指使夹控周小梅等把臭鞋子晒在窗台上，并把窗台边桌子上的食品全部没收，并严厉监控我们的行动。我们找到了仅剩的三包方便面泡在三个碗中敬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落泪了，继而大声哭泣，边哭边喊着“师父好！法轮大法好！铲除邪恶！”。陈伟气急败坏的拿毛巾堵我们的嘴并抓住我们的头发拽，要许多夹控强行按住我们的手和身体，并辱骂师父，扬言即使搭上一条命也要把我们整服。大法弟子舒碧兰挣脱夹控的手冲到走廊上喊：“师父好！”恶警谭××（女，40岁，郴州人，身材胖，身高约158cm，脸上有很多雀斑）抓住她使劲打，并扯掉她一大把头发。还有一次这个恶警把舒碧兰喊到密室，用电棒边电边钻边骂，她身上留下了许多小坑似的伤疤。

为了抵制这种极不人道的迫害，我们开始集体绝食。这些披着人皮的恶警，不是怎样想办法解决，而表现出来的只是更多的邪恶、残忍、强行灌食。更有甚者，由男特警手执电棍电击嘴唇，逼迫进食。王福花就是其中被电的一个，隔壁房（此队共4房，30人左右）的一大法弟子嘴唇被电得有如紫茄子一般大，非常吓人，连吃饭、说话都非常困难。

益阳沅江50多岁的曹静珍，曾经因拒绝洗脑被关禁闭，同时由被几名男特警拳打脚踢至三根肋骨折断，胃被打穿，从这以后就一直不能正常进食，吃什么吐什么，痛苦得彻夜不能眠。原本高大、强壮的农村妇女，一下瘦得仅剩几根骨头，而转到此队后被认为是“绝食”、假装，给其强行插胃管灌食，几个月后被医院定为无药可救，送回当地。2001年12月不幸被迫害致死于沅江看守所。我记得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转化就是死，死也不转化！”

白马垅的这些管教不但自己直接迫害，还指使在押劳教人员迫害大法弟子。专门抽调文艺队的劳教人员当值班员，夹控大法弟子。本应受管教的劳教人员俨然成了管制大法弟子的“干部”，严厉控制着大法弟子的吃、喝、拉、撒、一言、一行，并对一切予以详细记录，以通过打小报告、打人等“优异表现”减少教期，少则每月减少五天七天，多则十天半个月，最多的“立功”达一、两个月。在如此重赏之下，一些劳教人员出卖自己良心换取提前释放。每个大法弟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各种迫害，但这些迫害并没将大法弟子意志击垮。

邪恶们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将此队解散，把我们送到被白马垅“视为至宝”的“转化中队”进行洗脑。他们从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学过来一套整人方法专门对付坚定的大法弟子。这是我见过的最荒唐可笑、最邪恶的“转化”。大法弟子来后被送到一个个房间里，每个房间约一、二十做洗脑的“帮凶”，放一到两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帮凶”们在这里就不让你有喘息的机会，强迫你端坐于一小板凳上围着你日夜轰炸，对着你念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谎言。在劳教所干部的指使下，“帮凶”们轮番上阵，个个面目狰狞，时而发出扭曲、变态的狂笑，扎脚挽手，粉墨变脸，乱哄哄的，丑态百出。不仅用嘴，还又掐又打、又捆又绑，不弄得人遍体鳞伤、神魂颠倒不算数。

衡阳60岁大法弟子颜××，口里被“帮凶”堵上沾了尿液的抹布，阻止她说话；衡南的文小平（40岁左右）被日夜绑在床上，不准其上厕所，大小便全拉在身上。“帮凶”们故意将饭盆装上屎尿倒掉后又装上饭给常德桃源32岁的陈银兰吃，还用小板凳狠击其头部，美其名曰“开窍”。

郴州59岁的雷保良，其女儿被劳教所洗脑得完全没有了人性，直接指挥对雷保良的迫害，由全屋人按在地上又踢又打，有时由四个人抬住她的手和脚，一上一下往地上使劲的摔，雷保良度过了难挨的二十一天；湘潭的黄朵红被七八个人“扒蛇皮”，全身青紫，疼的身体不能碰床板……诸如此类，道之不尽。

在如此心力交瘁的精神高压迫害下，一般常人是很难承受得了的，说不定就成“精神病”了。由于面对它们的邪恶表演我丝毫不动心，它们就不让我出门，只准在房间里当着它们的面大小便、洗澡等。面对精神迫害，我坚定正念，又一次“绝食”反对迫害。不久邪恶们看到“洗脑”无望，只得将我调到七大队。这个队也是严管队，约八、九十人，这些大法弟子都曾经经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恶警将整个房间的大法弟子连铐在一起，吊高、固定只脚尖点地。大法弟子们为了不让其他弟子受累，再难受都不愿动一下。陈楚君30多岁，在受此刑后，放到床上全身剧烈颤抖，连床都跟着蹦弹老高，晕倒者无数。因一点小事就整个房间的人通宵罚站，稍不如意就是电棍。女大法弟子睡的地方却是手执电棍的凶悍男特警守门值夜。夜晚一有大法弟子炼功，男特警就手执电棍来了。

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身上几乎人人都有电击伤痕。观者看到触目惊心。陈杏桃受电击不过，全身瘫软，摔下楼梯，造成腿骨骨折，瘫痪在床，被送回当地后死亡。

大法弟子们开始整体绝食抗议迫害。面对大法弟子们以自我巨大付出方式默默申诉时，白马垅劳教所并没有对自己的邪恶行径表现出丝毫的忏悔，反而变本加厉，用野蛮方式强行灌食，将细竹筒削尖，象农村人给牛灌药一样，把竹筒插入人的咽喉，周围七、八个男特警强行按住，捏住鼻孔灌入稀饭，难受至极。许多大法弟子都差点窒息过去。

长沙的左淑纯就是在所有出气孔被封闭住后，强行灌食而导致窒息身亡。死亡时间约为2001年3月13日3点35分。左淑纯被迫害致死后，白马垅非常害怕他人知道，严密封锁消息，将其用破絮包裹住全身，不让人见到脸面。抬送到医院抢救，但已为时过晚，后白马垅又捏造事实，说其心脏有问题而死，以愚弄视听，但终是纸包不住火，真相被揭露。

到这个队后我接触了一位60多岁的怀化老太太杨有元，见过她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胖胖地、非常慈祥、乐观、豁达，没什么文化。就是这样一位老太太曾因“不转化”，坚持修炼，而被白马垅送至精神病院，注射超大剂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长时间全身瘫软在床，口不能言，生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送回当地，当地不予接收，后又送回白马垅继续迫害。

永州的刘彩云长时间绝食，脚不能行走，瘫痪在床，生命危在旦夕，白马垅也没轻易放过她，最后被放回家不久离开人世。迫害仍在继续，长时间坐小板凳，一言一行严密监控，值班人员殴打大法弟子时有发生。

2002年3月白马垅利用所谓的“行为规范月”开始了新一轮打击迫害大法弟子的高潮。长沙61岁的张丽君被电击，颜××等几名大法弟子被拖到电视房，铐住双手，封住嘴巴，被几名男特警拳打脚踢几个小时。于是“绝食”又开始，出于害怕，管教们又将我们分散至各个生产大队和普通劳教人员关押在一起。

许多大法弟子被关押早已超过原定日期，劳教所加教、加教、无休止的加教、无限期的延长教期。大法弟子每月被加教少则七、八上十天，多则四个月。有一次我一下就被加了三个月。据管教说“不转化休想出白马垅”。我意识到如果再不坚决、彻底地反对这种高压迫害，劳教所邪恶之徒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绝食”，为师父、为大法、为千千万万无辜、善良的大法弟子、也为自己鸣冤，强烈要求无罪释放。

在我绝食四十四天后，白马垅见任何办法也动摇不了我，又将我转回七大队，就是在这种如此痛苦的情况下，七大队管教仍对我强行搜身、搜包，并指使六、七名值班员将我按住强行胡乱剪头发。

在七大队我了解到大法学员夏婷不久前绝食了一个多月，是将她单独关押，出来后发现记忆严重退化，双腿走路蹒跚，远不是以前那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夏婷了。夏婷曾经就输液提出质疑，是否打入“迷魂药”，副所长赵桂保神情十分紧张，要挟夏婷不许声张，否则加教。

7月份，白马垅新成立“攻坚队”，加强暴力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据从“攻坚队”出来的大法弟子告知，此队由男特警、精选凶恶犯人、管教组成。一个房间一个大法弟子，几个夹控一个。首批送进“暴力转化”队的有益阳27岁的郭雪玲、32岁的刘宇伟、郴州31岁的王福花、衡南40岁的文小平、长沙50岁的秦淑兰等几名大法弟子。

刚一进去，恶徒们不停地点名，让站起坐下，接着铐上双手，铐的方式多样。有的大法弟子两手被铐在双层铁床的最上层栏杆上，有的一手被铐在铁床底层的最下端，另一只手被铐在最上端，有的双手被拉直铐在有两米长的铁床两边，背贴床站立。为了防止受刑人背靠在栏杆上，床栏杆上绑一、两条小板凳，凳的四只脚卡住人的背或腰，并且双脚站直，膝盖不能弯曲，眼睛不能眯，如果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整夜不能睡觉。有的甚至一个星期都没合眼，闭上眼睛就被恶徒打醒并涂清凉油。恶徒们有时给每个人戴上耳机听诬蔑的谎言宣传，并套上摩托车头盔，至深夜两三点钟才拿下来。暴徒们稍不如意就是拳打脚踢、电棍、关禁闭，而且绝对禁止绝食。

陈偶香就是被他们这样活活整死的。益阳的刘宇伟被打得躺在床上，全身青紫，腿肿得吓人，不能动弹。很多人被整的昏迷、抢救。如此迫害日夜不休，令人发指。

由于邪恶迫害越来越步步升级 ，八月中旬大法弟子们开始大面积集体绝食。到我绝食两个多月出白马垅时，集体绝食仍在继续，其中已有多名大法弟子出现险情，生命垂危。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亲身体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迫害真相之一点，窥视一斑，不足以说明全部。被绑架到白马垅劳教的法轮功学员约六七百人，几乎是无一幸免受到如此非人折磨。

世界上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啊！伸出你们的双手，声援这些坚持“真善忍”而惨遭残酷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也许您的一句话对他们就是有力的支持，也许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能使一位大法弟子脱险。历史会记住您的正义之举！中国人会永远记住您的正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