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 日以后，我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24小时有人监视，盯梢，上下班都由党委的车接送，而警察又不断到家里和单位进行骚扰。由于我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就把我抓到一个地方，采取车轮战术，轮番对我进行讯问，要我放弃正信。我始终对他们讲真象，讲修炼后自身的变化，并坚定地说：“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不会放弃大法。”他们无计可施，就把我的一个朋友找来帮劝，朋友写了一份所谓的“保证书”，让我签名，我坚决不签。星期一一上班，公安局、政法委、派出所、当地办事处、妇联、街道、村委、外企业办（当时我就聘于一家外资企业）等8个部门联合出面，要我答应不搞串、不上访、不集体炼功等条件。单位的其他职工看到这种情形，都忍无可忍了，我们的办公室主任气愤地说道：“这样好的职工，工作兢兢业业、早来晚走，你们这样对待，简直太过份了。”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和决心。我说：“放弃修炼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还要上访。”

10月份，我躲开了警察的监控，第一次踏上了去北京之路。连续十天，我每天都到天安门护法，只身一人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为了制止大法弟子上访，警察已经接管了信访办。全国各省都派驻人员在信访办门外守候，抓捕大法弟子。我到了信访办，连大门都未闯进去，各地派驻人员就蜂拥而至，我始终不说姓名。一听我是东北口音，吉林、黑龙江、辽宁的派驻人员都来抢我，最后我被辽宁的辽阳派驻人员带走。由于我坚决不说地名、姓名，在当地他们在电脑上又查不到我，无奈就把我放了。当我回到单位时，因我不放弃修炼，单位怕被牵连，将我开除，从此失去了工作。

11月份，第二次去了北京，和两个工友一同上金水桥炼功，被天安门武警抓走，恶警用书抽打两个功友的脸，用手打耳光。之后，把我们带到北京办事处。当时我看到屋里的墙上血迹斑斑。接下来，我被遣送回东北，被当地恶警勒索500元后，放了。出来后，我到一个功友家里住，不幸被其亲属举报，抓到610办公室，关在铁笼子里、铐在铁椅子上，非法拘禁30多个小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来到了妹妹家。当地恶警恶狠狠地恐吓我，要我3天内离开，否则就把我抓走，并威胁我的妹妹说，如果收留我，就让她买卖做不下去，而且也不让在此地居住。为了不给妹妹添麻烦，我离开了那里，从此被迫流离失所。

2000年3月，我第三次进京，一同前去的还有老家的几个功友。到了天安门后，被抓，天安门武警竟用大法弟子和其它地区的警察做起了交易，要想带走当地的大法弟子，每个必须交赎金1200元，我被“赎”出来带回老家后，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

7月份，我第四次去北京，被抓后，恶警逼问姓名、地址，恶毒地说道：“谁敢不说，就整死谁。”由于我们不配合，恶警就用烟头烫我们。一个功友的鼻子被烧伤，我的脖子被烧伤。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一个大法弟子被恶警毒打、电棍电，整整折磨了4个多小时，浑身都是血泡。由于我坚决不报姓名、地址，恶警将我放了。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恶警在搜身无任何钱财收获的情况下，开车的警察竟将我包里唯一的一卷卫生纸抢走。

10月份，我第五次进京。走到天津被抓，被遣送回东北当地拘留所，非法拘留20天。在拘留所，我和功友们用绝食、罢工来表示抗议，并联名上书状告江泽民。20天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到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我因为坚持正信，不写所谓的“决裂书”，被6、7个恶警毒打。其中一对姓尚的姐妹俩尤其邪恶。她们把我的胳膊扭到后背绑起来毒打，并用电棍电。恶毒的是，专挑上身的敏感部位乳头和脸上的穴位处电。有的功友被电得体无完肤。肉体的伤痛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侮辱让人感觉生不如死。在实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在极其不清醒的状态下，流着泪，闭着眼，我被迫写了“决裂”两个字[注]。在以后的三天里，我米水未进，锥心的痛楚无以言表，我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不配做大法弟子。三天后，在我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脸色发灰，管教让我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墩页子（把书按页码顺序排好，在桌子上墩齐刷），每天早晨4点起床，晚上10----11点睡觉，有时甚至干到12点，互相间不许说话，站一天下来，腿、腰、背、胳膊酸痛不堪，一动不敢动。另外，大法弟子还要扛运麻袋，这种活连男人干起来都很吃力，何况女人呢？有时太累了，受不了了，看到此情此景，一些稍有良知的管教都跟着落泪。在劳教所里，每天都有不写“决裂”的大法弟子被毒打、过电、各种体罚，甚至叫犯人进行殴打。如果说这是一座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份。

一年来，在这种高压迫害下，我的心脏病一再发作，血压极不稳定，低时40，高时120，眼睛几近失明。出狱后炼功恢复正常。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