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0年6月18日和李风华、李桂华三人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便衣抓住，由当地人员接回。去接我们的是前进乡（当时没和朝阳乡合并）政法书记张福顺、胜平村支书李文庆（此人紧跟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而遭报，心脏大而手术花去大量医药费，现已被撤职）、还有政旺村治保主任。他们三人在北京期间大吃大喝，买家用品大力挥霍。最后把来往所用的钱全算到我们三家的帐面上。总共9000元钱，每家三千元。回来后被送进双城看守所，金婉智（政保科主任）先从我们身上搜去100元钱，后由一个姓姜的610邪恶警察审问。因我们讲真象证实大法，李风华、李桂华被打，我们被关押16天放回。当天由当地派出所所长赵洪武勒索我们三家每人200元钱才接回我们。回来不让我们回家，让我们给他们打扫卫生，最后让我们向他们保证不炼了，我们谁也没答应，就把我们放了。

第二次我和张士学、张静三人进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炼功被抓，当晚被分流到燕山分局，总共我们七位大法弟子。我被分到一个科长室，是一个姓沈的科长审我，因我不报姓名、地址，他们对我大打出手、拳脚相加，之后他又气急败坏的用电棍电我。电了我十多分钟，看我没反映，就让刚进屋的一个邪恶的人换一个比这粗且短的电棍电我，一边叫嚣着说：“往敏感的地方电。”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幕，才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这一切呀！（用电棍电我时就听啪啪响没感觉痛）后来当地去人把我们接回。当时政法书记张福顺（此人已被撤职）威胁我说：“让我拿2000——3000元钱就把我放回。”我当时没答应，并且告诉他：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家人无关，我一人承担，他们当时恼羞成怒，串通所长和610，非把我送劳教不可。在610办公室，前进乡所长赵洪武大骂出口，简直不堪入耳。提审完后，问我在不在保证书上签字，由于我自己当时有回家的念头并且非常强烈，我没多想就签了字，到监号里大家一悟才知不对，我马上报告管教我声明签的字作废。两三天后又提审我们几位同修，在610办公室我们讲真象并正法，决不向邪恶妥协，就这样我们这几位同修被全部转为刑拘，后被判劳教。

2000年正月初九被送万家劳教所。到那天晚上听刑事犯说：“有20多位大法弟子被关进小号，有的坐铁椅子、有的罚站、光着脚，大冬天整天整夜站着，不让吃饱，一顿给半小盆玉米粥。有的坐铁椅子7天，下来时脚都肿了。有的被关进小号一个多月，还有2个多月才放回大排。”

我们因集体炼功、不干活而被罚站，因绝食抗议遭到毒打、灌食。迫害最严重的是6月18日前后，6月18日之前，大法弟子为了不配合邪恶被送进小号加重迫害，把她们全部吊起来悬空。管教把大法学员双手托起然后突然放下，痛得她们死去活来。邪恶管教还调戏大法学员。6月18日开大会那天，动用了大量警力，迫害我们。不参加大会的都强制拉去用电棍威胁。在会堂空气简直都要凝固了。四周站满了男干警，我们坐的椅子总共能坐四人，中间是大法学员两边警察看守，7队的一女管教拿来了绳子和胶带，后面还有药箱，一切都为迫害准备的。当时犹大在台上谤佛谤法，原老三班大法弟子出来正法，被他们一把抓住用胶带把嘴缠住。在这之前，恶警把12大队和7队不放弃修炼的学员，双手反绑，由两名警察带上台前。那一幕另我终生难忘，每个大法学员都威风凛凛的走到台前，有的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喊“法轮大法是正法！”当时恶警对她们拳脚相加。

后来听刑事犯说：“队里已把所有的门窗全部用铁丝拧死，准备强制性逼迫写保证书。”就在当天晚上，听见刑事犯楼上楼下走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在后半夜听见楼下有惨叫声，让人毛骨耸然，一直折腾到凌晨3点多钟才停止。当时饭堂马上给我们改善伙食，炝的花生米。我们只知道出事了，但不知道多严重。中午吃饭时，从门口一直到饭堂都是男管教，可知事情的严重性，整个老三班人全没有了。我们一再询问管教、队长，可他们都支支吾吾不回答。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就迫害死三个大法弟子。

后来劳教所把保证书还给了大法弟子，从此再也不提保证书一事，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50——60人，北班60多人。天气越来越热，每天坐在塑料凳上，从早上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站一会都不行，我们的屁股出汗湿透了，整天的坐着，都长了疥疮，甚至穿不上衣服、裤子。浓泡的地方，烂很深的坑。还把那些严重的拉到医院迫害，用铝勺刮浓泡处直到刮出好肉，鲜血淌了一地，还骂大法弟子，当时这位大法弟子一声没吭，咬牙坚持。在万家劳教所的一年里迫害的事实太多了，我只写了一点点，以后我会把我所想起来的和看到的一起写出来揭露邪恶。

等我到期那天，当地不给写证明，劳教所不放人。我在2001年11月18日晚，我郑重地告诉伍队长伍金英（那天我到期），我说：“伍队长，我给你们今天最后一天，如果明天不放我，我就自己走出劳教所。”当时自己真是放下了生死之念，硬闯出去，因他们没权力关我，就在第二天，伍队长赶紧给我当地打电话，我很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