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居委主任和当地派出所5个人突然半夜闯入我家，进院看见我爱人出来，就把他推在墙的一角。进屋叫道：“把书交出来，快点，配合一下。”我说：“没有书。”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他们在屋里乱踢东西。我说：“有搜查证吗？”他们不听，就要动手拽我。这时邻居一个小伙子跑过来，推开他们说：“干什么？她犯什么罪了，凭什么？有文件吗？”这些人马上过来打他，拽他就想带走，他妈吓得坐在地上哭。后来，来了不少邻居，都说我是好人，没做坏事，这样派出所的人才开车走了。事后派出所还派人来到我的单位骚扰。老板说：“她是好人，工作认真负责，表现突出，谁都说她很善良。”

2000年7月末，我依法上访，被关押沈阳龙山教养院。当时是伏天，天气很热，27人关在不足40平米的小屋，坐小凳，不准走动，学院规，昼夜被监视，天天被强制灌输宣传，听诽谤大法的广播。为抵制迫害，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院长孟伟说：绝食就灌，看谁受罪。一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先把我带出去，指使大队长申义、季玉坤等4个警察打我，揪住头发拳打脚踢，然后按在床上，用一根手指粗的管子插入鼻孔开灌。当时在没有医生，什么医疗设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几个普教按住头和四肢，我喘不出气来。在这期间感觉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但心中有一念，不能死，还要做很多事呢。灌进去，喷出来了，喷在他们身上，我满脸是血，我被推在床上。这样的事件，半年发生过6次，每次收费50元，家属看望一次就要交500元，还有伙食费每月600元，家里罚款5000元，罚村政府2000元至今未还。男恶警向我们脸上吐唾液，倒热水、凉水，后来戴手铐送王家庄看守所。

晚上一个警察过来讲：“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明白，不管你们违没违法，来到这里就是犯人，还讲什么权利呀？太天真了，咱中国就这样，要么到外国去呀？就是死也没人管，中国人最臭。但是呢？我们还感谢你们“法轮功”，自从你们来了，我们还开出支了，以前亏损，现在好了。”我和他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走了。他们搞强权，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这样下去国家怎样、社会会怎样呢？

2000年12月26日晚4：30分被非法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搜身及一切物品。然后邪恶之徒开始实施所谓的‘攻坚’战，即转化，逼迫学员放弃信仰。利用它们信得过的人围住我，拿来一些假经文，断章取义地邪悟、乱悟。然后讽刺、挖苦，目的是让我说假话、办假事，从而放弃修炼，要的是转化率。因我仍坚持不放弃，不和它们配合，被进行严管，24小时监控，强制看诽谤大法的录相片。不准走动、说话、面壁、不让睡觉，企图在意志上毁掉我。由于长期遭受的迫害和精神压力，总在阴暗潮湿的水房里，使身体受到了很大损害，长疥，白天劳动，晚上也休息不好，勉强能休息4个多小时。当时有人让我去医院，我没去，心里有一念，炼功人不怕这些磨难，不去想它。就这样他们还要做‘转化’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才恢复。

2001年1月中旬，全所召开“政策兑现大会”，放走一批放弃修炼的人。当时来了很多记者，还有中央的，一个事先被安排好的人讲话（这个人是辽宁省朝阳人，叫王春英），当她讲到干警如母亲关怀，不打骂……女大法弟子被扒光衣服扔进男监舍是谣传时，突然站起来一个学员，高声喊：“你说的是假话。”话音刚落，警察指使一些学员上来捂住她的嘴，按倒拳打脚踢，拖了出去（这位大法弟子叫邹桂荣，辽宁省抚顺市人）。事后，一大队未转化的10名大法弟子被带走，押送辽宁省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迫害（邹桂荣、王丽、周艳波、苏淑珍、赵素环、尹丽萍等），后来我被分到原邹桂荣所在分队，一天大扫除，在一个床下边发现一个日记本，是邹桂荣留下的，就记一篇。内容是99年＊月＊日，队长（张秀荣、周笺、黄＊）用电棍电她乳房、阴部和其它部位，隔十分钟电一次，共三个小时。半个月后指使别人体罚她，按住头往便池坑撞，边骂、边讽刺、挖苦。

2001年春节放几天假，一个叫门丽静的人（大连人），她是号长，不让我们室几个没有转化的看电视，说：“别想轻松，抄书（诽谤大法的书），抄完读几遍再看电视，谁不抄还是面壁。”我说：“过年了，还有没有人性？干什么？想凌驾法律之上吗？宪法还讲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呢。”她一下站起来说：“你又皮紧了。”就上来要打，被一个年岁大的老学员拦住了。马上又上来几个人按住我蹲下四个多小时，当时站起来都困难。这件事反映给值班警察，却没有回音。

2001年10月份正值秋天，扒包米，早上8点出工，到黑天才能收工。9个多小时，除半小时吃饭外，不准休息，天气有时不好，下雨就顶雨扒，也不许落后。20几天的时间，我身上长疥，晚上回来，裤子脱下来带血，粘在腿上，就这样也没有让我歇一天。

2001年一大队住处条件很差（以前是戒毒所），水房和卫生间连在一起。150多人用一个卫生间，一层楼卫生间4个坑，5个队长一个坑，这三个坑，就很挤。有个学员不知队长那个不准上，去了，干事王素铮马上说：“别上这个，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嘛？也不许在这水房洗澡（没有浴池），再叫我看见，加期。”学员说话声音稍大一点，她就喊：给我闭嘴。

由于对我迫害较重，我总是便秘，蹲的时间稍长一些（二十几分钟），门岗的四防（学员）张素斌就骂道：“快点起来，不要脸，站在毛楼不拉屎。”晚上邪悟的人都在走廊做转化工作，4、5个人围住一个“未转化”的。有时恶警王乃民走过来，看看这个，指指那个，对着坚定的大法弟子讽刺、谩骂。

2001年11月份一个星期天，来了一个以前和我在龙山认识的学员，叫邹本兰（沈阳的，50几岁）。她想和我谈谈，队长张卓慧同意了。到办公室四楼，还有一个室的王绍同和另一个学员。我们四个刚谈半个小时左右，队长张卓慧上楼就喊：“你给我听着，来到这干什么？就是“转化”，给我写保证、决裂，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别费劲了。”我说：“逼转化率吗？你违法，说假话，我从来不会。”她气得喊：滚！我看到她中毒很深，给她写了洪法的一些资料，叫她知道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别再助纣为虐，善待大法弟子，能有个好未来。回到分队刚坐好，恶警王乃民过来说：“面壁，治不了你吗？”坐了一会，我起身站起来，拿点手纸。她骂道：“不要脸，谁叫你站起来的，今后不许你乱讲话。”我说：“说话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剥夺。”他说：“闭嘴，大伙都听着，今后她不遵守纪律，乱讲话，给我记上，加期、记过、严管。”

2002年5月份，所里来了很多检查团和参观的，他们掩盖迫害、造假，也不让劳动了，不做工作了，布置寝室。平时四个人一个床的被子拿进仓库里两个（两个单床合在一起，横睡4个），这样显得没有关押这么多人，一个室八个大床（三十几个人）床头也少了十多个，未转化的隔离不在室内，关押隐蔽房间。布置图书室、活动室，改善伙食，让一些转化的邪悟者对摄像机镜头，讲教养院如何如何好，走后一切还照旧。还搞什么献爱心活动，动员学员给一个医院患白血病的小男孩捐款，不写姓名，却写上马三家教养院。有的新来的学员很困难，她们总动员学员给捐款及物品等等（一切由分队管），给学员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贡献大的当然要减期了。

2002年6月份，我悟到不能戴牌和穿校服（囚服），我说：“我没有违法，不是劳教，这是强加给我的罪名，我不能接受，这不符合宪法。”大队长张秀荣叫一些人将我捆绑，说：“给使劲打，我负责，谁不打，给我加期。”然后，他先动手拳打脚踢，踩肚子……一连殴打几十分钟，抬到一个寝室（没人住的），我的衣服都被打扯破了。她喊：“再给她买一套，去她包里拿钱去（现金60元），快点。当时衣服被扒掉了，鞋也打没有了，只剩下胸罩和裤头，摔在地上。当时腰都不能动，过一会，让（四防）门岗的人给我戴上手铐，带到一楼小号，铐在暖气管上，晚上身穿单衣冷得寒颤。室内阴暗潮湿，不许睡觉、洗漱，12小时上厕所一次（上厕所开铐，还得态度好，否则不开）。我说：“你们执法犯法，邪恶，会遭报的。”张卓慧说：“不开，不能去了。”恶警王乃民进来讽刺挖苦地说：“怎么样？很舒服吧，还有更厉害的呢，服不服啊。”我说：“你们这才是真正违法，不配穿警服，政治流氓，不久的将来受到审判。“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王乃民说：“你还敢教训我，我说加期就加期，看着吧。”然后广播室讲了很多强加的罪名。

还有一次上洗脑课，我因身体不舒服，和队长张卓慧请假。她马上说：“不行，死也得去。”让一些人拖着抬着去上课（那天上课在食堂和我居住的楼很远，下三层楼，还得走很远），从三楼下去，衣服和鞋都拖掉了。当时还是雨季，拖到操场放下，当时地上都是水，浑身泥水，又抬到食堂。我坐在地上就对学员说：“这样迫害，还上课吗？”上课的警察手持喇叭叫学员注意听，不要受我干扰。我抓起凳子扔了过去说：“你们迫害无辜的百姓，简直没有人性，天理不容。”队长（警察）张卓慧上来就打耳光，将我又拖出去了。和一个恶警耳语了几句，到一楼医务室和一个姓陆的警察（直属队队长）大声说：“学员大家都来看看她的形象吧。”然后让一个得过精神病的学员（邬素贤，锦州）不停地骂了大半天。晚上，值班警察代玉红揪着我衣服，推着我上三楼，关进仓库里（屋里装有做手工活的料，这些料都有化学药品味，很呛人）。她说：“看看你连衣服也坏了，鞋也没了，泥水一身，象人吗？到这来，想不转化，挺得住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告去吧，今天我值班，你别想得好。”晚上我要上厕所换手纸，肚子痛。她马上说：“不行，告诉你，象你这样见得多了。99年我带过班，比这厉害，看你熬多久。”

后来有新学员进来，才转到卫生间去继续体罚，还是不让睡觉，长蹲、不准移动，就离便池二米远左右，一天给两个玉米面饼子（不放碱很硬），有时没咸菜。有一天，我大声讲：“敢不敢把你们的这些行为让参观的检查的看一看呢？敢不敢曝光，不是总讲公平、公开、公正吗？”又一个值班警察过来喊：“别喊了，谁不给你咸菜了，是给忘了吧，给她点咸菜。”

2002年春节前夕，劳动几乎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一天要干13个多小时，室里有十几个身体不好的和年岁大的学员，有些干不动了，靠在床上。我被做工作十点回来问她们：“怎么还不就寝。”一个学员和我讲，超负荷劳动，得到二十九才能干完。我讲：“这就不符合劳动法，不符合规定。”恶警王乃民进来说：“跟我去办公室。”我说：“走，看一看劳动法，以理服人，反正讲公平、公开、公正。”到办公室一看屋里4、5个恶警，她大声说：“站好，不准再说话了。”就开始动手打我前胸，边说边打。教养院不是养老院，你们是劳教知道吗？还有你们说话的权利吗？就是服从，理解不理解都得服从，否则整死你，送大北监狱就是我们一句话，你去告啊，我们怕什么？有人撑腰，你们呢？可就惨了，“鸡蛋碰石头”。两个小时后，才放回分队，过几天发现我前胸青半个多月。

2002年秋天，所里又包几百亩地，扒包米。这次家里几乎没留几个人，都下地了，坐车到很远的玉米地里下车，有的学员背着身体不好的学员（岁数大的，七十多岁）。有一天刚到地就下起大雨，警察张秀荣说：“都站道上，不准动。”后来雨小了，顶雨干，有的学员身穿半截袖，冻得打哆嗦，有的跪着扒，直到扒完。直属队一个学员说：“口渴，想喝水。”她们队长（陆＊，很胖、戴眼镜）说：“回去喝，总喝水，干多少活？还以为敬老院呢，劳动教养院，快干。”

还有一个叫李冬青的（沈阳大法弟子），99年10月份非法关押，只因为她总记录被迫害的事实（几乎我们室人都看过），日记本记了3本。她身体不太好，有时躺在床上写东西。有一天来人参观，要上楼。大队长张秀荣、周笺、扬晓锋、张卓慧、王雪秋（分队长）马上跑进来，上床把她往下拖，拽到办公室，抢笔、殴打她，记录本被抢走了，手被他们用笔尖扎。然后把她关押隐蔽的房间，用以躲避探视和检查参观的，关了将近三个月。2002年8月份，全所召开整治劳教场所秩序大会，非法批捕李冬青、李黎明、宋彩红，现在辽宁省大北监狱。当时动用所有警力全副武装，把所有学员围住，非法给不转化学员分别加期。还有从龙山教养院来的学员，加半年期，非法给我加期8个月。

还有一次，我不去上洗脑课，他们把我绑在床边，强制听诽谤大法录音。一个叫王玲的大法弟子从分队路过上厕所，听到录音，立刻冲进屋，给插销拔掉了。说：“别再对大法和师父犯罪。”出去被一些人拳打脚踢，带到一楼小号，戴上手铐、铐在长凳上，几天几夜不让休息，体罚将近几个月。

2002年元旦前夕，食堂吃饭。二大队一个学员站起来说：“在屋不让说，我可以在这和你们队长讲了吧，你们总讲公平、公开、公正，那……”话音未落，值班队长（项＊，现在负责广播室）马上制止说：“不准乱讲，堵住她的嘴，还敢乱讲。”唿啦一下上来十几个人，一阵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当时她脸青色，有些变形了，拖了出去，以后没回分队。

有一次，我在的分队尹丽萍（铁岭人）吃饭时，站起来说：“我们不能在这吃饭了，应该释放回家。”唿啦一下又上来十几个人就把她拖走了。听说她被警察打得大小便失禁，半个多月，还胃下垂，走路都走不稳，打点滴一个多星期左右，吃点东西胃就痛，脸色腊黄。后来我在分队学员捐款给她治。

他们迫害学员从不手软，使用文革时的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是表现好的减期。如：门丽静（大连的）、万冬霞、衣庆芳、刘慧君、李秀平、马桂芝等人。而心软的、善良的、关心学员的凌海大法弟子刘玉芝则被加期三个月。我在分队有个凌源的张桂华为了我的事，她总哭说：“你太善良了，她们对你这样，你还不恨她们，说她们是被利用的，还给她们讲法理。谁善呢，我看出来了，还是你是对的，这么折磨你，你还没病，身体还好。我就不行了受不了折磨，也只好放下了。”我们总鼓励她，让她做好，别落下。

2002年12月20日，所里又来一次整治劳教场所秩序大会，强制转化，一个一个过筛子。我所在分队有个叫张永杰的，把她带到一个黑屋里，手脚被捆绑一天一宿，后来昏过去了，用水泼醒，继续迫害（迫害她的有郭霞、崔素芬、白静等人），直到承受不住。听说一大队有个叫胜利霞的大法弟子，给她腿绑（盘腿姿势）24小时，手也绑上，后来她吐血了，直到承受不住。还有的学员两手被铐在一根铁管上吊铐。那一次，包括我在内很多学员（200多人左右）没把握好，但我们很快清醒，严正声明所有不符合大法的言行作废。

2002年的一天，所里邀请沈阳文化局来放诽谤电影，她们又拖着我去看，队长张卓慧在身边，门口都有男警察把守。我身边一边一个人（万冬霞、崔素芬）按住胳膊和肩，强行我坐下。电影声音很大，振耳，我的头很疼，就想出去。我和大队长说：“不行，头太疼了，我走。”她马上说：“不行，死都得看，就迫害你了，快告去吧。”那两个人使劲按住我。我说：“编排的在电视看过了，都不是炼功人的行为，这是诬蔑、造假。”她们俩捂住我的嘴，不准讲话。我挣开她们的手，喊：“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横扫乱法烂鬼。”演完他们把我拖回到办公室，叫他们这两人作证，叫我再讲两遍。我讲了，两个干事记上，她们说上报加期，问我后不后悔。我说：“我决不后悔，只是讲真话。”02年元旦，普教来演节目，让我去看。我说：“不去。”她们说：“你不去能行吗？扬景秋（大连的）揪住我边打边推下楼，大队长张秀荣表扬她。听说对她很满意，叫她当室长。这个扬景秋对分队学员暗中监视、记录，报告大队长（队长张卓慧都听她的）。她总是岐视、谩骂学员。有一次，一个学员叫马凤珍（锦州），说她说了不该讲的话，一些学员指责她，吵了起来，气的她躺在地上大哭、大闹，后被拽到办公室。室内学员压抑，不敢讲话，默默干活。

2003年2月份的一天，沈阳市公安局来人找我，我去了。他们说：“这一次没别的，写好家庭住址。再填个表，滚个手印。”我写了住址，拒不填表和滚手印。我说：“无条件释放。”这时恶警王乃民骂道：“别不要脸，还要加期呀？不填就强制。”回头对他们说：“她就这样，什么都强制，简直精神病。给我动手，按住她。”干事汤艳、分队长张卓慧、扬晓锋和公安局三个强制滚手印。公安局人说：“你不签，我们给你签，其实签不签，都生效。”第二天他们还逼迫我写什么七敢，又指使邪悟学员郭霞（昌图人）、崔素芬（阜新人），用她们手握紧我手强制写。

有一次所里开展什么军训，邀请沈阳雷达战的官兵，训练学员。年岁大的也强行训练，打太极拳，如不服从，记过、加期。我和队长谈：“我身体好，不需要，我不想和你们争斗，你工作，我修炼，不符合炼功人的行为我不做。愿意怎么样，随便吧。”她马上说：“不行，上边还要来检查，我不受罚吗？”不做还强制，吃苦头。这次她们还是体罚，不让睡觉，白天水房，晚上在卫生间，派人轮番监视，（两个人一班，全分队90人轮），不准移动位置，一动不动、面壁、不准讲话，有时四防（门岗）进来骂上几句。有一天我肚子疼，靠墙一会，大队长马上拽住我推出来说，坚持不住，转哪？月经来潮换手纸，刚蹲下，值班队长代玉红拽起我说：“不行，挺着，今后你没有自由，上厕所得我们允许，后天我下班了你再上。”那天晚上我栽倒在地上，他们还不罢休，拽起来说：“站好，要么长蹲。”当时正是正月十五，20几天都没有上床休息（每次都半个月之上），后来白天体罚，晚上允许上床。但都不在寝室，把手工活的任务数分给未“包夹”的学员，每次都很多。

到2003年4月份我被无条件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