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末，我和老伴去北京上访，刚走到二密，被劫持回来，到市局被录像。回来后，我们又去长春省城，7月22日下午，刚到省城，省委全部戒严。我和老伴第二次又去北京，打出租到沈阳，刚过抚顺城，走到高湾，被当地警察刘双喜（科长）和值班警察截住不让通行，他们盘问我们近2个小时，又给通化派出所打电话，到后半夜2点才让回来，一宿没合眼。第三次去北京，是坐火车，信访办也没了，成了抓人的地方，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

四年来，我们全家承受了巨大的迫害。在1999年，一个姓朱的片警来我家非法搜查，什么也没搜去，就走了；还有一次晚间9点半钟，急急忙忙跑到我家，狠劲砸门。原来他听说我们上北京了。后来姓朱的片警、委主任经常无故上我家，监视我们。8月中旬，市局、区局、街道四人来我家，打探炼功的事。9月末，外面下着大雨，他们4-5人到家里抓人；我老伴跟他们讲理，讲炼功受益的情况及取缔迫害的不合理，邪恶之徒也觉得抓人不占理，就走了。

2002年春节前两天（腊月二十八）半夜12点，警察敲我家门，半夜1点半钟，我们俩被劫持到派出所。据说那天晚上，全市大搜捕。当时派出所有指导员任斌和一姓鲍的片警，还有两人一个姓高，一个姓侯，市局姓刘的局长跟我们谈话，问为什么要炼功。我回答：祛病健身等等。后来老伴又单独跟任斌谈话，主要是介绍法轮功，说明真相。于早晨5点左右，我们被放回家了。但此后三年，鲍姓片警每月都要来我家一次，两个单位负责法轮功的人、街道主任，每隔一段时间来查看。经过洪法、说明真相，单位的人明白了真相后就不再来了。

2002年5月份，我和老伴被迫离家出走了7个月。听邻居讲，我走后，派出所和单位多次到我家敲门，光敲邻居家门就有7-8次，搞得四邻不安。在这段时间，市局找不到我们，威逼学校领导采取措施。后来，学校去梅河口我弟弟家找我们，打听子女电话。电话多次打到在外地的孩子家，干扰了我家属的生活。

我回家后，610、公安局强迫学校核算办公室，威胁我们必须写“五书”才发工资，从2002年10月，我的工资停发到现在。

2003年5月中旬，派出所所长刘伟带三个片警来我家抓人。我义正辞严地说他们编造谎言，残害百姓。他们理屈辞穷，说我散传单，后来把我家抄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最后就溜走了。

由于炼功家属也承受迫害，孩子的住房因租给功友，被公安局和单位没收。此事损失造成几万元。2003年6月份，老伴在几经骚扰和迫害后不幸去世了，现在家中仅剩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