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赌博成性，根本就不懂善恶还有报，身体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觉得自己的一切都那么不顺心，时常埋怨命运对自己不公。自从我拜读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后，我的心渐渐豁亮起来。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来在世上是干什么来了，我从心底感受到了师尊的伟大。

四年前，大法在国内洪传已七年有余，使上亿人走上修炼的路。修炼者时刻按“真善忍”修心养性，重德行善，对祛病健身有明显奇效，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当时政府的褒奖、家庭的支持，我们沉浸在祥和法光的普照中。

就在1999年的7月20日，大权在握的江泽民，一意孤行的发起了对法轮功蓄谋已久的镇压运动。瞬时间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诽谤我师父、大法的谎言，电视上全天播放，顷刻间修炼“真善忍”的群众成了江氏流氓集团的眼中钉，成了它们残酷打压的对象。

师尊遭诽谤，大法被诬陷，做为深深受益于大法中的我，怎能袖手旁观，我要为师尊鸣冤。在2000年4月13日，我和同修们一起去了县610办公室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其中有多个同修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从此每到敏感日、逢年过节单位领导都要来家或给家里打电话，传达上面的“精神”，威胁家人配合他们，限制我的一切人身自由，不准学法炼功，外出也让丈夫每天看着我，使他不能正常工作。我和家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就在2001年1月22日，春节放假，我给家人留下一封信，毅然孑身去了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我要为师尊、为大法讨回人间公道，告诉所有的世人“法轮大法好”！

到北京证实大法的弟子，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有小，有携儿带女的，有全家同往的。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让恶人停止对大法造谣诬陷的宣传，还我们师尊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

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有的十分凶残，根本就没有了人性，抬手就打，张口就骂。有的大法弟子被打的满脸是血，浑身是伤，惨不忍睹。

我被单位领导从北京接回后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了我88天。在这期间，看守所的警察极力阻挠我们学法炼功。有一次我们学法被所长崔××发现，说什么也要叫我们把书交出来，我们不配合，当即给他写了封真相短信。大概内容是：我们是修炼的人到哪里都要学法炼功，何况我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文，大法书就是我们的命…… 后来他没有再找事端。

我们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学法炼功。有一次警察陈玉值夜班，看到我们学法炼功，就开窗破口大骂。那时我意识到了应该和他们讲真象了。

春节前后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同修有数十人。我们悟到看守所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应该突破出去。我们从进看守所一直在给610、公安局写信，申诉我们的真实情况，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们开始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和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在绝食过程中，公安局利用家属，让家属配合他们，让我们放弃修炼，放弃信仰。有的家属在压力下当着恶人的面，侮辱大法，打骂自己的亲人。有两位大法学员绝食出现了生命危险。看守所一看怕担责任，上报县里，家属也去县里要人，他们怕出人命，把这两个同修放了出来。

2001年4月11日早，我们实施了第二步抵制迫害的计划，不进监号，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这一下所长、警察着了急，上报了县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法，还给犯人们展示了四套动功，他们一直为我们喝彩、鼓励。因为他们通过我们讲真象，都了解法轮功是正法，知道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电视上的宣传完全是造谣、栽赃和嫁祸。我们也真是从内心为他们明辨是非而高兴。

到了晚上8点多，县里派来了公安一科李万锦（喝得醉醺醺的）让我们回监号，说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北方的四月气温都在零下，我们一天食水未进，晚上11点多，家人知道了我们的情况，要求送棉衣、棉被、食物，警察不让往里送，把家人连吓带叫地撵回去了。

好心的犯人们从监号里给我们拿出了被褥，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夜真长呀，我们不时起来活动活动，整个身体都是冰凉的，一夜几乎没睡。第二天快到中午，所长崔正军让我们回监号，我们不从，他就调来了数名武警，把我们连拖带拉，几乎都是被扔进监号的。当时我的外上衣都被他们拽掉了，后扔到监号的水盆上，我的整个后背全湿透了。有的同修身上被他们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下午开始陆续放我们，我和两个同修先后出来，这次出来公安一科非法向家人勒索现金三千元，无任何手续、凭证，说是保证金，不交钱不放人。家人无奈，不忍心让我们在里边受非人的折磨，急得东拼西凑。我丈夫为了抵制恶警无理关押我，说：“自从你进了看守所，我就跟在公安局上班一样，每天最少要去一趟，找他们要人。”丈夫理直气壮，明知自己的亲人没有犯任何法律，是无辜的被迫害。

2001年5月8日，20多名大法弟子集体北京上访证实大法。县城不法人员顿时紧张了。5月8日我上了班，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还去不去北京上访，我说：“上访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是正当的，我要为法轮功喊冤！”领导张某某大怒，担心我的举动会给她的前程带来麻烦。10日她告诉我丈夫要送我到洗脑班，我得知后，又告诉了另一个同修。我们决定不能再让他们迫害，决定离家出走。

出走后，张某某得知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通知县里封锁路段。亲戚家、朋友家搜个遍，恨不得挖地三尺。单位的人和民政局人员在张的带领下，11日凌晨去了我公公家，把家包围了。（因我在走以后在公公家给局长打过电话，告知他们不要费心找我，洗脑班我不去。）就这样他们一大早闯进了公公家，用威胁的口气让公公交出人来，老人一口咬定没见人。他们一看老人家的态度，就把他带到了镇里，让配合他们找人，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丈夫、丈夫的二哥也被他们利用来一起寻找，一直找到下午没有任何线索。张一看徒劳一场，就拿七十多岁的公公撒气，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

后单位领导孙局长和县委协商，让家属通知我上班。我17日上了班，23日张找我谈话后，24日下午我在单位上班四个全副武装的公安警察，带着手铐闯进了我的办公室，当时张也在场。我当时就看出她幸灾乐祸的表情，是她从中做了手脚。他们要给我戴手铐，我不戴，被他们带到了公安局，我问审问我的李万锦：“为什么要抓我，凭什么抓我？”他说：“单位不报，我们也不会随便抓人的。”

出去了42天，我又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我的心情难以平静，邪恶无孔不入。丈夫无可奈何，我知道他的心里更不是滋味。第二天我们不进监号，前几天大法弟子们都这样抗议着。结果所长又叫来了数名武警，把我们抬起来扔进了监号，我当时被扔到床板楞上，半个臀部被磕得疼了好长时间。我们又开始陆续绝食抗议，有的同修已半个多月未进食水，倪海英被饿昏过好几次，警察们根本就不闻不问。

同修们每天学法，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探讨突破邪恶迫害的办法，但一直整体没有达成共识。

2001年7月20日，我们在看守所进行了一次证实大法活动：挂横幅、还穿上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背心、衬衣，当警察看到我们的行动后，害怕极了，当即叫来了公、检、法的官员们，武警就有四、五十人，开始搜号，把屋里的东西全搬到院子里。这种势头阴森森的，真是正与邪之战。

开始强行搜身了，有的同修衣服被扒下来了，有的同修被她们连打带骂的。女公安胡军、石某某没有一点起码的职业道德，咬牙切齿，谁不服从她，不仅骂还要打。大量的经文被恶警抄走，我和同修张秀芬去捡散落在地的经文时，被局长王满林看见，抬手扇了几个耳光。同修张秀芬当时就被他打的头昏眼花。王满林口里还脏话连篇。男同修赵金被武警打得更狠。

这次大搜查，除了身上穿的衣服被子外，剩下的东西全被他们搜走了，我们换洗衣服、卫生纸等一切用品都要通过他们同意，每次用的东西都特别费劲。这次我和十几个同修都戴了背铐，戴的最长的有半个月。同修赵秉恒、赵金给戴得双臂几乎失去了知觉，腋下因天气热都腐烂了。女同修杨智丽、男同修李玉川还被戴了铁镣。我们听犯人讲，只有死刑犯或大刑犯才戴铁镣，可见邪恶疯狂到了极点。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要搜一次号，每次搜走的钱、物，钱少则十几、多则上百，不知去向。当同修问起他们时，他们都是含糊其词不了了之。

10月30日，这次我们集体绝食绝水，抗议他们非法并超期关押，惊动了县里领导。家属纷纷到县里找领导要人，去了不少人。县不法官员怕事情弄大，就来了一个先发制人，把去县要人的家属（上班的）关了两位，一男一女。这些官员、警察本身就是执法犯法，根本就没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

后我们从看守所陆续被转到小刁鄂洗脑班，他们每天给我们“上课”洗脑，我们拒绝上课。我们给前来洗脑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讲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有的人也真的知道大法好了。

2001年12月5日，我们整体突破魔窟，除了身体上被迫害的和正在绝食抗议的同修不能行走留下外，我们十八人晚上九点多从二楼窗户上下来，动作迅速，时间不长就消失在漫漫的长夜中。我们一边走一边背师父的经文《洪吟》—《大觉》。那天黑夜天气格外的冷，寒风刺骨，眼镜框都冻了冰，手冻木了，速度越来越慢了，但我们还是坚持着。到后来腿越来越沉，每走一步髋骨都钻心的疼。天亮了我们终于走出了赤城地界。我们经过了这一夜的煎熬、跋涉，我们体悟到了师尊讲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转法轮》）。

我从小就没有吃苦、忍耐的基础，这次如果没有师尊慈悲的呵护，真是很难走过这一关。谢谢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