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使中国上亿人遭难。一些关心我的人纷纷上门劝我不要炼了。我说：“这么好的功法要我不炼那不行，政府能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吗？一定是政府搞错了。”我还是照常每天炼功。为了说一句公道话，由于坚持炼功，我遭到了江氏政治流氓集团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与摧残，原本非常和睦的家庭被株连迫害。以下是我所遭遇的迫害。

在2000年正月二十八早晨，我们一行十个人在同修家门口一起炼功，被当地钱粮湖警务区的七、八个警察非法抓住。恶警彭常华和610办的邓红球将我们一个个审问后就把我们分别送往华容、岳阳等几处非法关押。我和另外二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岳阳湖滨拘留所45天，最后我丈夫写保证并交了900元伙食费才放我回家。当地邪恶为迫害大法弟子就把曹祥辉、陈敏、郭立群等等几名大法弟子从家里绑架出来挂上牌子、反捆绑着手，站在汽车上由很多武警手持冲锋枪押着到处游斗。

看到大法弟子遭受这样严重的迫害，我和一名同修2000年5月到北京上访，说句真心话“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俩来到北京信访办，看见信访办门前有很多便衣警察，各个省的都有，他们就挡在门前，抓当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我想上访是无门了我们就决定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刚刚坐下盘腿，很多便衣警察马上就过来把我们抓上了警车。车上还有很多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被绑架到北京一个公安局，我们用善心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好处，还跟他们说：政府取缔法轮功是错的，希望政府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请还我师父清白，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的环境。

后来，我被本地驻北京办事处的警察邓益桃和我家人押送回家。当时我丈夫和他弟弟是被本地邪恶强迫去北京的。一切费用都是我家人付的，共花去了现金三仟元左右。在列车上晚上睡觉时我还听到警察邓益桃和补票的列车员在做肮脏的交易，如何开票，以后继续合作等。回到当地后，钱粮湖的恶警把我送到岳阳云溪看守所非法关押30天，我丈夫花了很多钱请客、送礼，还被君山区国安大队的队长余志和等勒索了许多钱财。

在被诬蔑陷害、上告无门的情况下，我们只有用发资料的方式讲清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电视的宣传是如何的造假，江××是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2000年11月，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钱粮湖派出所的所长姜南武绑架到公安局，遭到严酷审问。当时，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贴、发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岳阳市和君山区的610恐怖办公室大动肝火，由市610的头子亲自出马，和君山区国安大队余志和、赵文华、李其良以及钱粮湖610、公安、警察成立专门的小组调查这件事；他们欺骗我丈夫说只要我说出资料是从那儿来的，谁指使干的就可以放人回家。我丈夫相信了他们的谎话，就带着孩子和我娘家、婆家十多人来问我资料是不是从李年春那儿来的，因为李年春住在我隔壁楼上。我说：不是，你们被电视宣传的谎言所欺骗了，你们这是帮他们犯罪。为了说句真话就被关被打，我没有错，你们现在迫害我不说，难道还要迫害更多的人和家庭吗？……我不停的和家人讲真相，从下午到晚上12点，他们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看我还是不说，就只好走了。

等家人一走恶警赵文华、李其良等三、四个恶警就开始对我用刑，把我双手用绳子捆住，和高椅子把我放在上面，再把我双手吊在门框上面，把椅子拿走，我整个人被悬空离地二尺多高着，我拼命挣扎，恶警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用荡秋千的方式不停地推我，没多久我身上大汗淋漓喘不过气来，有种虚脱的感觉，我慢慢晕了过去。

第二天恶警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岳阳市一看守所。在去岳阳的路上我看到这名学员的脸上和手上全是肿的，而且是青红紫绿的血痕印，他对我说：它们已经折磨了我一天一晚，用玻璃瓶使劲的砸我脑袋，用皮带不停地抽我，还将我吊起来荡秋千拳打脚踢的，全身都是伤痕累累的。我说：我身上也是一样，右手现在还没有知觉不能动了。他说我脸上整个都是青肿的，再一看我们俩人的手都是被绳子勒进去的青红色的痕印，肿起很高。

我们被非法关押在岳阳市一看守所，每天吃的是一桶盐水加一点点油和小菜，再就是发黄的劣质米饭，被子和生活用品都是家人送来的。在被非法关押37天后，我们开始绝食要求释放回家。在绝食的第五天，我被放回，当时君山区国安大队又从我家勒索现金2000元，钱粮湖610勒索现金1000元，看守所还要了600多元的生活费。此前，我丈夫怕我在关押期间被打死、打残就到处借钱送礼、请客，据他说送了2、3万元才将我放回来。

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这次发真相资料中被抓、被关、被打、被勒索钱财。大法弟子罗继川老人被君山区国安大队的恶警用烧红的铁烙在身上40多处伤痕，后来被非法判刑劳教；大法弟子李年春、鲁元秀两位老人都是60多岁的人了也受了很多酷刑，并被非法判劳改。两位老人在没学法轮功之前都是有多种疑难病症的人，修炼法轮功使她们身体健康了，现在却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

2001年元月16日上午，钱粮湖邪恶将大法弟子李年春、鲁元秀、皮霞、何瑞平、段全贵、俞老馆强行挂上黑牌子，反捆绑着双手，有的戴着手铐在钱粮湖的礼堂非法审判、游斗他们。当天下午我和丈夫在家看电视时，恶警邓益桃和另一名警察说有点材料要问问，去去就回来，将我骗上车，在车上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恶警当晚又将大法弟子徐怜非法关押。第二天，恶警将我们三人绑架到岳阳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许多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我们一样，是被警察欺骗后绑架来的。我们绝食抵制这种非法关押，在绝食的第5天，我和徐怜被送到株洲白马垅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

大年三十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我想起了家里的孩子和丈夫，孩子才13岁，丈夫从没有做过家务，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想着想着，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株洲白马垅劳教所不准我们炼功，有许多同修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开始集体炼功。大批的特警和女警察连夜守着不准我们炼功，有的还把学员从上铺倒拉下来，还有特警手持高压电棒威胁等等，硬是不准我们炼功。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善意的向他们讲为什么要炼功的原因。他们说：“这是上面规定的，不准法轮功炼功，劳教所更不准炼功。”就这样一直折腾到正月初五那天把我们都集合到操场上，不一会就来了一大批武警手持电棒和一队女警察，再就是特警，都是全副武装把我们团团围住。接着就是点名，点到名字的就回到房间里，没点到的就留下。后来听说，没被点到名字的50名法轮功学员被武警押到后面一栋房子里，在那里被“严管”。

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被称为七大队，大队长姓丁，不许法轮功学员炼功，并施行精神和肉体的迫害。

我想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坚持炼功，因为炼了法轮功，我才能够祛病健身；劳教所不允许我炼功，不等于就是要我的性命吗？晚上我又开始了炼功，我刚一盘腿，马上进来几个值班犯人对连拉带拖地把我拽到办公室，特警命令我面墙而站立正姿式，房间的其他学员看到我炼功被拖出去，也开始炼功，这样她们也被一个个拉了出来，2个办公室都站满了，外面走廊上也站了一些学员，由于当时有很多学员是从床上拉下来的没穿衣服和鞋，当时又是大冬天的。有几名学员跟它们说理，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就被恶徒拉去关禁闭。

当时有曹静珍、曹芝兰两姐妹被关禁闭。据曹芝兰后来说：她姐姐被关禁闭时，恶警将她双手用手铐背铐在铁门上，还使劲地用皮鞋踢、用拳头打她，当时大法弟子曹静珍就被打断肋骨几根，胃大量出血，人当场昏死过去。而恶警却扬长而去；不知过了多久，一名值班犯人看到地上有一大滩血，才喊来人把曹静珍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曹静珍不能进食，吃什么吐什么，身体越来越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省株洲白马垅劳教所还不放人，还在人不停地折磨曹静珍，把她放在“转化班”不停的对她洗脑，让她坐小矮凳，把犯人夹看着没有自由，几个月后曹静珍越来越不行了被迫害得只剩皮包骨头，不能行走，在这时白马垅劳教怕人死在劳教所里才将曹静珍放回家。曹静珍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大法弟子曹静珍的死是被白马垅劳教所迫害而死的。

白马垅劳教所的禁闭室是一排不太高的水泥平顶小屋，10个房子，1个房子关一个人，每个房子只有几平方米里面，没有水，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冬天阴暗潮湿，到了晚上10点睡觉时才有一床破棉被，而且很潮湿，早上6点起床就收了。夏天蚊虫叮咬，十分炎热，非常闷人，关在里面的学员很难有水洗漱。按照一般规定，禁闭室关犯人最多一个星期，而大法弟子却被关十多天，二十多天，多的长达一个多月，被折磨得又黑又瘦。

即使这样，我还是天天坚持炼功，恶徒就天天把我拉出去罚站，而且必须是军人的立正姿式，再就是被手铐铐在栏杆上，有时一站就是一晚。

有一天劳教所搞来了天安门自焚的录像，湖南省还来了新闻记者，强迫大家到会议室看录像，我们当时因炼功被罚站的5个学员也被拉去了。我们5个到那里一看是诽谤大法的录像，还是什么自焚，当时为了抵制这场造假、诽谤法轮功的宣传，就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而那位新闻记者却卑鄙地把这段录像给裁剪了，只把劳教所的所谓“功绩”吹嘘了一番。在我们喊口号时，有许多武警就冲进来将我们5个连拉带拽地拖了出去，不一会那些流氓新闻记者来采访我们，我说了电视上是如何的造假，法轮功如何好，还说：“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学法轮功，都按照真、善、忍去做，人人都找自己的不对，用善心去对待别人，为别人着想，人类道德不就回升了？人类不就美好了？那战争都不会出现了，警察都不需要了呢？这样难道不好吗？……”当时一名徐姓大法弟子也说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是如何的好了的话。可是到后来湖南新闻报导的事实根本就不一样，把我们说的话全部删除，徐姓大法弟子的话也被删改了。

由于我天天坚持炼功，干警怕我带动其他的学员就把我弄到严管队，我才知道被关押在此的学员都受到了严酷的折磨。在正月初五那天晚上，在这里的全部大法弟子都被手铐吊在外面的晒衣铁杆上（差不多2米高）冻了一个晚上。恶警还把他们认为很顽固的几个大法弟子关了禁闭室，其他大法弟子以绝食来抵制邪恶，要求把关禁闭的大法弟子放出来。恶警不但不理睬，还将大法弟子体罚站了2天2夜。

我被关严管队的那天，那里的大法弟子已绝食了5天，她们的身体被折磨得很虚弱。那天晚上恶警郑队长又来问我们还炼不炼功，我们回答说：“炼”，她就罚站，有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昏了过去。后来每进来一个大法弟子只要说一句“炼”就被罚站到外面冻一个晚上，甚至二个晚上。

有一次我在电视房炼功被犯人发现后报告了这个郑队长，她气势汹汹地跑进来，当场给我两个耳光，骂骂咧咧地把我拖出去，真像一个泼妇，劳教所的很多干警都是这样。

那一段时间，我由于坚持天天炼功，几乎天天都被拖出去在外面冻、罚站有时被铐在外面的铁杆上，还要站成“大”字形，两腿分开到不能再分开了，两手分开被铐在齐腰高的铁栏上有时半天，有时一晚，常常是冻得四肢麻木、手肿起很大。许多大法弟子身体被折磨得越来越不行了，整天听到咳嗽的声音。我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咳得直不起腰，致使腰部疼痛难忍，小便失禁，喉咙说不出话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断地遭受劳教所折磨，恶警稍有不顺就对我们拳脚相加，再不就是关禁闭室。

有一天，恶警把劳教所里的手铐全部都拿来了，把我们一个个都用手铐吊在上下铺的床上面，还用一对手铐铐两个人的手，一人一只手，如果这边的人手动一下，哪边人的手就跟着痛，有的大法弟子被手铐吊得晕了过去，有的大法弟子被铐得不停地呕吐。

为了抵制劳教所对我们的残酷迫害，一百多名大法弟子于2001年3月5日集体全部绝食，几天后恶警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灌食。恶警们在地上铺一床草席，由几名值班人员把我们从房里拖出来，再由特警和值班人员七、八人把我们按倒在草席上，压手的压手、压脚的压脚、压腿的压腿、压身子的压身子，压脑袋的压脑袋，使整个全身都不能动，然后它们拿电工用的铁起子把牙撬开（有的大法弟子满口牙齿被撬松、撬落），再用修尖的竹筒插进嘴里，把鼻子拧紧，拿杯子装满粥，从竹筒里倒了进去，鼻子和嘴同时不能进出气，还要灌3至7杯的粥。

我当时就对特警说你们不能这样啊，会灌死人的。一个恶警恶狠狠地说：“就是要灌死你们”。在当天大法弟子左淑纯就被恶警们活活灌死了。它们将大法弟子左淑纯放在担架上，用一床破棉被从头盖到脚，一只手臂吊在外面，将她抬了出去。

出了这件事后，恶警开始采用新的办法，用高压电棒逼我们吃饭。有的大法弟子嘴上被打得起了很多水泡，肿得很高还是不吃。后来恶警采用伪善的办法，我们当时未能识破而吃了饭。

4月份，被劫持进来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邪恶之徒就将我们搬到另一栋大一点上下二层楼的房子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白马垅劳教所把马三家劳动教养所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引了进来，还请了恶人到劳教所里搞演讲。它们的邪恶手段是：每个房间十多个学员，由4、5个吸毒人员夹看，卖淫的刑事犯代替了特警。我们的一言一行，上厕所，吃饭、睡觉、上课等等都被吸毒犯或刑事犯记在本子上，交到恶警手中，连上厕所都要到规定的时间排队，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上，慢一点还不行，没等上完厕所就把你从厕所来拉出来；吃饭、洗澡、洗衣、洗漱都是一样。整天听到的就是“快点”、“快点”骂声不断，脏话连篇。劳教所还不允许大法弟子之间互相说话，恶警还让吸毒犯骂师父、骂大法给我们听，不听的就拉到办公室强行听、看诽谤、诬蔑的录像；录像声音开到最大，十分震耳，再就是特警使用电棒电大法弟子，很多大法弟子身上都被电伤，有的大法弟子被电的不能走路，上厕所都是别人搀扶着。大法弟子陈杏桃就是这样被特警用电棒把全身都电伤了，走路都很困难，在白马垅劳教所被迫害致残，才通知家人将她接回，由于伤势恶化而去世。

为了抵制劳教所干警随意使用电棒毒打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于4月21日开始绝食，最后劳教所答应我们的要求才开始吃饭。后来才知道这是恶警在欺骗我们，恶警还是一直使用电棒电、毒打大法弟子。这件事过后，劳教所里又制定了另一种体罚，就是坐小矮凳，小矮凳有5寸高，4寸宽，6寸长，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吃饭，从下午2点到晚上吃饭，从晚上7点到10点睡觉，除了上厕所都是坐在小矮凳上，要求腰部挺直，双腿并拢，两手放在双腿上，眼睛平视前方，不准动，不准眯眼，不准说话，不准出房间，不到规定的时间不准上厕所等等，一个犯人看着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完全没有了一点人身自由，每天坐小矮凳都是10来个小时，屁股上坐起了很多茧子，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在这期间劳教所七大队还成立了三个队，七一队、七二队为所谓转化队、七三队为严管队，大队长姓丁，小队长有郑××、尹××、哀××。在劳教所的高压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迫害下，有一些学员在神志不清和执著心带动下做出了违心的决定。

2001年5月，我被送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七二队进行强行洗脑，被关在房间里强迫坐在小矮凳上，上厕所、洗漱由2个人夹看，连饭都到手中，主要是不让出房间和一些坚定的大法弟子碰到一起，如上厕所、洗漱碰到一起不准说话、打眼神。一群邪悟的人把坚定的大法弟子围住，讲它们邪悟的一套，还侮辱师父和大法。当时我只觉得脑袋整天都是轰轰的，她们为了使我转化采取了许多手段，读诽谤的话，我不听就把我拖到电视房看录像，我不看就把我拉到房间折磨，再就是几个围着我搔我痒痒、拧我鼻子、揪我身上肉，不停地骂师父等。有天它们商量好计策后把我围在中间，前面一个读所谓的揭批书，左右一边一个把我脑袋用手这边压过来，那边压过去，又使劲拧我鼻子，又是用拳头不停地敲打我的脑袋。我高呼“法轮大法好”。它们马上把我按倒在地上，把我的袜子脱下来塞住我的嘴，再用力将我的鼻子拧住，不让我出气，然后问我转不转化，我坚决地告诉它们，我决不会转化的，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决不会转化和你们一样象社会上的流氓那样骂人、打人。我说，师父教导我们首先是要做个好人，你们这那象修炼的人，你们错了，上当了。这不是明摆着把好人转化成坏人吗？邪悟的人也是很可怜的，由于不修炼了，以前的病痛又回来了。

那几天我精神总是恍恍惚惚的，走路时总要倒地的感觉，这种现象后来经常出现。一个星期后，七二队的恶警见我没有一丝转化的念头，就又把我调回严管队，6月份我又被送到洗脑班，每天都被一群人围着，不停地说、骂、受尽了各种污辱，这个房间不行又换到另一个房间，这个队不行又调换到那个队。

劳教所里还用了一种更残酷的办法来转化我，它们和我家居住的当地610办联系，告诉我丈夫：你爱人不转化，就送劳改，永远也不可能回家。丈夫信以为真，就到当地法院要求和我离婚，2001年10月，丈夫带着法官和他要好的几个朋友来到白马垅劳教所劝我“转化”，他们说：“610办说的如果你不转化就判劳改，永远也不可能回家”，再说你家里现在连生活也很困难，丈夫又没有工作（下岗工人），孩子又小，你丈夫出去工作的话孩子就没人管，孩子整天在外面打流不回家，能放心吗？我说：“这都是江××一手造成的，江××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家难归”。

他们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让你学就不学了吧，何必吃这么大的苦呢？”我说：“我们只是为了做好人，为了坚持一个真理，这样做没有错，我也不会转化，做那种没良心去打人、骂人的坏人”。我丈夫承受不了这么多邪恶之徒制造的痛苦，以离婚逼我。我当时想为了孩子和丈夫不再因为株连九族的政策遭受痛苦、担心受怕，很不情愿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在江泽民的迫害下被活活拆散了。办理离婚的赵法官说：你丈夫和你离婚是为了孩子，上面规定如果家里有谁是炼法轮功的孩子考大学、当兵、找工作什么的都不要。

11月份，白马垅劳教所为了进一步要转化大法弟子就把严管队撤了，分成三个洗脑队，每个房间有三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当时大法弟子胡月辉和我就在一个房间呆了二个月。大法弟子胡月辉每天都要坚持炼功，那些看夹人员和转化人员就把她手和脚用绑带捆在床上成“大”字型不能动有时一晚，有时把她打的双盘用绑带捆紧，不让松开一捆就是一晚上，痛得一身汗。白天炼功就把她用绑带把手和脚捆在椅子上，胡月辉常常喊“炼功无罪”。邪恶就把她的嘴用毛巾或者用胶塞住，还不让她让厕所，有时把她拖到厕所里一冻就是半天，有时用扫帚打她，每天都把她拖在地上坐着，她们还用凉水泼在地上，胡月辉的衣服常常都是湿的，有时一天要换几套衣服也没有干衣服穿，又是大冬天的，可以说胡月辉每天都被折磨着。

大法弟子胡月辉还跟我说了她在白马垅劳教所受迫害的一些情况。她是2001年3月被非法关进白马垅劳教所的。由于她每天炼功都被手铐铐在外面走廊上，有时邪恶干警把她叫到办公室用几支电棍电击她全身一整天，第二天又是如此，而且很晚才疲劳地回房间，房间的犯人帮她脱衣时看到她的内衣上全是血迹，再一看她皮肤上全是血肉模糊，衣服粘在被电棍击伤的皮肤上乾枯了，一脱衣服连皮带肉一同带下来了。

当时房间里的犯人看到这情景都哭了，从这时起，她就开始绝食抗议恶警对她的迫害绝食时间长达6-7个月，开始恶警是用插胃管强行灌食，办法是用一根胶皮管从鼻子或都嘴里使劲插进去，胡月辉的喉咙都被插破了，有时被插得吐血。每天三次把她拖出去灌食，每次灌食后的衣服都是湿的。大法弟子胡月辉的一口牙齿全部都被撬松了，还被撬掉了几颗门牙，后来我看到到她吃饭时根本不能嚼都是硬咽下去的，这期间还要把她拉出去强行洗脑、折磨。再后来我们在2002年9月集体绝食时才看到她，她也在绝食要求无条件将她放回，每天我们都从窗口看到她被4、5个犯人强行抬手抬脚的抬到医务室，有时被倒拖着（头在地上）在水泥地板上拖着走，有时犯人故意往有水的地方拖，她每天都喊“法轮大法好”那些恶警就把她的头（因为人是向天抬着的）使劲的往地下压，致使她喊不出声，再不就用毛巾塞她的嘴，每天我们都看到她受着不同的折磨，这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她了。

劳教所用了10个月的时间和各种残酷办法也无法达到他们所想的目的，怕我们影响其他法轮功学员，就把我们和其他人彻底分开了。也就是说把我们彻底隔离起来了。

2002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在电视房把墙上的诋毁大法的东西全撕了，夹看犯马上把她们都拖回了房间，不一会进来十多个看夹犯气势汹汹的抓住大法弟子就打，我喊到“不准打人”；马上拳头象雨点般的落到我头上。我一看我们这个房间一名60多岁的老太太被打得嘴角出血，肿起很大。有的大法弟子脸上被打青了，抓破的；还有的腿被踢青了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第二天我们要求：“严惩打人凶手”恶警说：“没有谁打人，我没看见哪个打人”，其实打人的时候全所干警就知道了（当时丁队长和几名干警都在场），还调了很多犯人连夜押看我们。我们知道这是恶警在纵容犯人打人，我们还听一名夹看犯说：是干警指使她们来打我们的。

为了抵制迫害，大年初一我们开始绝食，后来劳教所答应处理这件事我们才开始吃饭。

劳教所为了更好的利用犯人来迫害大法弟子，恶警每天都把犯人叫到办公室开一次会，告诉如何如何做，并以给予减刑来诱惑犯人；如果犯人不愿意干，就以加刑威胁她们。白马垅劳教所还随意非法延长关押大法弟子。

再说那些犯人后来在我们善心的感化下，使她们的思想改变了不少，比如：在吃和用的方面我们都让先于她们，她们打骂我们时，我们从不还手、还口。她们还看到我们说话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没有带一个“脏”字，吃什么用什么就象一家人一样没有私心，做什么事都时时为别人着想，连掉在地上的一粒饭都不浪费捡起来吃，我们还告诉她们：农民种地不容易，一粒粒的粮食收上来要流下多少汗水，而在这里你们却把吃不完的饭一碗一碗的倒掉。在大法弟子的带动下，劳教所的犯人倒饭的现象没有了。我们还常常告诉犯人如何做好人，不要象以前那样，害了自己又害家人，很多犯人都受感动表示回家后一定找大法的书看，从新做一个好人，改掉以前的恶习。这些犯人也说：“在劳教所只能使人越变越坏”。

白马垅劳教所的恶警不仅不让大法弟子的亲属接见，反而还恶毒地说：“××大法弟子不想见你”的话。我的父亲和我的二弟到白马垅劳教所见我三次，都被恶警挡我回去。恶警造谣说是我不想见他们。

我弟弟第三次来见我时才见到我，问我为什么不见他时我说我才知道你来过三次。弟弟反问恶警为什么时，恶警支支吾吾半天没回答出来，又看到我被押着的情景，弟弟眼里含着泪水，没说什么就走了。在后来的几次接见亲人中，得知母亲在家中为我天天以泪洗面，眼睛也看不太清了，身体也越来越弱了。有一次我小弟和弟媳来看我，看见我身上长满了疥疮，身体瘦得很厉害，问为什么这样，我告诉他们“我们整天被关在一层阴暗潮湿的房子里，被子也是发着霉气的，我们很难晒一个太阳，又是一、二十人挤在一个房间。这种疥疮，其痒无比，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觉，白天还不能眯眼睛，坐在小矮凳上受刑，还不准用手抓，各种大小脓包、水泡等形状的都有。弟媳问我为什么不治，我说：治好了过一段时间它又发，因为我们很少见太阳，有许多大法弟子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我就是这样的，肉体都折磨的不像样了。弟媳一边听一边哭，反问干警为什么不让我们晒太阳。干警说：“这是所里规定的”。

劳教所还强行把我们的头发剪短，还要我们强行带一个“白马垅劳教人员××X”的小牌子在胸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非法关押的，我们坚决不带，恶警们就采取了严厉的办法把特警叫来手持电棒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打，压着带。那天只听到隔壁每个房间发出的特警的叫骂声和电棒打人的“滋滋”声，还有大法弟子被打倒在地上的呻吟声。在我们这个房间，我们坚决不带，特警就把我们一个个压倒坐在小矮凳上，再把我们的头使劲地压在地下，不能动，致使腰部弯曲的剧烈疼痛，再要夹看犯强行把牌子挂在我们身上，让夹看犯不要松手，就这样它们哈哈地笑。后来听说有很多大法弟子因不带牌子被电伤、打伤，连60多岁的老太太都被严重电伤。

2002年7月，白马垅劳教所又成立了一个所谓攻击队，以恶警郑队长为头，专门用来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我们七大队有许多大法弟子的教期已到，可劳教所还不放人，2002年8月，我们开始集体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回家。劳教所立即成立一个吊水队，队长姓熊，就是强行给我们打点滴；把我们的手和脚捆在铁床上成“大”字形，强行注射药物，注射药物后人整天迷迷糊糊要睡，一睡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听一个医生说：里面加了损害中枢神经的药。大法弟子夏婷就是因为被注射了大量的这种药物走路都是扶着墙或别人扶着走的，说话出现口吃，没有了记忆，她原本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被白马垅劳教所迫害成了这个样。

在绝食期间不断有大法弟子被送往所谓的“攻坚队”，从攻坚队下来的大法弟子都被迫害的精神恍惚，痴痴呆呆的，绝食一个月后我被送到攻坚队，攻坚队在一层三楼的顶上，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有三个打手（都是从生产队选出来的打人凶犯），每个房间只有一个大法弟子。我一进房间三个打手就一拥而上把我用手铐吊在一个上下铺的床上，腿要站成立正姿式，过后看到我枯瘦如柴，没有一点力气，就问我有多久没吃了，我说一个月，不知她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毒打我。

被关押在攻击队的大法弟子说，每上去一个大法弟子都要毒打一顿，再上手铐吊上几天几晚不准睡觉，还用各种办法折磨。它们认为可以了，才能下来，那天晚上来了个恶警，命令打手们把我绑在有背的椅子上，腿绑在椅子的下面，两手用手铐铐在后面的铁床上，整个身子都被绑在椅子上，打手们用手抓住我脑袋上头发迫使我仰面朝上，身上和腿被压着不能动，把我的鼻子拧紧，恶警就用三把铁匙子开始灌食，一把铁匙子把牙齿撬开，一把开始喂粥，一把就通到喉咙里面来回不停的捅，有时被捅到喉咙里面去了，捅的十分疼痛，我不停的呕吐，吐得身上全是污迹。灌完三杯后，又继续用手铐把我双手吊在铁床上面，一个小时后又开始灌。当时天气还比较热，我全身都是很难闻的臭酸气味，还不让洗澡，不让上厕所，晚上被吊着不能睡觉，眼睛都不能眯一下，不然打手们就用清凉油往眼睛里抹。后来又往我口里灌盐水，使得我口中十分干渴，打手们不停的折磨我，用手拧、揪、用脚不停地踢我，直到把我折磨得精疲力尽。

因我不背监规，劳教所又用另一种方法迫害我，让我在规定时间把所规背出来，背不出来就把我上手铐吊着，还要做军训，不做特警就用电棒电，再就是让我搞手工生产，听诽谤录像，如不听就用手铐铐上，戴上耳机把声音开到最大叫你强行听，直到保证能遵守所里的所规才放下去。后来我被转回吊水队，我的喉咙灌食时被全部捅破、肿起很大不能吃东西，别的大法弟子也是一样，有的喉咙都长了脓吐出来的都是带脓的水，都只能吃一点带汤的米饭、粥，体质很难恢复过来。

从攻击队下来的二十天后我又被转回攻击队（那次是10月）。以郑队长为首的恶警和总值班员及吸毒犯刘小玉（整人十分凶残）先把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全身从里到外搜了一遍，然后把我们一人关一个房间，进了房间把门一关（它们迫害大法弟子都是把门关上的），以刘小玉为首的打手把我按在地上，用毛巾塞住我的嘴，之后用拳头打用脚踢，用手不停的打我的脸，一边打还一边说：“你第二次上攻击队就没有上次那么好了。”打完后刘小玉又手铐把我一只手吊在床上铺的最顶上，一只手吊在下铺的最下面，我整个人被绷得紧紧的，手铐都铐到肉里面去了，人还要站直，销微动一下，打手的脚就横踢过来了。人被踢得脚失去重心，手整个被吊在上面，再就用几条小矮凳顶在我后面床铺与背心的位置，使人不能站立，脚往前悬空，手整个吊在床上，我晕迷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我人躺在地上，口里还有很浓的十滴水味，看我醒来后，邪恶又继续把我用手铐吊上，又换了一种姿式，一只手铐在上铺床的正面，一只手铐在上铺床的侧面，绷得不能再绷了，脚还要立正，我只觉得人就像要分裂似的扯得疼痛。半夜过后我又开始昏迷过去，醒来时手还是被吊着，脸上全是泼的冷水，眼睛、鼻子里全是清凉油，辣得我眼泪、鼻涕不断往下流。后又换了各种手铐吊人的姿式如：横铐、直铐、斜铐、两侧铐等等折磨了我一天一晚后，我左手下来时已失去了知觉（2个月后才恢复过来）。我的脸和眼睛都肿起很大，几乎看不清人、全是青的。后又让我每天抄所纪所规50遍，抄不完不准睡觉。几天后，又让我劳动，每天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由于我只能用一只手干活，晚上就要加班，打手们就不停的骂，我时刻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致使我精神有点恍恍惚惚、痴痴呆呆的了。只知道打手们要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差不多二十天后，队长看我没有炼功的意志了，才把我调到下面的严管队。听打手们说：大法弟子常兰被日夜不停的铐了七、八天受尽折磨直至送到医务室抢救。而大法弟子陈偶香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她了（被迫害致死）。

12月严管队又成立了生产队，以恶警熊队长为首，劳教所为了不让我们有时间炼功，下达了一天要完成多少任务的生产，如果不参加生产的就一个月加一个月的刑期，我们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就一直到晚上10点、有时到晚上12点就开始搞生产，根本没有时间休息。2003年3月劳教所放我时提出必须把绝食所用的医药费700多元付清，我弟弟和父亲来接我时没带多少钱，劳教所就把我亲人接见我进上在卡里面的剩下的280元钱全部扣除，还要强迫打了一张400多元的欠条才放人。出劳教所时，望着那看上去让人感到表面一新的监狱楼房，它里面却是那样的肮脏、黑暗。

湖南省株洲白马垅女子劳教所是江××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我在那里遭受了二年零二个月的残酷迫害。

以上是我回家后，经过几个月的炼功和休养和使身体恢复健康后慢慢回忆起来的，又经过一段时间才整理出来的。回家后我因无家可归，是父母收留了我，当地610还经常上门骚扰、监视。

湖南岳阳君山区钱粮湖恶人名单：
陈爱良：岳阳君山区钱粮湖政法委副书记（专管610办）13907306025；
付祖爱：国安大队队长13808400240；
赵文华：国安干警（打手）13017225526；
李其良：国安打手；
孟正兴：钱粮湖镇镇长；
邓红球：岳阳君山区钱粮湖610办主任13874063031；钱粮湖610办公室电话：0730─8927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