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叫×××，TEMPLE××系的博士生，现在住在DC地区──因为我先生在这里，我也一直在边工作边写论文。大概很多人还记得，两年前在BELL TOWER的附近，经常能看到我在草坪上炼功。现在我也经常在午休时间办公楼外的小公园里打坐炼功（能很有效的消除疲劳）。这个地方在DC市中心，刚好对着白宫。有时跟我一起炼功的还有老外。

这几天来发生的事似乎都多少跟法轮功有关。那么，我想这事实在不行要不这么着，如果真要有个什么交代的话，不如咱们到领馆去汇报我的名字来的比较直接──毕竟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镇压，被定上各式各样的罪名，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叫610办公室，职能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类似，可以凌驾于各种法律之上），某位中央领导人亲自下令来对付的。据说在国内，举报法轮功会有奖金，我倒是有点好奇，不知自己被举报会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惠”──开个玩笑啦。

不过恐怕这样做稍微显得有点无聊──首先呢，法轮功在美国是合法的，事实上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炼法轮功都不犯法（NOTE1），相反，还受到法律保护的──包括一过罗湖桥的香港。不仅如此，本来99年7月前在海外法轮功知名度还没那么高，一镇压，好象给做了全球广告一样，很多人都想来了解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来反倒炼的人越来越多，这方面台湾是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因为同为中华同胞，理解和接受这种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的东西比较容易吧）。

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我的名字早就在他们的名单上了。本来由于某位领导人可能是因为妒嫉法轮功的得人心，并且考虑到讲真善忍的人反正又不会去闹暴动，所以当然应该是转嫁社会矛盾的最好替罪羊啦（这是有他本人的讲话为根据的），于是来个“三个月消灭”（刚好可以国庆献礼），结果三、四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消灭的了，反倒这事越搞越大，骑虎难下的，尤其是海外的这帮法轮功──于是又全面启动海外间谍特务系统，用了最先进尖端的手段来对付象我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比如说，我和很多位炼功的朋友的护照都被使、领馆拒绝补发或拒绝延期（我的护照是丢了不给补办──这个丢的过程也很有意思）。这倒印证了旧金山领事馆发言人的一句话，他在去年初加州法轮功学员、美籍华人李祥春回国被抓后，曾经在当地一家华语电视台的采访中说，“我们掌握所有海外法轮功成员的名单”“你们最好别回国”（大意）。

那么既然我是炼功的人而别人不是，在国内外挨整挨批的目标都是我们，举报我反倒没多大意思，那么其他人的担心又从何而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场“群众斗群众式”的迫害中，到底谁不是受害者呢？为什么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学朋友，非要忙不迭的来“划清界线”呢？我在TEMPLE有很多同学、朋友和老师，他们很多人曾开玩笑说，尽管他们不炼功，但是要是我回国被抓的话，他们肯定会来救我的。

我家在济南，我的一个朋友叫刘健，我98年从美国回家探亲时还见过他，就因为他人非常耿直，不愿意说昧良心的话，不愿意写什么保证书、揭批书，2001年3月份被抓起来关到济南附近的刘长山劳教所，我在2002年初听说他在那里活活的给折磨死了。而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人为他的死承担任何责任。他才33岁，上有父母下有小孩。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会难过的掉眼泪。可是，你知道吗，当时我设法与我其他在国内的认识的人打听他的事情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讲一句话……那时的我深刻的体会到一句话，叫“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看到杀人放火都假装没看见，这种麻木是不是在杀人呢？──当然我能也理解大家都有很大压力，尤其是在那种强势的宣传下。那么反过来讲，那些在那样大的压力下还敢讲句真话的人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很多在强权面前不趋炎附势，坚持良心和操守的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蒋彦永医生，这样的人也不能叫做不爱国吧。

我在美国遇到过一位以前在CCTV工作的人，见面谈到法轮功，她告诉我至于那些有关法轮功的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她比我知道的还多，我就不必说了──但是她只是一个劲的追问我，“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有这样的……？”勇气，决心，还是韧性？从她的不可思议的表情上，我理解她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她的震撼。她告诉我她在北京时，看到过天安门广场上被抓被打的法轮功学员。那些场景让她记忆深刻。

另外有件事情，那是在我修炼法轮功之前的事了。我在复旦念书时，暑假有些人自觉留下来考G，考托的，女生宿舍楼里没几个人了。有一天半夜惊醒，我听到很凄惨的“救命”的喊声，好象就是在我的那个楼里。我本能的跳下床，伸手去开门──可是手还没碰到门，突然莫名其妙的害怕了起来，而且越想越害怕，搞到后来我一扭身赶快去叫另一位同寝室的同学，告诉她我很害怕──于是两个人都吓得没敢出去。好在那天没有太严重的后果。这件事情让我深深的自责，很久很久都不能释怀。第二天见到同学，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咱们一定要出去。”

其实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从小老人就教的，就是看到或是知道别人在受冤枉受难的时候，能帮就帮一把，也不是求积什么功德了，只是求对得住良心吧。再不济也不能落井下石，那样以后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那么很多问题就落回到一点上：到底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冤枉了吗？谁对谁错？到底是不是在搞政治？是不是法轮功别折腾了就万事大吉了？

简单的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从法轮功学员的对个人负责的角度来讲，这是牵扯到信仰的问题──就好象基督徒宁愿被喂狮子，释迦牟尼的三百弟子宁愿掉脑袋，也不愿放弃信仰一样──这可能对没有精神信仰的人不太好理解，修炼的道理是讲要重德修身，跟搞什么政治是绝对扯不上边的，更谈不上推翻政府──四年多的时间里，法轮功的人所讲的不过就是那句话“请停止迫害”，而且表达的方式很平和，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信仰的确是法律强迫不来的事──所以中国的宪法也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法轮功在99年之前的大陆和现在60多个国家的经验也都证明，无数的人是从中受益的，法轮功在各国赢得了上千的褒奖。而且，国外有那么多人也炼功，那些外国记者的鼻子灵的很，为什么总也挖掘不出象CCTV、新华社上那些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哪？反倒是会时常有与新华社不太一致的报道，一个例子的就是天安门自焚案后，“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专门跑到那个所谓自焚致死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采访了不少人，文章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一个人见过她炼法轮功”。（关于这个自焚案，大家可以参见http://asp.fgmtv.org/test/ProgramDetail.asp?NewsID=1193）

从对社会负责的角度来讲，整个的国家机器和整个社会舆论被利用来摧毁一个正的信仰，方方面面都要受到影响──近1/10的人口要被从“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垮”（某位领导人原话），同时还要让其他的9/10保持沉默或者甚至是做帮凶。我相信折磨死刘健的也都是我在济南的父老乡亲。你可以不喜欢法轮功，但让你去活活折磨死你的邻居，稍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干的，那么为什么发生了呢？还发生了那么多起（有名有姓独立核实过的就有800多了）？这得用多少精神刺激、物质刺激和舆论欺骗才能维持呢？是否因为这个毫无收益可言的巨大投入，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国家财政更糟糕──以至于政府在它最应该发挥职能的两大领域（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中落在了甚至是乌干达这样的国家后面？还有，干这些事的人和指使他们这样干的人的良心今后会怎样的不安呢？这样下去社会会有真的诚信吗？这样维持的稳定是真正的稳定吗？

那么也就难怪了，很多官员离任时（在这里我就不指名了吧），曾私下找到我们炼功人，说他在任期内所有关于法轮功的一切所说所做，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同样，镇压之初，7位政治局常委中6位不同意镇压；现在的新任领导也都明白不解决对法轮功的错误镇压，很多事是没法做好的──讲这些当然并不是指望谁来平反（其实年纪大一些的人知道，近代中国很多次类似的政治运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代价又是什么）。善恶有报是天理，我只想把这些事实讲出来，希望大家有个了解，“公道自在人心”吧。

说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我想起一件事。以前我在北费城TEMPLE医学院附近住的时候，有一阵子闹贼，搞的人心惶惶，很多同学纷纷想办法搬家。我当时的想法是，“做坏事的是那个贼，不是我。应该害怕和提心吊胆叫人发现的是他呀──我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一直住在那儿好几年，没有什么事。当然这可能是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说这个意思吧。无论在哪里都想控制住别人的思想，甚至不惜挑起同胞间的误解、歧视和仇恨，这样的作为的确是让人觉得与学生、学者的身份不太相称，也超越了任何外交官员的正常职责范围，我想如有必要，这样的人自然会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的。当然我也听说其实很多人是很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的，只是被迫无奈的。就象我99年回国就因为被警察拦住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时回答了个“是”就被抓后，一个警察曾私下里悄悄跟我说，“其实我知道你们炼功的人都是挺好的人……”那警察是我们街坊，在济南有好多炼功的人。

在国内时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听到这些方面的声音吧。我在99年底回国探亲时，亲身体验了在那种一言堂的环境下的高压和承受。我想大家既然在国外了，可以有比较多的渠道来看来听，衷心希望大家都能不带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多些了解。作为学生、学者，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也是肩负了很多社会的道义责任的──我觉得能多方面了解了解这件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事，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是负责任的，有好处的。能来美国的每个人都很不简单，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谢谢。

（姓名略）

注1：严格的说，在大陆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不准炼法轮功，公安部的规定是不能称为法律的。凭某位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定性，然后再来立法的做法本身就是没有法制的体现。
注2：文中姓名等个人信息为编者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