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到了1999年7月中旬后，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修炼的环境变得严峻。7月19日赛城湖几个同修无故被抓到县公安局，就有部份同修去了解情况，可恶警们都说是上边指示抓人，找上面去。我听到这一切，就想我们修炼“真、善、忍”是对的，为什么无故被抓，就这样我于1999年7月20日乘火车到北京上访，还没到信访办门口就被北京公安局非法抓走，送到体育馆。当时体育馆满满的，好多同修被送到那里，后被各地公安带回关在当地看守所，被非法关了14天，交了半个月生活费壹佰多元，还被非法罚了200元治安处罚。

可后来当地派出所只要是到了他们所谓的敏感日子，就到家里去吓唬我和我家人。就这样，我于2000年12月21日再次到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我看到好多丧尽天良的便衣警察把同修不管男女老少，有的踩在地上，有的拳打脚踢。我就把“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打开，喊着“法轮大法好”，一会儿几个恶警就上来拳打脚踢把我拖上警车，一会儿车子就满了，就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公安分局，那里非法关押上千大法弟子，有些恶警还不停地用电棍击打我的同修。

到了下午4点左右恶警把我和其他40多位同修一起送到平谷县公安局，然后开始轮番审讯。有个人，警号和名字都记不清了，他把我的双手反扣起来，然后用力往上提，还用膝盖戳我大腿，我的双腿的两侧全部被戳成暗紫色。由于我不配合，就没法再审下去，就这样被迫害了4-5个小时后被关进号子。号子里的同修都绝食，三天后恶警开始灌食，我们打坐，恶警就叫来刑事犯，拳打脚踢把我们赶出去，每个同修后面站一个犯人，不停地打我们。我们坚持绝食，24日被宣告无罪释放。

25日我再次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开“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喊着“法轮大法好”，恶警就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这次被送到北京西郊公安局，这里的警察更邪了，他们打大法弟子，还叫刑事犯打大法弟子，恶警们还说往死里打，上边说了，打死算自杀。但不管怎么邪恶，绝大多数同修还是不配合邪恶，照样绝食。我看到有些同修的脸和手及身上多处被电棒烧的痕迹，还有戴三角形手镣脚镣，不管白天黑夜都得弯着腰，头和脚贴在一起。每三天灌一次食，都由刑事犯人按住强行灌食。一个星期后，大约两百名同修一起被送到石家庄邢台市公安局，后被南宫公安局领走。在南宫公安局更是受到非人待遇，手铐在门口过道处，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还要我把棉衣脱掉，我抵制迫害，就被恶警打得右眼差点失明，前额被撞得出血，然后是不能睡觉，接受轮番审讯三天两夜。最后他们以“人格”向我们保证，只要家里有人来领就让我们走。就这样我上当了，受骗了，在此期间我们被强行灌食，都是刑事犯挟着，用塑料管从鼻孔插入，灌食后的两三天嘴里的苦味我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就在恶警知道地址后通知了我们住所所在地的派出所，由黄海林为首的五人到我家里去抢东西，把我家的彩电、录像机、电风扇、复读机，还有我父母买菜的250元钱抢走了。

在2001年元月4日，我和另一名同修被我哥和她丈夫，还有派出所的人接回，在路上我有幸脱离了魔掌，从此流离失所。2001年元月17号晚上，当地的恶警再次到我家抓我，把家里十几个人都叫起来，因没找到我，还要我两个侄女拿出身份证，还吓唬我家人。

流离失所期间，2001年5月18日我和另两名同修在房间里，九江市市区和湖口县两地的公安局破门而入，当时恶警们就对我们拳打脚踢，同修孙志清被市公安局带走，我和王月兰被带到湖口县公安局。那里的恶警更是没有人性，连厕所都不让上，手铐、脚镣全戴上，同样是拳打脚踢，手还吊着，就这样轮番审讯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被九江县公安局李建华、韦勇等好几个人带回当地看守所。由于我俩一直绝食，到看守所第二天，他们给我俩灌很浓的盐水，把我们都用直径一寸粗的绳子捆在梯子上，可我还是不配合，他们就用手握住我的嘴和鼻子，不让呼吸，还把牙齿都撬松了，最后还是把管子插入喉咙，把喉咙都插破了皮。记得在灌食前，李建华吓我，还说张宝兴死了，也只当死一条狗，你要是灌死了也一样。因为张宝兴同修就是被李建华一伙灌浓盐水给灌死的。他还说，告诉你这盐水滴在草上草都死了。这些灭绝人性的人，还把我近70岁高龄的父母叫来，看着我被灌食。

后来，我被强行送到劳教所参加洗脑班，父亲交了600元钱。我在那里关了两个多月，被迫违心地写了份“我的认识”才被放回来。

特再一次声明以前所说所写的不符合大法的一切全部作废！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