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国务院1997年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三章第27条规定：“报纸、期刊发表的作品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或者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其近期出版的报纸、期刊上予以发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据此，天津的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杂志社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受益情况，并期望向杂志社编辑部澄清事实，消除该文章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杂志社开始表示改正，但后来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拒不认错。事态的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关注，前往该杂志社交涉的人也越来越多。4月22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动防暴警察，逮捕了部分学员。23日，再次出动防暴警察殴打、驱赶群众，逮捕了四十多人。天津的公安甚至告诉法轮功学员，要解决问题去北京。学员们在正常申诉得不到合理合法的解决，反而遭到非法殴打、逮捕的情况下，只能向上一级单位国家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制止违法行为。

李阿姨说大家自己决定是否去。我说上次写信反映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的事情至今没有进展，这次上访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当然要去。国家新闻出版署早在1996以“传播迷信”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轮功有关书籍。许多学员曾经写信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领导反映过这些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但长时间没有回音，情况也没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中南海西门

4月25日早晨，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十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于是顺着府右街西侧往南走。街道两边的学员排列得整整齐齐，靠外侧（马路）的学员站着，靠里的学员坐着，手里捧着《转法轮》。从他们的衣着看，有些是从农村来的，透着朴实和善良。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在清晨的宁静中显得清脆。我转身往回看，几十米之外，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原来我刚才经过了中南海的西门），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朝大门对面的学员走来。坐着的学员站起来鼓掌，大家看到朱镕基出来都很高兴，没想到他刚上班就出来接见学员，都想围上去向总理反映情况。我快步往回走，从人群里往朱镕基身边靠近。这时，有学员提醒大家在原地不要动，维持好秩序。

朱镕基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 站在他面前的学员不少是从农村来的，大多没有吱声。

“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着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 人群中有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因为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想炼就一起炼，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从来没人登记，也没查过人数，更不用说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 他又问。

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朱镕基问。

“我！”

“我！”

“还有我！”

…… 这时大家纷纷举手。

学员们个个都想进去反映情况。

“人不能太多。” 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其实，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

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

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这时我们已经到了中南海西门警卫传达室前。工作人员示意我们止步，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传达室很干净。靠西墙的桌子上是电话及切换设备，摆着几把椅子。几个年轻的警卫来回忙碌着。不一会，进来四位三、四十岁模样的官员，但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一位四十多岁坐在我对面，按朱总理的意思，应该是信访局的负责人。“我们受总理委托来了解情况，你们先登记一下。”他说。我们三个依次报上姓名、单位和电话，他们每个人都在记录。我这时才结识另外两位学员。

其中一位女学员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职员，她首先说：“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谁？”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似乎没听清，打断她的话问道。

“何祚庥。”我们几个一起说。

“不就一个何祚庥吗？！”他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

“又是何祚庥？！” 另一个官员低声嘟哝。

“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女学员接着说。

从他们记录时的表情看，似乎有的知道情况。但四十多岁的那位似乎不知道，他转向身边年轻的一位，意思好象是核实一下天津的情况。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修炼一段时间受益后，又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修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女学员和另一位下岗工人学员都反映了这个情况。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盗版书。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我把以前写信反映过的情况也提出来。

四位官员边听边记录。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又补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们还谈到既然中央确定了关于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三不政策”（不宣传、不争论、不打棍子），各级政府机关和新闻单位就应当贯彻执行。

从我们的说话和反映的情况中，那位中年官员似乎觉得我们不像有备而来的代表，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被朱总理随机找来的。“你们有没有负责的代表，能不能找两位负责人来？” 他问道。

“那么我出去找老学员吧。”我说。因为大法修炼没有真正的负责人，大家都是对照法去做，因为亲身受益了，要做个社会中的好人才坚持修炼。因为我不认识谁是他们想要的负责人，所以只能找炼功时间早的学员，也许能做补充。

他表示同意，示意工作人员带我出去找。

我来到西门对面的学员中，询问是否有老学员知道的情况多一点。但大家彼此并不熟悉，我问了几个学员开始炼功的时间，最后找了一位1994年开始炼功的学员返回中南海西门传达室。他还没有说几句，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打断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请你们出去后，叫大家回去，尽快回家。”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我们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中央领导阅读。

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反映的情况也是许多学员都想反映的问题。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找当时北京研究会的学员反映的大致也是这些内容。

出来之后，学员们很关心天津公安是否放人。我简单的向站在西门口的学员介绍了情况，以及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放人。因此大家仍然在原地站着，等待着事情的解决。旁边一直有便衣注意着我的一言一行，他们心里可能以为我是上访的组织者之一，或者我是某某负责人，所以一直在跟踪。事实上，我只是普通的炼功者之一。（几天之后，单位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就有人查了我的档案，但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特殊经历。）

北京的早春，中午太阳已经很晒。中南海附近的人越来越多，但秩序仍然很好。大家都是从各地来的大法修炼的亲身受益者，最清楚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也都非常关心政府对天津警察无理抓人事件的处理情况。学员们的心境非常祥和，都在安静地等待消息。

我觉得刚才的上访已经反映了我关心的问题。那天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于是从中南海出来不久我就回去了。

晚上我照例去参加集体学法，但附近的学员都不在家，估计他们也都去上访了，还没有回来。大约九点，我决定再次去中南海。半道上遇见满街学员往回赶，得知事情已经妥善解决，我才回家。

4.25 集体上访的和平解决，首先应归因于法轮功学员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真诚、善良和宽容。我们出于对政府的信赖，本着利国利民、和平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集体上访，始终保持良好秩序，没有喧哗，没有标语和口号。这样理智、文明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次也得益于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开明处理。我不知道此前朱镕基对学员们反映的情况作了什么批示，但七年来中央许多领导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人群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是最值得信赖的平和百姓，都是对国家、社会和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98年对法轮功调查报告的结论）。

4.25是平凡的，那是以“真、善、忍”为指导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内心境界的自然表现；4.25又是不平凡的，有识之士由此看到了人类社会道德回升的一线希望。尽管偏有独夫民贼出于小人嫉妒做出逆历史潮流和民众意愿的蠢事，在弥天大谎的掩盖下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迫害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正信，但随着它见不得人的勾当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历史将再次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终究邪不压正。

(石采东，法轮大法弟子，4.25 时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11月起在美国特拉华大学作访问学者，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