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8年6月26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学法之前脾气暴躁，经常与妻子争吵，修炼之后，30多年的坏脾气有了根本上的改变。一家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和美。全家人都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祥和。

然而，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真善忍的镇压，同时也毁了亿万法轮功学员平静幸福的生活。我就是其中一个。

一、在旅店看书就要被拘留、殴打

2000年正月我到长春公主岭出差，晚上住店，看《转法轮》时被旅店老板举报，被绑架到当地拘留所，非法关押7天后，被绥中公安局和叶家乡乡长、派出所所长接回绥中，身上的200元钱被县公安局一不法警察扣留、没有收据。之后在绥中拘留所被非法关押3个月，在看守所，因为炼功被监管大队大队长王学平、看守所不法警察朱延安殴打。

三个月的拘留、毫无理由的殴打，只是因为在旅店看了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这种事在“人权最好时期”的中国随处可见。

二、怀柔县看守所的无法无天

2000年6月20日，我和裴忠华去北京上访被绑架，为了不连累别人，我未报姓名，因此被劫持到怀柔县看守所，第一天晚上，在警察的授意下，7、8个犯人剥光了我的衣服，让我两手拄地撅着、用冷水浇我全身，用脚刨我的后腰，拳打脚踢，折磨了我半个多小时，边打边骂，然后用所谓“背剑”、“开飞机”的方法体罚我，打我的头部， “扎盆”（把头浸到水盆里），最狠的一招是把塑料匙夹在我的手指中间、使劲拧攥我的手，手当即皮开肉绽、露出了骨头。我被折磨了将近一夜，腰也被打劈了，走不了、站不了。他们还不让我睡觉，让我在厕所蹲着。

一个湖北的20多岁法轮功学员绝食，被他们用“看报纸”的怪招折磨。“看报纸”就是单腿着地，手中拿着报纸，头上顶着放了窝头的饭碗，饭碗不许掉，一掉就得挨打，这样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小孩被折磨得让人不忍目睹。

看守所一个不知姓名的小个女警，打大法弟子出手歹毒，不管老人小孩，死命地打。

在怀柔看守所，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那里没有王法，越坏的人越有资本为所欲为，整个看守所无法无天。

三、绥中警察把打人当做其职业

在怀柔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4天后我被转到了拘留所关了3天。之后被绥中驻京办事处接回。

绥中县公安局副局长王立民等不法人员当众打我，完全不顾及我腰上的伤，那时我的腰还根本直不起来。周围人都觉得他们太过分，在周围人的谴责声中，他们才住手。

我被连夜送回了绥中拘留所，在拘留所期间因为炼功，我与秋子沟乡大法弟子梁国满被警察毒打。当时看守所所长纪××、张文仲、陶××用电棍电击梁国满并拳打脚踢。我因为不配合被他们抬出去，警察朱延安和王学平边打边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炼”，他们给我戴了背铐。

几天后，政保科的常维兴、张希文提审我，之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拒绝，又遭到了张希文的殴打。在这些警察看来，“打人”就像警察职业的一样，是附带特权：想打就打，随心情而定，不需要任何合法理由。

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因为我拒绝放弃修炼，被非法劳教一年。8月1日，我被送到了葫芦岛教养院。

四、葫芦岛教养院的血腥和警察的狼性

葫芦岛教养院如今已经臭名昭著，恶行多次被曝光于全世界。

教养院整个气氛就是阴森森的。到教养院的第一天，警察从我的行李中翻出了经文，管教科副科长张福胜对我大打出手。张福胜1米8左右，很胖，满脸凶相，学过少林派武功，专门用来行凶，打人很有一套，让人内伤、从外边看不出来，张福胜下手之狠在葫芦岛教养院是出了名的，普教（在教养院，“普教”是区分于法轮功学员的叫法，就是非法轮功学员的犯人）一提张福胜都吓得哆嗦。张用“黑虎掏心”狠拳砸了我两下，我纹丝没动，他非常恼火，拿来狼牙棒对我一顿毒打。

我到教养院时法轮功大队已经成立了8天。法轮功大队在4楼，分3个小队（3个屋）。最边上的屋是“严管”。大队长是刘国华，副大队长丁文学。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和做人的尊严。吃饭只给5分钟时间，吃完后必须面墙而站，一动不许动。

我被分到了一小队，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小队长刘海厚。每个屋有三个“普教”负责看着我们，我们屋的普教是葫芦岛的曹帅、绥中的高武、兴城的孙××。他们让我们每天坐着，背院规、院纪和宪法。我不背，曹帅对我拳打脚踢，我把他打我的事告诉了小队长刘海厚。当天晚上刘海厚把我叫到办公室，非但没解决曹帅打人的问题，反而打了我一顿耳光。

一次，兴城大法弟子王亚明被张福胜毒打，全体法轮功学员找管教科科长王胜利，要求副科长张福胜对王亚明赔礼道歉。因为他们不答应，我们60多名法轮功学员开始绝食。刘国华等警察求爷爷告奶奶地劝说我们吃饭，到第四天还有30多人坚持绝食，这些人被送到了一楼，当时全教养院的警察出洞、全副武装，做好了施暴的准备。

他们先把葫芦岛钢屯镇的赵连元和绥中前所镇的王成德拉到二楼毒打，两人回来后衣服破烂不堪，脸也肿了。

然后，继续绝食的所有人被强迫站到走廊。管教科的佟利勇、郭爱民把我带到了食堂二楼，一进屋就把我踢倒在地，踩住我的手脚，用四根电棍电我，刘国华拿的是30万伏的高压电棍。王胜利用鞋底打我的脸。这两个人的狼性在葫芦岛教养院都是出了名的。刘国华满脸横肉，打人时专门往致命之处打。王胜利身高1米8，总是装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内心非常歹毒，打人时下手极狠。

那次有11个大法弟子遭到了毒打：王成德、赵连元、何凤华（绥中秋子沟乡）、王洪庭、李学民、刘春旺、姚彦会、王亚明、于英楠、陈立全、孙士权。

后来我被送到了“严管”，原因是我委托一个普教往院外传揭露教养院邪恶的文章。

2001年5月左右，一次，一个犯人当我的面诽谤师父，我绝食抗议，队长问我绝食的理由，我说因为他骂我师父。队长让他给我道歉，并告诉所有犯人：以后谁也不许说法轮功不好。犯人的道歉没有阻止我继续绝食，第六天警察给我插管灌食。灌了五天。先灌盐，我质问警察：陈德文（绥中葛家乡大法弟子）不就是你们灌盐给活活灌死的吗？警察害怕了，不再灌盐，但开始灌药。后来在我的强烈抗议下才停止了灌药。

教养院的灌食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救援”，赤裸裸的目的就是折磨人、迫使已奄奄一息的人就范，甚至不惜把人折磨死。葫芦岛教养院的狱医王大柱非常歹毒，给大法弟子灌食插管的时候，想方设法摧残折磨，比如他经常把胶皮管从大法弟子鼻子插到胃里之后、里外反复抽动，被折磨的人痛苦不堪。他则以此为乐。

我停止绝食的第二天，即被带到了二楼，遭到强制洗脑，那时我身体还非常虚弱。

在葫芦岛教养院，坚定修炼的在一楼，放弃修炼的在二楼。二楼里面有一些人不但自己不修了，还去“转化”别人，这些人背师叛祖、忘恩负义，通常被称为“犹大”。当时马三家的女恶警苏境正在葫芦岛教养院，苏境曾经把18个拒绝放弃信仰的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并因此而获得中央的褒奖，得到奖金5万元，经常到全国各地去传授她们的害人经验。

犹大转化人的方式：先挑一些他们准备好的法念给学员听。然后断章取义地胡乱解释，看学员的执著下手。其中有唱“黑脸”的，还有唱“白脸”的。极尽能事迷惑学员。我一直躺着拒绝起来接受他们的“洗脑” 。他们把我带到了办公室。犹大围了我一圈给我念法，我当时为了坚定正念就一直背法。犹大们问我：你怎么不听？师父的法不好吗？我说：师父的法好，但从你嘴里念出来的我就不听。

这样二号房的犹大没能转化得了我，我又被弄到了一号房，这些犹大争相作坚定弟子的转化工作，企图以此做自己减期的资本。到了一号房，他们不再给我念法，而是跟我聊，让我说，试图从我的话中找我的思想漏洞。我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就干脆闭口不说话。这样犹大们没有市场，就放下我不管了。队长后来又下令让犹大们围攻我，我仍旧不配合，犹大们没有办法又散了。

强制转化的时候，不转化的不让睡觉，午休时，刘国华看到我在床上，就让我下来，不许我在床上。让建昌的犯人高小东看着我面壁而站，高小东用大茶缸往我从头顶上浇水，浇得我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我刚绝食结束，本来就虚弱，加上他几天的如此折磨，我整个人变了模样。就在这时，他们把我的父亲、妻子和儿子找到了教养院，因为我已经到期了（6月27日），他们对我家人说我已到期，如果写保证马上放人，让家属做我工作。那时我才知道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而教养院当时根本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更不要说让我奔丧了。我父亲老泪纵横，妻子看我被折磨成那样，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告诉她：“你们家人被折磨成这样，你应该去找院长。”我妻子质问刘国华：我们家人怎么被你们折磨成这样了？刘国华心虚地赶紧溜了。另一个队长赵××让犯人高小东给我赔礼道歉。事实上，高小东敢那么干，都是警察授意的。

晚上，队长让我和我妻子在二楼住，我告诉我妻子：二楼是专门打人的地方，我不在那种地方住。队长强迫我住，我就告诉他：你别逼我，再逼我，出现一切后果你们负责。队长害怕了，不再逼我。

看着眼泪汪汪离开的妻子和父亲悲伤的背影，我切肤之痛地体会到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镇压带给每个人的伤害。

后来得知，教养院以不转化为由给我加期4个月。他们换了一个屋转化我，还都是原来的那一套，郭继本等犹大为了减期，挖空心思地察言观色做坚定弟子的转化工作。这样在我身上花了一个月零一天的时间，以失败告终。他们怕我带动别的同修，不得不放弃了对我的转化。我被调到了3楼，每天都换不同的房间。最后又把我调回了一楼，我们几个坚定修炼的同修又到了一起，开始公开炼功，警察觉得是我在挑头，偷偷把我调走了，一个月后放了我。

五、摆脱了监狱，却仍遭受警察的骚扰

2001年10月我回家了。由于县公安局政保科王福臣等恶警的经常骚扰，我被迫离开亲人，流离失所。

2002年夏，绥中镇派出所警察闯进了我们租的房子。两位同修被绑架，现金4000多元、自行车一台、摩托车一台被不法警察贪污。我得以脱险。从此，被不法官员在全葫芦岛市通缉，全市曾经3天对我和另外两名大法弟子进行大搜捕，照片贴满了大街小巷。

恶警们找不到我，就不断地骚扰、恐吓我的家人。绥中原政保科科长王福臣等人拿着我照片到处找我，我孩子在沈阳，他们去那里骚扰了3次。我妻子和妻弟在哈尔滨的时候，他们又千里迢迢到哈尔滨去找我。

六、家人的承受

这几年，我的父亲、岳父母、妻子、儿子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打击，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他们都是这场镇压的直接受害者。

我父亲每天为我提心吊胆，还要经常遭受警察的骚扰。立功心切的王福臣、张希文等恶人每半个月就去我老父亲那里一次，恐吓他，说我是被通缉的，告诉他我一出现就马上报警。我那可怜的老父亲，完全不明白：他儿子也就是坚持了真善忍的信仰，这哪里错了？可他连问都不敢问一句。今年春节前，叶家乡派出所所长王福臣又带了两辆警车围住了我父亲家，吓得他老人家几天没睡好觉。我母亲去世时，一切都得他老人家一手操办，而我这个长子在教养院连消息都不知道，那对他是怎样的一种雪上加霜？

我们一家的离散是岳父母晚年唯一的不如意，今年是我岳母66大寿，我也没能去尽一份孝心。我心中的默默祝福，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感应到。

我儿子如今已21岁，我离开时他才17岁，这四年，正是需要父亲教育的年龄，可在他的这段成长历程中，父爱一栏却是空白。21岁的孩子，本应无忧无虑地享受父母的呵护、家庭的温暖，他小小年纪却承担了和他年龄不相称的重任：2003年他奶奶去世时，是他按照传统习俗代替我完成了给老人送终的大小事宜。我们家的亲戚们在感叹于他的早熟和懂事的同时，又都为造成他早熟的压力和不幸而感到痛心。而我终年流离在外，连对他说一句安慰话的机会都没有。

王福臣多次带人跳墙进我家找我，吓得我妻子不敢在家住，几年中一直在外面漂泊。我妻子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对物质的东西没什么要求，就是希望能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可这个小小的愿望都因为这场镇压而无法让她实现。任何一个一家人在一起的场面都能让她伤感哭泣，我却无能为力。我们家现在房子也漏了，水泵、暖气也都坏了，投资10多万的养鸡设备全都荒废了。她一个女人，没有能力担负这样的家庭重任，看着凌乱破碎的家着急上火，得了一身的病。

几年来，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我母亲病重期间，她一边打点生计一边照顾婆婆，在干活的空档时间中给准备饭菜，连虾皮都给剥好。操办我母亲丧事时，她做得比我在家时还周到。而这只是其中的点滴，几年来，她的艰辛、委屈、伤痛、付出和所受打击无法言尽，我的心痛没法表达，只希望能尽己所能，尽早结束这场迫害，还她、也还千千万万受害者一个美满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