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走上了回家的路呀”

1999年10月7日晚，我和两位同修一同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从此走上了证实大法之路。

10月8日早晨到北京后，我很幸运被一位山东潍坊的同修领到一处有很多大法弟子居住的招待所。办理完住宿手续，我准备休息一下，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还没睡，就在我头顶的上方传来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语“你走上了回家的路呀。”当时我看到我的右手是透明的，手放在胸部上方。我和同修说了此时的情景，同修说是师父在提醒我守心性。（我现在悟到是师尊在慈悲的提醒我心里一定要明白，证实大法是大法弟子必须走的回归之路。）

在这里居住的七天里，我每天都听到许多从7.20开始進京证实法的大法弟子，在邪恶严重迫害下心如磐石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抵制邪恶的一件又一件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从中受到了鼓舞，也看到了自己和其他大法弟子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当时的我能够進京只知道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让国家领导人了解我们大法和我们大法弟子是正的是好的，电视里说的全是假的。但对证实法、揭露邪恶还没有更深的认识。我当时接触的同修有亲自聆听过师尊在国内讲法的，在大家对進京证实法还存在模糊认识时，是他们凭着自己几年来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对护师护法的正念，带动了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進京证实大法。

在北京的二十天里，我们一共换了三次住处，每次都是刚从一个地方搬走，原来住的地方就出事。我当时从内心感到是师父对我这个修得差的弟子的慈悲呵护，让我在北京这个聚集了全国大法弟子精英的大熔炉中能够勇猛精進，提高上来。当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是突飞猛進的提高着。现在回想起来在北京的那段日子，从内心里感谢师尊、感谢那些带着我提高的同修，是这次進京的经历，为我今后的证实法、走正修炼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月26日早上，我们去天安门证实大法。在一起住的二十多位同修把大法书收集在一起，让北京的同修拿回家中，以防被恶警拿走，目地是为了保护大法书不受损失。当时我手里有一本《转法轮》，这本大法书是“十一”北京戒严的情况下，湖北的大法弟子冲破层层封锁从外地背進来的。我有幸得到了最后一本。我当时就想：同修能冒着生命危险为進京没带宝书的大法弟子把《转法轮》背進来，我就一定要把大法书带在身上，否则我就不配做师父的弟子，也愧对同修。当时的房间里还有一本《洪吟》，我也一同装入包中。第二天早上我背着大法书，和同修们一起去了天安门。

我们从公交车上下来，走地下通道，通道里有警察，把在我前面走的从山东来的母女俩拽走了，我和女儿继续前行。到了广场一看，到处是警察，拿着步话机，能清晰的听到他们说哪里又有大法弟子被抓。

真是邪恶铺天盖地。他们见到背包就拽，和我一起来的七十岁左右的阿姨被警察强行把包拽开并被带走。这时我和女儿来到看升旗的人群中，警察几乎是两三步就一个，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杀气腾腾。

我的女儿当时是十三岁，从住的地方出来之前，我对她说：上天安门去是有危险的，“六四”事件中国人都知道，警察可能会开枪的，放下生死才能站在那儿。我女儿非常坚定的说：全世界的人都不修了，我也要修，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去。看到广场当时是一片恐怖，我和我的女儿真的是坦然面对，没有怕。我们想等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出来，一起参加大的活动，（现在想想还是人心太重，大帮哄）。那天早晨有几千大法弟子被抓。我和我女儿在广场呆了四个多小时，背包里装着大法书，安然无恙。我明白师父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

回到住处，已是上午九点多，我们一起住的几位同修和长春来的同修切磋后，决定去信访局和平上访，行使我们的公民权利，堂堂正正用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

国家信访局当时挪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在哪，我们当时是坐的出租车，离信访局还有两三百米，司机就不往前开了，说前面路不通，让我们自己往前走。下车一看，前边有很多人，这时过来一个人，告诉我们到了前面别说话，一直往里走，（指的是信访局的大门）否则没等進去就被抓走。我领着女儿一起往前走去，没等走到大门，蜂拥而上一群具有中国特色的便衣警察，连拉带拽，问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原来他们都是各地派来的警察，在这里等自己地区的大法弟子，一不小心進到信访局，这个地方的各级领导就会受处分，影响他们的乌纱帽、奖金等。所以信访局外面就成了各地警察抓人的地方。我们被当地的警察带到驻京办事处，当天晚上乘大客车回本地。结束了我第一次進京的护法历程。

二、正念正行

（一）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我们不知道回来后会发生什么，但我心中有一念：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坚定走正我的修炼之路，决不配合邪恶，不能做任何有损大法的事。我还对一同回来的同修说，一定要做好，可不能给大法抹黑。

第二天早晨七点左右，大客车直接把我们十几个人直接拉到公安局。上楼后，看到每个同修家都来人了。我家来了十几个人，我的两个姐姐和我丈夫一见我面，不由分说，就开始打我，专打我的脸，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的头部。打了好长时间，家里来的其他人看不下去了，才劝停手。

随后公安局的人给我做笔录，问我为啥進京，我告诉他，中央电视台说谎，篡改我们师父的讲法，我给他讲了关于地球大爆炸、吃药、杀生等问题，并告诉他看看师父的讲法。（他们手里有师父的讲法）我说的这些他说不能写在记录上，我问他为啥？他说没法交差。我告诉他这不符合司法程序，实事求是，我说啥你就得写啥，否则我不配合你的工作，他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说的都是大法如何好，镇压错了，告诉他要用清醒的头脑看问题，明辨是非，文化大革命就是例子。他问我在北京的情况，我都避而不答。（后来听同修说这位公安的姐姐学大法，白发都变成黑发了）我当时已经感到这位公安真的不恶，他也是有缘人。

做完笔录，家里的人又来劝说，只要写不進京，回家炼没人管，又说我们一起回来的都写了。当时把我们一起回来的同修都分开了，他们提前安排好了由家人劝我们写保证，不写就劳教、开除公职、影响孩子升学、亲属当兵等等。我坚决不写，家里人又急了，开始第二次打我，还是打脸，前后打了大约四十分钟，看我不答应，我的一个姐姐又给我跪下，哭着求我，反正是把父母亲人都端出来了，我仍不动心。他们想替我写，我不答应，他们放弃了。就这样前后折腾了四个多小时，警察把我和几个同修送進了拘留所。

当时拘留所里已经关押了男女大法弟子四十多人。我们進去的第二天，公安局给我作笔录的人和他的副科长来了。这个人主动过来和我说话，我就给他讲我在北京看到和听到的大法弟子如何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风餐露宿，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去信访局上访、去天安门广场炼功，目地就是要告诉政府、告诉老百姓“法轮大法好”，他很佩服我们这些人。随后那个副科长把我们大法弟子召集到拘留所的会议室里，读报纸中诬蔑、攻击师父和大法的文章，我当时认为我们不能就这么听他读，要告诉他这是诬陷和谎言，我站起来说：X科长，请你不要读了，这些都是谎言，我们之所以進京上访，就是因为中央电视台说谎，堂堂的国家级电视台，光天化日之下，把我们几年来天天看、天天学的我们师父的讲法录像带给剪接，书中白纸黑字写的话给篡改，所以我们要去国家信访局告他，你如果让我们听这些东西，那我出去还要去北京上访。他听完我的话后，生气的说：×××，你太不象话了。他不读了，把报纸给了另外一人。

回到住的“号里”，有的同修说我站起来说话是争斗心，对家人对警察都要善。当时我的语气可能不够善，但我们就是要证实大法，進京是为了证实大法，在拘留所也要证实大法。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我是高中教师，進拘留所后，主管教育的领导（一位是副书记，一位是劳资科长）来找我谈话。总体是说我违反了国家规定，违反了单位劳动纪律，如果不写保证，将受到处分、甚至开除等等。我和他们洪法，讲大法如何好，我从九六年得法修炼到现在，从身体上发生的变化、从思想上发生的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没修炼之前，我因为工作经常和领导闹矛盾，曾经把一位主任气得嚎啕大哭。我自从得法修炼后，按“真、善、忍”做好人，严格要求自己，那位主任都说我修炼大法后人真变了。我之所以進京上访，是因为中央电视台说谎，诬陷我们师父、诬陷大法，我是从大法中受益的人，有权利站出来说真话，我依照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上访没错。那位副书记说：你这态度是和政府对着干，继续坚持要开除。我对他说：我们都学过党史，今天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当时掌权的执政者都说自己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最近，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当时谁敢说毛主席不对，他在当时的老百姓心目中有多高的地位，多少人跟着跑，盲目追随，迫害了多少好人。政府也是由人来掌管，也会有错，国家设立信访局，就是让老百姓说真话，倾听老百姓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不断的修正，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上访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我没有和政府对着干。至于工作问题，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放弃什么，我也不能放弃大法。

看我的态度很坚决，他们没再说什么就回去了。后来我从拘留所回到家，单位的同事告诉我：这两位领导回到单位说，再和我唠一会儿，他们也要学大法了。因为我坚持不写任何保证，从拘留所回家后，单位一直不让上班，从進京的十月份开始停发我的工资。迫害与反迫害从此拉开了帷幕。

（二）“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

99年12月我又两次進京，第三次進京在天安门被警察强行带到前门派出所，后被送回当地。因为这次属于是省厅“挂号”了，单位的领导气急败坏，往上边打报告，建议将我劳教、开除。当时我在反迫害方面并不是十分明白，但我对大法坚定的这颗心是坚如磐石，我对他们说的那些话根本就不动心，我知道师父说了算，他们说的不算。

他们让我在开除我的文件上签字，理由是我旷工违反了“劳动法”，我要求写上是因为進京为法轮功问题上访而被开除的。他们问我为啥要这么写，我告诉他们不久的将来，法轮功一定会平反昭雪，也包括我们这些修大法的人。今天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迫害。同时，我也提出他们开除我的文件上所说的旷工十五天与事实不符。当时我们是在公安局“610”那位副科长的办公室，我问那位科长，我被警察抓到后，没有人身自由了，还算旷工吗？他说：不算。

单位的领导强行让我签了字。后来听说上面没批。其实我心里明白，一切都是师父的呵护师父看的是我对大法坚定的那颗心。我每天抓紧时间学法，出去和同修切磋，讲述自己進京的所见所闻，大家共同提高。后来有十多位同修進京上访。虽然当时家里家外对我施加的压力很大，但我内心真的很快乐，我脑子里装的，心里想的都是大法，想想走过的路，真的不难，是因为一切磨难，都是师父为我化解了。师恩难忘！

（三）以法为师，抵制邪悟

2000年4月份左右，马三家劳教所传出邪悟的谬论。我们局里610把马三家那些邪悟的人叫来，让他们来给我们洗脑，要求我们这些大法学员以及家属和单位负责管我们的人都要去，不去就开除工作，他们经常利用这些物质利益对我们身边的人進行精神迫害，让他们对我们施加压力，以达到其邪恶的目地，毁掉我们。我和身边的同修一起切磋，以法为师，师父在讲法中告诉过我们，“听了不好的东西就从耳朵往里灌”（《转法轮》），我们不能去听。我又告诉其他同修，都不去参加，大多数同修没去，邪恶之徒大失所望。

5月份，我们当地劳教所的几十位同修在人心的带动下，不同程度的写了保证。这件事当时对在家的同修震动很大，认为他们承受的迫害比我们多，是不是悟到的法理比我们高，尤其是和我一样遭受迫害不能上班的同修，家庭的压力也大，也想效仿那些人，从而解脱自己。当时象我这种不写保证在当地真的是没有几个了，我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法为师，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为了人的那点东西，给大法抹黑呢。我告诉同修，师父在法中讲了，修炼没有榜样，我没悟到的事，我不做。

我很惦记劳教所的那些同修，为他们做错了着急。没过几天，610的人把我骗到公安局，说问我点事，去了才知道是安排我和几位同修去劳教所和写保证的那些人去切磋，告诉我们可以随便谈，目地是让那些人转化我们。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精心的安排了当时带头的犹大坐在我对面，她刚说两句话就开始诬蔑大法，我立即制止她说：请你闭嘴！你告诉我，你还修不修？她不回答。我对她说：如果你还修大法，我们可以谈，否则把你的嘴闭上。结果在后来我与同修两个小时的切磋中，她坐在我身边，一句话都没说。

我在和同修切磋中，问他们修不修了，他们说能不修吗，我告诉他们：不论你在修炼中悟到啥了，都是悟的，师父在讲法中说过“真、善、忍”这三个字永远是“真、善、忍”，那你们连“真”都没做到，就从这点看，你们就做错了。这次谈话，我们都感觉很好。去之前610的人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回来后，就再也不让去了。

（四）堂堂正正在课堂上讲真象

2000年暑期开学后，因缺老师，单位领导让我回学校上课，我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我所在的学校是当地的重点高中，我当时教的班级有的是“奥班”。这个班的学生有一部分是领导的孩子。大约是10月份左右，邪恶把魔爪伸向学校，大搞签名活动。

有一天上午，通知我下午去一个单位听从劳教所邪悟回来的人做报告，我当时就回绝了，告诉他们我下午有课。他们告诉我，课不上，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想想看，他们一直用这点事来吓唬我，当我把这点心放下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黔驴技穷。

我听说当天下午让学生签名。中午回家，同修来和我商量下午咋办，我说不去，但也不能躲，因为不去上班会让常人抓到把柄，我们就堂堂正正去上班，他们动我们他们就是犯法，学校里有那么多学生和教师在看着。再说他们也动不了我们，师父在国外讲法中告诉我们：“一个不动就制万动”（《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

下午我坐单位的班车上班，经过单位大门时，看到单位的几个领导和保卫都在门口等着，车也停在门口，班车一直开到院里，下车我就進了教学楼，我提前進了班级。下午第一节课是奥班的课，進到教室，我问学生：今天下午是不是让你们签名？学生说是。我问他们了解法轮功吗？学生没有回答。我对他们说：老师就是学大法的，已经学了四年了，大法的中心内容是“真、善、忍”，让人做好人。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我本来是教高三年级的，因为我去北京上访，说句真话，十个月没让我上班，我都没有说不炼，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修了，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真实和好处。没学的人怎么能知道他好不好呢，怎么有资格说不好呢。大家都是高二的学生了，你们也学地理，你们自己动脑想想。

当时就有学生说：老师，那咋办？我不想签。因为上午间操时间校长已经讲了，不签不行，强迫人人都得签。我告诉学生，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你的权利。说完，我便开始讲课。大约上了二十分钟左右，门口等的几个人看没人去，就進教学楼里，看我正上课，就走了。下课后，我回办公室，校长正在同另一位同修的父亲发火，威胁开除了孩子将来如何如何，我一進屋，冲着我说：这道号的不用管。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全体教师也开会了，不签字，下岗。愿不愿意都得签。我问同事开会我咋不知道，他说：校长说了，别告诉你，说告诉你也没用。

回想一下走过的路，正如师尊《洪吟（二）》“怕啥”所说：

后来又遇到几次办洗脑班的事，校长找我谈话，我利用这些机会，理智、智慧的和他们讲真象，他们也明白了。2003年610又办洗脑班，领导都没通知我们，直接就给挡回去了。

我从99年到现在，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堂堂正正走到今天。无论是邪恶铺天盖地，还是环境越来越好，只要有人问到我还修不修，我都会告诉他们：我修！并向他们讲真象。由于自己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好，身体力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了身边的人，并抓住一切机会随时随地讲真象，使我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宽松。我知道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会努力，兑现自己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