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肯定有很多具体目标。但至少有两个目标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目标是要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使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另外一个目标是，它要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和谐地相处。真正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发展目标，至少要符合以上二点。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实现了这两点没有？首先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作为补充的。这种社会不公正，首先就表现在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正。要清楚地分析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到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为什么当时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当然有很多历史的偶然性和一系列当时的国内国际的其他情况，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它欺骗了历史，欺骗了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用来对抗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毛泽东当时宣传他所追求的民主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就是华盛顿式的民主。他提出的这种所谓“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吸引了当时众多的自由知识份子。这些知识份子以为通过共产党的革命可以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理想。

当时共产党提出的第二个花招是土地改革。我们现在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发现，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血腥的现象。但是土改当时毕竟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

第三，共产党提出了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从而吸引了当时的民族资本家，也即民族工商业阶层的热烈支援和拥护。

正由于他们提出这些口号，共产党当时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自己选择错了。在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共产党开始了思想整肃运动，然后通过57年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知识份子的彻底清洗，完全收回了他们对所谓“民主联合政府”的允诺。他们建立了世界上人类有史以来最荒谬、最残暴的集团统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时期的极权政治能与共产党从57年“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和知识份子的残害相比。这是共产党的第一个欺骗。

第二个欺骗是它欺骗了农民。农民通过土改，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一小块土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共产党就推行合作化，并进而推行人民公社化。这样，共产党又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完全剥夺回来。人民公社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中营，这样说到底对不对？我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识青年，亲眼看到那些贫苦的农民每收获一斤谷子，几乎要付出同等重量的汗水的代价。但是他们有什么自由？！在三年所谓自然灾害期间，饿得半死的人民连想改变被饿死的命运出去讨饭都得不到允许，只因为讨饭会使人觉得社会主义不好。几千万人就这样饿死。在这场所谓的自然灾害中，饿死的人比抗日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牺牲还要多。

第三个欺骗：它欺骗了民族工商业者。通过所谓的公私合营，共产党消灭了民族工商业，把全部财产收归国有。我们一直使用一个概念：“公有制”。可是，中国有过公有制吗？公有制还有一个概念叫“全民所有”，中国有过全民所有吗？国家权力被共产党官僚集团所垄断，整个国家都属于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而财产又都归国家所有。在这个财产链条的逻辑过程中，一端是国家所有的财产，另一端是掌握国家命运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集团，哪有什么全民所有制？只有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只不过冠以所谓公有制名义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时期，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再通过以前的这种所谓的公有制，也就是国家财产全部由共产党官僚集团统一掌管这样一种方式，已经不能够再为他们的政治的存在提供有效的经济基础了。于是就开始了所谓的经济改革。我相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确实是想要通过改革，使中国社会向民主转型。但是，邓小平对六四的血腥镇压，彻底毁灭了中国和平地转向民主的可能性。

刚才这位老先生讲：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而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实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的前提又取决于，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具有同等的权利。现在中国只有特权，没有公民平等的权利。所谓的改革发展到今天，最终形成的是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结合在一起的特权阶层。因此，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有的只是特权阶层攫取社会财富和压榨人民血汗的经济体制。这特权阶层垄断了权力、垄断了金钱，垄断了知识，因此，也就垄断了瓜分国营企业过程中的主导权，这就中国目前最真实的现状。工人和农民都被排除在国营企业的瓜分之外。而从所谓的经济发展中真正受益的就是垄断了国家权力的腐败的官员们，就是和腐败的官员结成一体、以腐败权力为杠杆为自己获得金钱的奸商们，就是被腐败的权力和肮脏的金钱所收买的知识界。

中国的知识界说来可怜，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中国的知识界就从来就没有在整体上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但是，知识份子以前还仅仅是跪拜在专治的权力之下，而当代的中国知识份子可怜到了不仅要向专制权力献媚，而且同时要向肮脏的金钱献媚的程度。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脊梁。知识份子都腐烂了，社会的脊梁也就腐烂了。

国家权力可能扮演两种角色，当国家权力是公正的、正义的、是廉洁的、是开明的，那么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导师，它会引导整个社会走一条向上的路；如果它是腐败的，它是偏私的，那么它便是一个最大的教唆犯，它会教唆整个社会堕落。所以，腐败的国家权力是整个社会堕落的根源。

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这样快速的发展？只要稍加审视，就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是以牺牲广大的劳动者的基本利益为前提的。首先，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将近一亿的中国民工奴隶般的劳动之上。那民工一年能挣多少钱，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知道吗？而且就这么微薄的工资都没有保障，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消除普遍的现象。有一个很知名的个体企业家，还是个什么政协委员。他曾经跟我说了一个理论：不可以让工人吃得太饱，吃得太饱人就不愿意干活了。正是基于这个理论，他的企业最少拖欠三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农民工超常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劳动条件，毫无权益保障的状况，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了注解。中国的经济就是在残酷地剥削着一亿民工的基础上飞速发展。最近不断地出现关于矿难的报道。矿难连续不断，是因为那些矿主们不肯拿出任何一点真心实意来保障工人的安全。我曾经在贵州看到，小煤窑的出口的洞只有电视萤幕那么大，农民就像狗一样，爬着从洞里往外面拉煤，拉一趟煤炭不够城里人吃一顿晚饭。

中国劳动者的利益得不得保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局剥夺了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自己权益组织工会的权益，于是劳动者就只能一个一个的单独面对强大的、腐败的权力，以及和这个腐败的权力勾结在一起的肮脏的金钱。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权益怎能得到保障？一亿人的这种奴隶般的、低廉价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难道应该受到任何有良知的人的喝彩吗？

另外，共产党官僚集团现在把他们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济重负都转嫁给了下岗的工人。国营企业的工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低工资、低报酬中劳动、生活。付出了几十年的生命代价，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储存下基本的生活资料。现在搞所谓国企改革，突然之间工厂要被廉价地卖给那些和腐败的权力相勾结的商人，而工人则从此失去了工作。这样的一种财富的分配公平吗？

中国社会现在最不公正的现象之一就是就是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农村的剥夺。中国的农民向来是第三等级，是腐败官僚眼里的贱民。在座的五十岁上下的人可能都当过知识青年。大家回国，到上海、北京、广州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很宽阔的马路，但是如果大家到中西部的农村去看一看，你们会感觉到那种艰难、那种落后、那种闭塞和你下乡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已经被不公正的分配了，而农村是永远不会被这些奸商们、腐败的官僚们真正关注到的一个地方。中国当局每年都提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什么时候解决过？现在压在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就是要养活众多的官员。 这些官员贪污腐败，贪得无厌，索求无度。很多农民现在不愿意反贪官，为什么？ 他们认为，原来那个贪官是喂饱的狼，他再吃的时候会少吃一点。如果把那个饱狼给宰了，换了一个新的饿狼上来，那老百姓还活不活呀。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越反腐败农民的利益越受到侵害。

现在，一个更为令人痛心的现象是，经济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毁坏着我们神州大地的自然环境，正在使我们壮丽的山河迅速地沦为一个几乎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北方的沙漠化、南方的石漠化、黄河的断流、长江的生态危机、大气的污染都在证明着这一点。

我生活在贵州，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现在你沿着乌江的一条支流走，会发现有十多公里的河水乌黑发臭，那是一个造纸厂往出排污水造成的。中国有环保法，为什么那个造纸厂不执行？理由很简单，造纸厂的厂主和当地县委书记有亲戚关系，你那个小小环保法算什么？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强大了，我们中国人可以扬眉吐气了；还有一种说法，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上就逐渐会民主。说这种话的人都是“马毒”中得太深了。什么是“马毒”？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毒。马克思主义有一条道理，叫做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现在有的知识份子和商人就说，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走向民主。会这样吗？我们说，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的意志创造的历史，当整个构成历史的人群并不想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时候，只靠所谓的经济发展，自然而然进入到民主过程，那是根本没有可能性的。历史上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教训。当年希特勒德国的经济发展在欧洲是出类拔萃的，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是亚洲之冠，可是后来这两个国家一个走向法西斯主义，一个走向军国主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个国家不仅仅是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灾难，而且首先给德国和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现在，按照共产党的政治逻辑走下去，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是两个。一个可能就是法西斯化和极端民族主义，从而把中国拖入巨大的战争灾难；另一个可能是，随着社会不公正进一步发展，当原有的专制体制再也容纳不下巨大的社会危机时，整个社会就会在总体的崩溃中，进入长久的动荡过程。（转自大纪元网）

作者简介：真名袁红兵，笔名袁红冰。早年曾经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9年由于支持学生运动而受到中国当局处罚。1994年3月，袁红冰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并以“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被押往贵州审判。1994年9月，中国政府以“不得返回北京”为条件将袁红冰释放。同年11月开始，袁执教于贵州师范大学，并出任法学院院长。在流放贵州的8年时间里，袁红冰秘密创作了四部文学著作，揭露中国共产党暴政下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

袁红冰从朋友处获悉中共密谋再次逮捕他并收缴他的作品。为了公开出版他用心血凝成的四部著作，今年7月21日，他在以贵州省法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领代表团到澳大利亚访问之际，突然离队，随后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美国之音8月2日曾发表“采访逃离中国的学者袁红冰”。

袁红冰认为，国家权力有可能扮演两种角色。当国家权力是文明的、进步的、公正的，它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角色，它会引导整个社会走一条向上的路；当国家权力是私有的、腐败的、不公正的、肮脏的，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教唆犯，它会教唆整个社会堕落。而中国的现代知识份子正是在这种私有国家权力教唆下，正在迅速地堕落，变成物欲的动物，完全泯灭了一个知识份子应有的社会良知。

袁红冰说，所谓知识份子是中国的民族智慧之镜，中华民族可悲之处就在于此，这个智慧之镜上面涂满了物欲的污迹。我向来认为中国人民所受的包括藏族人、汉族人、也包括蒙古族人，他们所遭受的重重苦难只有转化成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他们才能成为精神价值，人类才能从这种精神价值中得到真正的教训。也只有上升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他们才能成为整个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他们才会有价值，否则他们就会淹没在人类历史中，被人忘却，那些血就白流了。中国之所以这样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悲剧，就是每一次巨大的社会悲剧之后，都没有人把这些悲剧上升为精神价值，给人类提供一个警示，从而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