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2日，江氏集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我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遭到无边苦难，约有20来个单位参与了对我的迫害，剥夺工作、流离失所、非法抓捕、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受尽种种折磨。

一、得法

从记事起，脑中充满无数个为什么：宇宙有边吗？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外星人？人为什么活着？带着童年的梦想，17岁考入吉林省长春市白求恩医科大学系，开始5年的学医生涯。这5年，我们姐弟4 人都上学，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和母亲当泥瓦工艰难度日。那时全家人常年吃着窝窝头。

1992年，我成家并到临淄区人民医院工作，父母不久也回到大路村居住。父亲的退休金每月200元多点，因此又到临淄区农业银行打工。到1997年，我和婆家的关系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女儿一直由我一个人带大。孤独的我在医院和家庭之间的双向轨道上，寻找人生的真正意义。

这一年的4月，一个亲戚突然到医院找我，说“有一本关于修炼的书，是用现代科学知识讲的，一看就能明白。”下班后我径直去了这个亲戚家，一口气把三百多页的《转法轮》读完了。书中讲了所有我想知而半生不得其解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人生的目地就是“返本归真”啊！心中嫉恨他人的人不是善良者，我要去拜访婆婆，不能再怨恨她。整整半年后我才走入婆婆的家门，勉强坐了5分钟。虽然去掉心中的怨恨是这样的艰难，但有师在，有法在，还有什么不能破除呢？慢慢的家庭关系又和睦了。娘家母亲学大法后，在东北寒冬落下的陈年痼疾关节炎也彻底好了，扔掉了几千元钱的药酒，和青年人一样自由的行走；娘家父亲心绞痛也消失了，4年多来不用服“心宝”了，60多岁的人了能自行攀登到泰山之顶。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手里提个饭盒还要犯心绞痛呢。法轮大法指明了我的人生目标，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了。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镇压，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切断，肉体上消灭”的法西斯政策。我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从此遭受到了无边的苦难，受尽了种种折磨。临淄区医院的领导早在1999年的5、6月份，因我为法轮功上访，就把我撵回家不准上班了。7，22这一天，院工会主席张平等直接来到我家监控我，随后把我非法关入造纸厂的洗脑班10天。父亲被临淄区政法委书记多次逼迫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母亲也被路山乡派出所非法关入了当地的洗脑班不准回家。铺天盖地的疯狂镇压，还株连到亲朋好友，丈夫和婆婆更是被胁迫着对我每日跟踪、看管，不给好脸色。临淄区医院院长于有德、书记边培荣等迫于上级的压力，把我安排到供应室涮针管。

二、被送疯人院

但邪恶无论怎么疯狂镇压，也改变不了修炼人的正信。2000年2月份，我和一同修再次到北京为大法伸冤。正月十六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俩一到广场，就被便衣抓走。在他们租的一个饭店房间里，给我们上了背铐（双手反背到后面，一上一下斜着铐着），一20多岁的壮小伙子，抡圆了胳膊，“啪啪”打我们耳光，直到打累了才停止，但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折腾到下午1点钟，这些人觉得抓来两个“累赘”，没地方搁我们，就把钱扣下（一千多块）私分了，把我们扔到了火车站。我俩商量后，觉得不能就这样回去，决定再次返回天安门，直接去中南海。刚一到中华门，就有一个便衣警察把我们拦住，一听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就把我们弄到了停在旁边的依维柯警车上，并把我们的姓名报到了中南海，又通知山东驻京办事处的人，办事处的人恶狠狠的骂道：“你俩在天上捅了个大窟窿！半个月了，上访的一个人名也没报上去。你们竟敢到中华门！你敢给我捅了窟窿，我就能让你失去工作。”

押回当地后，我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关在临淄区拘留所。当时拘留所的各个房间里都关着当地的大法弟子，放风的时候大家互相交流，其中一个大法弟子在北京被抓后，恶警把他塞入冰窟窿里2个小时，最后上来的时候，全身都冻紫了，但是他也没说自己的姓名，后来是被当地去的公安给认出来了。我很受感动，心中想：大法一日不平反，我就一日不停的为大法伸冤。

临淄区医院的领导们，为了摆脱江氏集团因法轮功对他们的株连，保住他们的职位，经临淄区卫生局批准，并上报淄博市人事局，在我被拘留的第3天，把辞退书送到了被拘留所非法关押的我的手中。从此，我便失去了工作，成了一个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在被非法拘留的第十五天时，临淄区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曲光明跑到拘留所，要听听被拘留后的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态度。我告诉他：“只要中国还有一个修炼法轮功的，那就是我路玉涛！”他觉得已不可能改变我对大法的信仰，就伙同临淄区雪宫北派出所所长孙珍荣，胁迫我婆婆王淑臻，诱骗我父亲路风瑞签字，从拘留所一出来，就把我送入了临淄区齐陵精神病医院[即齐陵精神治疗中心]。

在疯人院里，面对的是一个个目光呆滞，口角流水的病人，精神药物的服用，使她们思维迟钝，面目也没有了正常人的光彩。邪恶的江氏集团的走卒们想利用“精神病”的帽子，杀害大法弟子，我对精神病医院的医护人员讲：“你们是救死扶伤的高尚的白衣天使，怎么能把正常人当作精神病患者？不能被政治利用啊！这药我不吃也不打。”他们说：“只是摆个样子，点滴液里没有药物，口服的也只是维生素类药物。你是政府送来的，不摆摆样子，我们就没饭碗了。”“政府不是医生，那些人怎么能诊断谁有没有病呢？再说你开的‘长压啶’不就是精神病人吃的药吗？”“长压啶只是让你睡觉的，怕你休息不好。”“我比你都睡得香呢，你值夜班才可能睡不好的。”最后主治医生说：“我不会参与政治。”以后每天就不再逼我吃药打针，只是看着我。精神病医院的病人每周都可以由家人带出去赶一次集[到市场上买东西]，可该医院的院长单独规定：我不能出去。这件事终于让我父亲醒悟过来，明白了邪恶的警察是想胁迫精神病医院加害我。在父亲强烈的抗议下，婆婆不得不找派出所和公安局，历经21天，大法的威力让我摆脱了精神病医院的控制。婆婆因此交付该医院特护费2100元。在精神病医院的日子里，我坚持炼功，背《洪吟》。在炼功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的患精神分裂症的小病人凶巴巴的骂我：“你再炼，我就杀了你。”我知道精神病人杀人是不会偿命的，但转念一想：“师父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以后这个小病人就很少干扰我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坚定了信念，修大法的信心更强了。

三、流离失所、讲真象

屈于临淄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和雪宫北派出所的压力，婆婆和丈夫担心日后我再次牵连他们，从精神病医院回来后，没让我入自己的家门，直接就把我送到娘家去了。娘家父母生活很拮据。在8月份的一天，我和娘家村里的同修一同到一个苹果园中的玉米地里拔草，草有齐腰深，可能这块地从来都没除过草。炎热的天气，不干活在日头下也会汗珠成线的。玉米地里一丝风都没有。从小就没干过农活的我，咬着牙拔了半天，就不想干了。一想：这点儿苦我还吃不了吗？终于坚持下来了，一周拔完了这块地，园主给了我们三个人一共：150元钱。

九月下旬，酷热的天气没有丝毫减弱，对大法的迫害也还在不断升级，“十一”要抓一批大法学员，不转化的就劳教判刑。为了避免迫害，我又不得不抛下年迈的父母，背井离乡只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山东省庆云县。到庆云县不久，就传来同修孙志田、刘金芝的丈夫高伟被抓并判刑的消息。这两位同修因委托复印店复印大法真象传单而被大路乡（现改名凤凰镇）路山派出所指导员孙启民抓捕并报批判刑的，高伟在潍北监狱遭受迫害3年零8个月才被释放，而孙志田至今仍被关在潍北监狱遭受着邪恶的残酷迫害。

山东省庆云、乐陵、河北盐山的大法弟子在2001年前后做了大量的讲清真象的工作。一夜之间4万份真象传单遍及家家户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喷到了公检法的大铁门上，天亮警察发现，警车窜到了公路上，却连一个大法弟子也没有抓到。

2001年正月，我和庆云县同修一行4人去北京为大法伸冤，在天安门又结识了海南去的一位同修，大家决定先做大法横幅，第二天再到天安门广场打出来。不幸被旅店老板举报，警察想抓我们，大家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警察被震住了，又偷偷叫来两辆伪装的警车，才把我们抓走。这一次，警察押我到了吉林省，快速列车上，一同被押送的吉林大法弟子还有八、九名，大家双手被手铐连在一起，我一直寻找摆脱邪恶的机会。到了吉林市公安局，各地来人和北京的警察交接，再押回本地的大法弟子。北京警察抓一个大法弟子，当地政府要交500元罚金，当然，事后这笔钱是大法弟子自己拿上，因为政府一定会向你罚扣这笔钱的。我被继续押送，押到吉林市、舒兰县的吉舒镇政府院内，政府和公安的人说：要拘留我十五天，下午就送到舒兰的拘留所去，然后把我一个人铐在一个椅子上，带上门，他们吃饭去了。这时，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脱开了手铐，敞开门来到走廊里，收发室也正好没人，就跨出大院，继续投入到正法的洪流当中。

不久，在庆云县的一个同修家，我和同修先后被非法抓入庆云县的看守所，同修因不肯讲出我是谁，被庆云县公安局的恶警用胶皮棒打得后背肿了起来。我俩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绝食到14天，庆云公安局的人把我拉到老庆云[河北省管辖]一带找人辨认，并把那里被关的大法弟子叫出来。我告诉警察：“我谁都不认识。”同修明白了，谁也没上警察的当。诱骗失败后，又把我拉回看守所，第二天直接拉到河北省盐山公安局。经过黑暗的交易，盐山公安局才同意接收我。当时，认为我已经没有力气摆脱他们，就把我一个人铐在了公安局的楼上吃饭去了。他们一走，我再次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脱开手铐，换上屋里的一件值班服，堂堂正正的走出了公安局，乘车离开了此地。当车走在半道时，突然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截住，不骂大法师父的，不让坐车，并抓起来。乘客气愤的说：“警察怎么叫人骂人呢？”亲身经历了这件事，看出邪恶害人已无所不用其极，我决心讲真象继续到底。

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在庆云县我和另一流离失所的同修乘坐一辆客车，突然车左摇右晃，安全扶手都抓不住了，满车的人都惊叫着，眼看就要翻车了，当车开出几百米后突然停住了，而司机却说车闸根本没坏。事后同修讲：车开始摇晃时她害怕了，后来她想“师父一定会保护我们的。”正念一出，车就停住了。

在滨州，我们 七、八个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夜间出去做真象。我和当地的同修扈秀芳去很远的地方，在一个派出所的围墙上喷大法标语，喷完转身离开时，迎面来了一辆小轿车，车上的人发现了大法标语，调转车头把我们拦住，我当时想：一定要回去告诉同修们，离开现在的住处。第一次走时，被这个便衣警察叫住了，但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摆脱他，第二次走时，他就好像没看见。我走过了200米的笔直公路才拐入一个大院，没想到，自己走入了公检法的家属院，没找到出口，只好翻墙跳到院外的公路上，因不熟悉滨州的地理环境，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处于什么方位，在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看到居户的地方远远的有一辆好像是出租车，经询问只好搭这辆车回到住处，和同修们安全转移到别处。事后知道第二天清晨，警察就搜查了我们的住处，并连续二、三天在车站等处布控。

四、非法劳教

讲真象轰轰烈烈，但自己的学法却没有跟上。做事心、同修之间的情、强烈的自我等等，这些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给大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2001年6月10日，莱芜法会结束后，在返回的途中，被邪恶非法抓捕，我和河北的小李被关到泰安市的看守所。小李被当地来人带走，我因不报姓名，强行被拍照，当地公安是从网上的照片上辨认出来的。我在泰安市看守所绝食5天后，又被押回临淄区雪宫北派出所，我被双手铐在椅子上3天3夜，其所长等人轮番逼迫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一天只让我睡两、三个小时。3天后临淄区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曲光明带领两辆警车押我到淄博市周村区王村劳教所，途经淄博市张店时，他一个人到劳教审批中心盖了一个章，没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决定把我劳教，并且不通知我的家人。

我被关入二大队的一个杂货间，不转化就不准踏出房门半步，逼坐在半尺高的小铁凳，昼夜不准睡觉，警察和已向邪恶转化的犹大轮番向我散布迫害大法的谎言，因由于长期学法跟不上，又执著于人，以不和常人争斗的借口向邪恶转化了，给大法和自己抹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大队对学员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二大队大队长王慧丽，因迫害大法弟子有方，江氏集团给她记了二等功。但恶有恶报是天理，王慧丽的精神衰弱症越来越严重，每天只能睡2到3小时，甚至有时只能睡1到2小时。

劳教所恶警为了多得奖金，每日超负荷的奴役大法学员做各种苦工，尤其是二大队的学员被恶警逼迫一天干14至16个小时。长年累月的被拘禁奴役，再加上被谎言蒙骗而顺其邪悟，使学员们都不同程度的被病业缠绕，即使这样：活不但不减，反而任务量越来越多，每天的干活时间不能低于14小时其目的除了无偿诈取学员的血汗钱外，更卑鄙的是以奴役洗脑。

后来我被弄到七大队，描花瓶、粘沙网小盒，都是没有防护的有毒作业，全队的学员一个个被毒气熏得眼泪、鼻涕不断的流。我的眼睛肿成一条缝，鼻腔、口腔、气管三处的粘膜红肿，气闷的要窒息了。

家中的父亲也被路山派出所的孙启民半夜非法闯入家中抓走，两天两夜不让64岁的父亲睡觉，导致父亲犯了心脏病，半年后于2002年11月初8含冤去世。

五、从新归正自己，汇入到正法的洪流当中

2003年7月19日，我被劳教所非法关押25个月后，回到家中，看到了四年未见面的女儿。我流离失所的时候，孩子还在幼儿园呢，现已上小学三年级了。我一到家，丈夫一句话都不和我说，每月的菜金饭费只给我们母女200元，并且一直准备和我离婚。

2004年第一季度，我郑重的严正声明：在劳教所高压迫害下，神志不清时我所写所说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刚开始要回到正法之中时，家庭的矛盾骤然加剧了。丈夫无可奈何的说“你无可救药了，死不改悔，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立即要求离婚，我想：自己失去了工作，分文收入也没有，吃饭都是向丈夫乞讨。现在要是真离了婚，我可就真成了乞丐了。但我已下定决心：不论面对什么情况，我都要修炼，要从新回到修炼当中，做师父的弟子。我告诉他：离婚是你自己选择的，我就是要堂堂正正的修炼。结果丈夫说的“两天后就办离婚手续”，到现在却不了了之。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要从新修炼了，必须先学法，刚拿起《转法轮》，还没等我翻开呢，派出所就打过来电话问“你在家干什么？”“干我想干的事”。对方无言，电话挂断了。从此婆婆对我的监控干扰也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