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抓住一切有利机会，破除邪恶的迫害，正念正行，讲清真象的一些经历与体会。

1、在精神病院里讲真象

2000年6月，为了阻止我再次上京证实大法，当地派出所强行将我关进精神病院。医生每天例行集体查房，对病人只是究其病情如何，而由于派出所的指使，对我这位特殊“病患者”则是一再追问我是否还上北京去。但这恰恰为我提供了一个讲真象的绝好环境。我每天都能公开的大声的讲，痛痛快快的讲。

他们每天都要监督病人吃药，对我也不例外。他们逼我吃一种叫“氯氮平”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我心里觉得好笑：常人的药物对修炼者来说，啥也不是，无异于吃白菜。我每天照常帮清洁工打扫卫生，照常给医生、工作人员、病人（我所在的属忧郁病区）、病人亲属讲真象，照常学法炼功。

有一次，他们要给我注射针剂，我拒绝了。于是来了两个“男护士”，加上医生共三个人，粗暴的将我抬到铁床上，用绷带捆牢，强行给我注射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F.D”。过后，我出现了流口水，舌头僵硬，说话不清，双手痉挛，走路如同踩在棉花上，高一脚，低一脚的，身体失去了平衡等症状。我当时立即想到这可能是师父在反过来利用恶人对我迫害让我偿还在历史上所欠下的业债，决不是常人的药物可治。此念一出，全部不良症状顿时消失了，就象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为了掩盖迫害的真象，自圆其说，有一次医院还煞有介事的“请”来了两位所谓的“精神病学专家”给我做了所谓的“司法鉴定”。这无疑又给我提供了一个讲真象的极好机会。他们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我便从自己身心受益，大法洪传讲到江氏集团对师父、对大法的诬陷、造谣、迫害……，并严肃指出将一个完全健康的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是一种犯罪行为，是医德和国际法都不允许的，毫无疑问的是江氏集团利用“精神病治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又一铁证。一个月后，在大多数医生、病人都知道大法真象之后，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便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精神病院。其间，他们还向我家人收取了高昂的“住院费”。

2、在生命垂危之际讲真象

2001年3月，在我流离失所期间，邪恶利用特务手段窃听、跟踪，对我们进行了非法搜捕。为抵制非法抓捕，我头部受伤，血流不止，同时全身多处骨折，一时昏迷不醒。邪恶乘机将我带到医院。医生一边给我缝针，我一边给他们讲真象。急诊室中人很多，一旁的恶警急了，说：“再讲就把你嘴封起来。”我说：“封起来也要讲。”过后，我被推进了抢救室。我后脑血管的巨痛伴着抢救室中死者家属的悲恸哭嚎。这时旧势力打入我脑中的念头是仿佛我也会死去。然而，我一醒过来就背法，决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医生、对护士、对病员、对病员家属不断的讲着真象。尽管我伤口很痛，我始终没吭一声。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值班医生和我的管床医生的对话：“没叫一声？”“一声没吭。”此时，我悟到我不是常人中的什么英雄，我是大法造就的全新的生命。

除了知道是个大法弟子之外，他们对我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一天来了一个便衣，他站在我床边，假装看望我，我忽然听到他口袋里传出相机胶卷转动的声音，我急忙将被子拉上来捂住脸，他什么也没拍到。在抢救室里我一直在想着如何能出去，一直在留意出去的路径。抢救室的一位护士，在明白真象后，升起了正念。她对我说：“你要走，趁我睡了你再走。”我为一个生命明白了真象而高兴。待确认我已过了“危险期”后，一天医生问我：“把你转到病房去，你是想去大病房还是小病房？”我毫不迟疑的说：“到大病房去。”我认为大病房人多利于讲真象。

就在给我转房的过程中，因为我不能动，是连床一块推过去的，恶警们又趁机企图拍照。我双腿上着石膏，下身插着尿管，但我仍拼力死拉着被子捂住脸，同时双目紧闭，鼓起腮帮，就是不配合。这一次，他们又未得逞。

大病房的人可多啦，因为那里的病人都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所以每人都请有护工，亲属们也每天轮流来陪护，再加上同事、好友、邻居、护工的亲朋好友、医院领导、医生、护士、实习生、量烧的、送药的、打针的、换药的、卖饭的、卖报的、做广告的，还有其它病房的病友，还有病人本身的周转，出院的，入院的等等，总之，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十分热闹。于是除了规定的休息时间，我抽空背法，炼功外，我几乎都在讲真象。我内心深处似乎很清楚：我不是来养伤治病的，更不是来接受迫害的，我是来救度有缘人的。正象师父所说的：“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开始这个病区的主任医生每次来查访，总想从我口中探听出我的身份，而且常常讲一些对大法不好的话以显示他的学问。我严肃的告诉他这样做对他不好。同时，他每每一提个头，我便很自然的滔滔的讲起了真象，讲起了大法中学到的法理。他常常无言以答，噎得脸红脖子粗。我隔壁床的一位老大姐说：“真比听戏还有味。”我倒无心去与他争辩什么，更不想与他比个高低。我深深的感受到这是法力的体现。这位老大姐后来还看见满屋子都是法轮。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恶警无论使出什么招术：软的、硬的、威胁、利诱等。我始终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去做，“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有一天他们竟原形毕露，不顾一切，一下子来了5、6个彪形大汉，当众行起凶来。他们冲过来，一把拉下我的被子，扯下我伤口上的纱布，揪头的揪头，按脚的按脚，要强行给我拍照。我奋力抗争，紧闭双眼，鼓起腮帮。尽管他们拍了照，我内心明白，有师在，有法在，他们的行为只能是徒劳。相反，换来的是世人的觉醒。病友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愤怒的指出：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身负重伤的病人行恶，太过分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恶警头目再来时，病友们没有一个人理睬他的，唯独理他的只有我──完全是出于慈悲。病友告诉我，当我睡着时，他们还派人来辨认过我，也未果。

有一天，我的管床医生私下告诉我：“他们可能要把你转走，看来这一次，我留不住你了。”我明白了他以我的伤重为由，不止一次的保护过我。我衷心的谢谢了他，也由衷的为他高兴。

突然有一天，恶警头目来了。他对我说：“从今以后，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我们不管你了，明天起，护工就不来了，她另有任务。”我意识到这里的使命大概完成了，该是我走的时候了。但又恐其中有诈，所以仍静心观察，按兵不动。护工走了，其他病员的护工主动帮我倒便盆。病员们又热情的将他们的饭菜分给我吃。又过了两天，主任医生查房，他说：“你怎么还不走。”我听明白了，病员也都听到了。于是他们凑了点钱给我。（恶警派来看管我的那位护工也托人带来了换季的衣服和一点钱），我知道时机成熟了。当晚即将石膏全部卸掉。我一直坚信，我行走决没问题，哪怕在伤势最严重时。第二天，待医生查过房后（查房对我而言仅是过场－－因我从不接受检查，不接受拍片，不吃药）。护工及病员家属忙帮我穿上鞋，用手术车将我送下楼，并为我叫来一辆“的士”。临别前，他们都将各自的家庭住址留给了我，事前，他们也曾商量过如何帮我走脱。我为更多的生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而感到无比欣慰。我也深深的体悟到：“其实度人的是法，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你们只是引导了有缘人得法，……”（《不讲狂语》）这句话的真义。像我这样一个身负重伤的人，在自己生命垂危之时，还能坚持讲真象，揭谎言，救众生，并很快康复出院，也充分体现了师父的慈悲，体现了大法的威力。

3、在周边城镇讲真象

2001年8月，我能独立行走了，我又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北京大法弟子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师父的经文《大法坚不可摧》。文中：“全面讲清真象，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一句紧紧的扣住了我的心，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了。我从北京返回来之后，便在周边的城镇开始了讲真象。我自己动手写，走街串巷的贴（因为当时我与昔日的同修完全失去了联系），走亲访友的讲。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居民区中张贴，贴着贴着竟忘了时间。突然听见一个妇女大声的说：“不早了，回家做饭啊，快放学了。”我一看天色，是不早了，便赶紧离开了。还有一次，我正在公安局附近张贴，全然忘了回家。这时正走过一个书摊，我无意中扫了一眼，这时一本“三十六计”的书名映入我的眼帘。“三十六计走为上”啊！我抬头一看，天色已暗，人们已开始下班返家了。真险啊！要不是师父暗中点化，让我尽快离开，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发现的危险。我坚持不懈的在城镇里做着，学校、医院、居民区、派出所附近、公安局宿舍等，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有的还去过不止一次，直到有一天，我认为该讲的都已经讲到位了，才离去。

4、在市区讲真象

2002年初的一个夜晚，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发真象资料。一路做去，非常顺利，于是欢喜心起来了，人心起来了，不由自主的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正往一扇大门上“叭叽”贴上了一张真象传单，紧接着，不远处匆匆过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凑上前去一看，立即抓住我不放（那位同修为保护我也没离去），这时又过来一个他的同事。随即他们叫来了几个人，将我们强行送到了他们的单位──原来他们是某单位的保安，正下夜班路过这儿。一到那单位，我们便很冷静的给那里的人们讲起真象来。不久，他们通知了附近的派出所，我们即被送往了派出所。

起初，我们俩被关在一起，我们互相叮嘱：发正念，我们一定要出去。过了一阵，我们便被分开了。于是，他在那边讲，我在这边讲。不管警察来几个，也不管他们是什么态度，我一直平静的讲着。他们也不时的提些问题。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合上了他们笔录本，很显然，没指望了。夜深了，他们留下两个人看守我。我不停的对着他们发正念，让他们瞌睡。不大一会，他们实在熬不住了，其中一个顾自睡去了。另一个也趴在桌子上打起了盹。我看是时候了，于是悄悄的打开了门，轻手轻脚的下了楼。正对大门的传达室灯黑了，大门锁了两重。我将被链子锁锁上的里门推开了一条缝，又伸出手去将外面的“落地门”往上一提，太好，竟然没锁死。不知咋的，我身穿大棉袄，竟轻而易举的从两重门中钻了出去。我又溶入到正法的洪流中去了。

第二天，那位同修也正念闯出。据他说，警察们发现我跑后，简直将派出所找了个底朝天。相互还在询问：跑掉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哦，原来他们什么也不明白。真是“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

5、在天安门证实法

这一次，我上天安门广场。当时的一念是“法不正过来，决不离京”。谁料正佯装闲逛，却被两个女警拦住，她们盘问了我一阵，又恶毒的让我骂我们师父，我坚决不配合。她们断定我是大法弟子，于是用步话机叫来警车。警车停在国旗杆附近，国旗杆下聚集了很多游人，她们押着我往那边走，我突然猛冲了过去，口里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江××镇压法轮大法罪责难逃！”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恶警们防不胜防，措手不及，顿时乱作了一团。待他们清醒过来，便发疯似的朝我扑了过来，打我，踢我，抓着我的头发往警车上拖，头发掉了不少，新衣服也被磨坏了。

他们将我押到了天安门派出所，那里已关押了不少大法弟子。后来据一位同修告诉我：他们当时打你时，围观的群众都有人哭了。我们在派出所里背法，交流。到了下午四点多，恶警将我们依次押出地下室，准备送往看守所，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你最后走。”大门口外停着一辆大交通车，交通车旁有一辆白色小面包车，两车相距仅一人宽。一个警察正在交通车门口，数着一个个的被押上车的学员人数。我快走到交通车门口了，突然一个左急转弯，走到了两车之间。待点数的警察回过神来后，忙拉住我问：“你是哪来的？”我平静的说：“我是过路的，从那边来，到这边去。”这一下把他搞懵了。他忙回头吩咐车上清点人数。我心想：你点得清吗。一念发出，就听车上回答：够了够了。于是大交通车开走了。至于我呢，他们心里还不踏实，于是又将我押回了派出所，关了起来。大约到了晚上9点多，一个警察将我带了上去，问我是哪儿的，我机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恐吓了我一阵，也没得结果。后来来了一位年轻警察，他从那屋把我叫了出去，他告诉我“出大门往右拐，赶快离开这儿，别说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这位年轻警察看押了我们一天，按理说，我是个大法弟子他是清楚的。

出了派出所，还没走出巷子，只见前方停着一辆公交车，走近一看，还正是开往我住处的呢。我心头不禁一热，一切不都照摆着吗！──是伟大的师尊在呵护着弟子。夜已深了，按理公交车早该收班了。

谢谢伟大的师尊，大法弟子决不辜负师尊的殷切希望，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和责任，继续勇猛精进，更加深入、细致、全面的把讲清真象、救度众生的工作做的更好。

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