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辉，今年35岁，家住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41号。被迫害前是大连港的理货员。2000年1月与妻子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殴打后，被非法带回大连后遭罚款9700元，开除公职，关进大连港看守所，一个月后被关进普兰店市精神病院继续迫害，2000年4月13日被关入了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在劳教所里遭受苦役、洗脑、酷刑，生殖器被电击折磨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最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近四年来，曲辉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自己不能翻身，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

下面是曲辉向大连民众诉说自己遭受的迫害。

善良的大连乡亲，您好！

我叫曲辉，今年35岁，家住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41号。被迫害前是大连港的理货员。我妻子叫刘新颖，是大连市妇产医院的护士。我们从1995、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转法轮》一书中的道理严格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工作一丝不苟。在短时间内我们就体会到了健康状况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很自然的，我们的工作得到单位的肯定，我们的家庭也和睦美满。亲身的修炼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法轮大法是一部对个人、对家庭、而且对整个社会都非常有益的高德大法，因为他能使人们得到百万资产都买不来的健康、高尚和真正的幸福。

1999年7月22日，法轮功受到迫害。我和妻子在本市上访无效的情况下，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准备进京依法上访，我在大连机场被非法拘捕，在市看守所被关押迫害50天。当时我妻子正处于哺乳期，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小孩10个月就被迫与妈妈分离，强行断奶，非常可怜。

2000年1月我与妻子看到迫害还在继续，决定再次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拖到警车里殴打。被非法带回大连后遭罚款9700元，开除公职，关进大连港看守所。期间，恶警强迫我放弃信仰，唆使刑事犯对我进行体罚、殴打，一个月后又把我关进普兰店市精神病院，把我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一个多月后见我还没有放弃信仰，2000年4月13日他们没有通知家属又把我关进了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判劳教一年。大家知道，精神病人是不能够教养或判刑的，而正常人是不能关在精神病院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对中国宪法的践踏。在劳教所里他们对我罚苦役、洗脑、酷刑，连亲人探视都不允许。

最后我被劳教所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医院诊断：颈椎骨折，高位截瘫。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2001年3月19日下午大连教养院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组织了大批警察和刑具，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法轮功学员被逐个带到一个房间里，逼着学员说不炼功，在“转化书”上签字，强迫学员用污秽的语言骂自己最尊敬的师父与大法。如果不从，就用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惨叫声和警察的咒骂声充满了整个楼，被摧残的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的呻吟，那种景象惨不忍睹。

晚上九点我也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恶警对我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

有次醒来后一个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事，还可以打。”此人现在是大连教养院医院的院长，他曾经对我妻子说：“曲辉最好是死掉。”一个名叫乔威的恶警一边打我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就在我躺在担架上准备往医院送时，此人还向我狠踹了两脚。卑鄙的是，教养院事后不承认打人，说我是自伤自残。大家想一想，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了近两个月没自伤，在教养院被非法关了一年不自残，在离期满释放还有25天时自伤自残，这合乎逻辑吗？

第二天上午教养院看到要出人命，才把我们送到市中心医院。抢救初期教养院和医院党委联合下令不准家属见面。用什么药，使用什么医疗设备和吃什么饭得教养院党委同意。在医疗费上他们先是骗家属拿钱，在家属拒绝后又来威胁我，教养院的队长对我说：“转化吧。再不转化××党就不管你了，在中国××党不管你还有谁管你，这么高的费用你自己负担不起。”我说：“是你们把我整成这样，你们可以不管我，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扔到马路上去，保证有人管。中国人不管还有外国人管，我知道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被他们毒打成这样他们不敢张扬，不然就凭我的这句话，他们就能诬蔑我“投敌叛国”，“勾结西方反华势力”，这是他们欺骗百姓一贯使用的流氓手段。

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护理，我的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把我妻子从教养院保释出来照顾我（2000年10月我妻子因上访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当妻子见到我的时候，我在医院里已经躺了20天，身体衰竭心率达160/分，肺功能衰竭不能呼吸，气管切开插呼吸机，肾功能衰竭插导尿管、重度腹泻，只能靠输液维持，全身多处褥疮，其中臀部褥疮最重，深达骨盆将近10厘米，骨头脊椎露在外面呈黑色，散发着恶臭。

医生说以上并发症哪一项都能要了我的命。在医院工作了十多年、对各种病情有很大承受力的妻子见到我这种情况也差点昏过去。这时我已开始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医生通知准备后事，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数次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由于怕暴行被揭露，教养院派了警察和刑事犯24小时监视我们，还不允许亲朋探视。他们威胁我妻子不准乱讲话，否则收回教养院。在这种情况下，病情刚一稳定，我就要求出院回家，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总算甩掉了这个包袱。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了50天后，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后，工作没了，存款已被罚光，生活只能靠父母和朋友接济。看着妻子帮我翻身、把屎把尿，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看着女儿胆怯的目光和孤单的神情，我不禁自问我们按照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去做人，变得更加健康高尚难道错了吗？对社会有什么危害吗？放弃自己纯洁的信仰、辱骂自己尊敬的老师，向比野兽残忍、比流氓还可耻的恶警承认所谓的错误，那是一个有理智、有尊严的人该做的吗？这种“教养”和“转化”要把一个好人教养转化成什么？

之后我们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公安经常上门骚扰，还扬言要抄家。2002年6月25日下午，桃源街派出所三名警察乘我妻子开门之机，用脚把门踹开，强闯进来抄家，胡说我们反政府（一对普普通通、与人为善的夫妻，而且其中一个已被残害致高位截瘫，有什么愿望、又有什么能力去反政府？），把家中的书籍坐垫等一切涉及到炼功的物品全部抄走，并威胁要把母子二人一块抓走。妻子当时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的不知所措，孩子也吓得直哭。第二天妻子领着孩子到派出所要东西，说：“你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擅闯民宅，强行抄家，是违法行为。”可他们却蛮横无耻地说：“穿这身警服就行。”真不知他们是人民警察还是土匪恶霸。

2004年2月19日，我妻子到教养院拿手续，门岗询问事由，我妻子就把实情讲给他听，旁边有位家属出于好奇问：“法轮功好吗？”我妻子很自然地答了一声：“好。”就因为这句很平常的真话，她被女队队长苑龄月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抓进机场前派出所。一个名叫王宪刚的警察对我妻子进行打骂审问，根本不听她有重病人需要照顾的讲述，扣押了一天。傍晚妻子到家时，我已又渴又饿、满头大汗躺了一天，下身已让尿浸透。女儿在幼儿园孤单地等着妈妈。

近四年来，我每天躺在床上，被摧残的躯体时常感到死去活来的巨大痛苦。自己不能翻身，我的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我感激我的妻子，我深深知道她的真诚、善良和坚强是法轮大法美好的展现，一个普通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没有违法，也没有犯罪，只是按照我们的信仰去做一个好人。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不公正的对待，我们都是好人，因为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时时处处对其他人、对社会、对国家都问心无愧，都以诚相待。我们应当拥有安全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健康自由、信仰自由、工作的权利和起诉恶人的权利应当受到保障。

我妻子在艰辛中走遍各个部门要求依法严惩残害我的责任人，可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结果。我们看到秋菊打官司受到的欺辱和漠视真是感同身受，我们的冤屈超过了她，这不是一个经济腾飞、法制正在健全的国家应该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得到捐助，而是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事情，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每一个作恶者都必将受到人们的唾弃和法律的严惩。

曲辉 2004年11月19日

曲辉被迫害前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