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20邪恶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学员开始公开的迫害。8月崔庙镇政法委把我抓去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因不写保证，我被送往阜城县公安局。一進门，政保股长魏召田就指使几个恶徒打耳光，我被打倒在地，于是大声喊：“打人啦！打人啦！”政保股办公室在二楼，楼下屋里的人都跑出来仰面观望。魏召田掐着我的后脖子，两恶徒在后面推搡着弄上了楼。我被打破了鼻子，白褂子前身全被血染红了。

11月中旬，我去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公安局的恶警们把我一手从肩向下一手从后向上铐住（叫“背铐”，也叫“二郎背山”）紧铐子，然后在手与背之间垫大法书、酒瓶子；把大法书一张张撕下往我嘴里塞，胳膊象掉了似的疼痛，冷汗把衣服全都湿透了。我被迫面向墙站着，头不能抬起来，他们用细铁棍不停的抽打、踢；他们在背后一踢，我的头就撞到墙上，踢得越猛撞得越狠。约7小时后松开手铐，我的胳膊、手指头都不会动了，手的厚度是原来的三倍，手背成球面状，手腕的深沟宽如小指，往外渗黄水。我一天没吃饭也没喝一口水。

晚上，把我送到一个象是临时拘押大法弟子的地方，两人铐在一起。次日天刚亮阜城公安局的人就到了，政保股长魏召田对我满口流氓话，大骂不止。在县拘留所关了一个月，罚了3000元钱。我从拘留所出来好象都不会走道儿了，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母亲（大法弟子），告诉我小弟和大弟媳去北京证实大法被抓回来，罚10000元赎人，指着旁边三个骑摩托车的人说：“看，等着拿钱呢！到哪去借啊？！我被释放出来借钱，罚我200元。”

2000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看《转法轮》，镇政法委书记曲东武、执法队长刘元才等六、七个人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汽车上，11岁的儿子和两个女儿站在车前哭着央求不要带走妈妈，邻居老太太也求情，都无济于事。途中曲东武问我：“还炼不？”我说：“炼。”

我到镇政府被打后，关到一间屋子里，屋子里面仅有一张床也搬出去了。此日早晨，不修炼的丈夫去问情况，被关到车库里。三、四个恶徒用笤帚对我边打边问我炼不炼， 笤帚把儿打没了，只剩下头才停止。下午，他们脱去我的棉袄、鞋（被抓时不让穿棉裤和袜子）、光着脚，我穿着单裤、单褂和大曹庄的同修红维站在南墙北面阴处冻了半天，冻得发抖，就炼功抱轮。以后每天从早晨到上半夜都这样。第三天下午，三个恶徒用刷子凿我脑袋，到后来我也不知道疼了，都木了；又拿着热水瓶在我头顶上威胁要用开水浇我。后来村干部到镇上说我家的棉花地里的草把棉花都吃了，要求放我回家，因我不配合邪恶要求，他们不放我。这次被非法关押5天。后来又因为我签名向全国人大反映法轮大法真象被抓去折磨两天。

2000年5月初，我和妹妹刘建新去北京证实大法。农历四月初八上午8点多钟，在天安门广场被抓，送到现在的天安门公安局。下午崔庙镇镇长刘新荣、派出所所长王秋生到北京押解我们姐妹俩，王秋生对我连骂带侮辱，很下流，一耳光打破了我的鼻子，血一滴接一滴的流。他又借机侮辱，把我和妹妹铐在一起，塞進车后面的工具箱里，怕我们死在里头，不到300公里的路程，途中停车检查两次。

到镇上，一下车，镇政府大院内就围上来了一圈人，对我们乱打乱踢一顿，之后把我们推到屋子里，十几个恶徒站一圈。我村的年轻同修郑福胜被他们逼着跪在中间，我被他们象踢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倒在谁跟前谁就再接着踢，踢一脚就问一句：“还上北京不？”踢一阵子后，用早已准备好的水泡过的木椅子腿打手心，眼看着手变成青紫色，臀部、大腿全都被打成黑紫色，跟茄子一样。20多天后我的手象坏死了，还没知觉，走路、坐都很艰难，坐下起不来。我的长发乱得像疯子一样。妹妹说，看见我被恶警抓着头发往墙上撞。我自己已没有这个记忆了，只觉得头疼、麻木。他们折磨够了，逼我趴在床底下，头向外伸着，看他们打妹妹。妹妹被打、踢得在地上滚。恶徒们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弄到门外跪在直径约5－6公分的棍子上，嘴里叼着啤酒瓶子，瓶子掉了还打。屋里还在继续打着我妹妹和本村的同修张瑞珍。一小时后，把我弄到一间黑屋里，一个醉汉用鞋左右开弓打我的脸，一边打，一边喷着酒气问：“还炼不？”我的脸全肿了，眼也睁不开了，嘴也张不开。打完后，又把我送到一个地方，里面关了很多坚定的大法弟子，大弟弟刘秋生也在里面。我视线模糊，凑到跟前才认出大曹庄同修王素清、马培芝，他们的脸肿得老大，再细看下去，原来这里关的都是熟悉的同修，他（她）们的脸全变形了。恶徒们把被打得眼青鼻肿的大法弟子叫“熊猫”。同修们告诉我，他（她）们从昨天上午8点被折磨到今天凌晨2点，王素清被打得嘴里往外流血。毒打后，恶徒们从头上浇凉水，往身上泼水，叫我们跪棍，叼水瓢（里面有水），端水盆等，用各种办法摧残折磨。

2000年7月，几个恶徒又无故把我绑架到崔庙镇政府，3天后关進阜城县看守所，在那里因我们集体背诵《洪吟》，把我双手高举铐在窗棂上一夜，黎明前昏死过去才松开。苏醒后所长宋合臣又给我和同修吴金红、时艳芬上吊铐。晚上死铐，无法洗脸、吃饭，好心的大姐马宪英（不修炼）给我擦脸、喂饭、喂水果，我很过意不去。反铐时，我让她把水放在炕沿上，我可以不用手端跪着喝。那里从来没让人吃饱过，咸菜很臭很臭。大家无法躺着睡觉，大小便也不给松铐，吊铐时，就更困难，小便由马大姐和几位好心人用盆接，大便时，马大姐把两个便盆桶摞起来，为避免男狱卒，用东西遮挡一下，这样我熬过了6天6夜。

宋合臣不让炼功，我说：“修炼人哪能不炼功呢？”他给我戴上脚镣，逼我在院内趟镣，牢里面的人都把着铁栏杆看着我，很多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走了7圈，我的腿上、脚镣上都是血了（现在腿上还有疤痕）。从此我开创了自己炼功的环境。

我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请同修教我背《洪吟》、《论语》和经文，闭上眼睛看见眼前都是字。这期间丈夫来看过我一次，他看到我那样子流泪了。他不会做饭，带着三个孩子，又喂着牛，又忙地里的活，面黄肌瘦。

9月我被非法判劳教2年，要送到河北省石家庄劳教所。临上车前我问公安局的人我家人是否知道，回答说我家没人接电话，其实我家从来也没安过电话。丈夫拿钱到县公安局去赎我，后来又听说我被送石家庄劳教所去了，又到县里想把我弄回来，所花的钱、所罚的钱以及对我一次次的折腾，10000多元就这样没了，在我们这个贫困的农村这可是天文数字。

到劳教所，我被分配到四大队。進队第二天，队长带我去服装厂，这里被奴役的人们早上6点起床，工作到夜里12点或凌晨2点，除了吃饭时间，就去当牛马、当机器。我不干，队长问原因，我说家里的活有的是，我没犯罪，何必到这里来干活？她说：“这里的衣服（劳教衣）你不穿，活不干，你来干什么来了？”我说我炼功做好人，我根本就没犯罪！我不服从他们管理，到处走动。有一次同修传看手抄师父经文被队长发现拿去了，我从她手里抢过来填到嘴里。她说我吃了，气急败坏，把我铐在上下铺的上铺边上，白天站着铐夜里躺着铐两天。

一天，我约同修们早晨排队报完数集体炼功，队长叫来男恶警凶恶的踢大家，把我拽到屋里摔到地上，头上摔出鸡蛋大的疙瘩，我被铐在上铺边上9天9夜，每天只让睡几个小时。同修们见我被折磨，集体绝食反迫害。他们把我调到5大队。5大队已有20几位同修先后绝食。为勾引我们的食欲，做好的饭菜，让我们在饭堂排队站着看别人吃饭。20天后，我和先绝食的同修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刘队长（女）逼着我们把床从2楼搬到3楼，从3楼又搬到2楼，来回倒腾，打扫厕所，擦地，擦高处的水管、灯等，反正不让闲着。

绝食一个月一天早晨，饭堂大门没开，聚集了2000多人等着吃饭，我在楼口台子上炼功，队长看到，把我往高处的管子上铐，先后用了三个手铐也没铐上，他怀疑手铐坏了，只好铐在低处。那时我站立已经很吃力了。约过了一个小时，拉我强行灌食，5个人分别按着头、胳膊、腿，“大”字形，仰卧在床上，用勺子压住舌头，鼻孔插胃管。管子插入气管，憋的很难受，手又不能去拔管子，喊又喊不出来，全身动不了，痛苦的挣扎……我苏醒后，恶警接着又被继续灌，很咸。过后我全身发烧，都吐出来了，吐过后全身发冷，盖两床被子还抖作一团。监控叫来狱医（女）看过说：“没事”就走了。冷过之后发高烧，一位被灌过食的同修一夜没睡给我冷敷，照顾。她绝食的时间也很长了，身体极度虚弱。次日起床时，我全身一点劲也没有，穿衣服都很发愁，大腿还没有小腿粗，骨瘦如柴，牙龈萎缩，连牙根都露出来了，发音很困难。恶警迫我去擦地，哪来到力气去擦？一间小厕所很长时间才擦完，坐在里面动不了。这场迫害之后，不再让我们去食堂看人吃饭了，而是站着等人们回来，叫我们搬床，擦地，擦厕所等。

我绝食33天，被强行灌食6次，最后两次是很咸的盐水，很多同修被灌过之后都吐。一天早晨起床后，我去放被、枕，发现那屋里铐一位同修，已铐了一夜了。我把此事告诉了同修们，大家在楼道里集体炼功抗议迫害。我和两位同修被叫到队长办公室，一進门我就感觉進入魔窟了，队长刘志英指使一恶徒用锻炼身体的剑抽打一位同修的背部。我喊：“不许打人！”她冲向了我，用剑把子打我的头，把我弄到楼底下站着（抬不起头来）。折磨完那两位同修后，把我叫上去，关上门，扒去外衣，接着就是这个一脚，那个一拳的围着打，踹跪下，又踢起来。如此反复好几次，最后一次把我踹跪下用胶带一层一层的把我嘴封起来，他们看着我狂笑。两个男恶警戴上手套，用小手指粗的绳子从两手腕螺旋往上缠到肩膀，再把两小臂拉到背后向上提到肩胛上部捆住，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痛苦。黄豆大的汗珠往下流，全身象水洗的一样。他们用橡皮棍没头没脑的打。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解开绳子，我的两臂已经没有知觉，耷拉着不会动，小手指的深沟里渗黄水。这种酷刑叫“上绳”。他们拿我两手缓缓的活动者，时间不长又上第二次绳，酷刑后，同修们见我被折磨的惨状都哭了。

同修们一直抵制奴役劳动，发展到罢工。一天早晨8点多钟，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刘志英说是我操纵的，扒掉我衣服用电棍电，我不停的喊：“铲除邪恶，铲除邪恶！”她说：“我叫你铲除邪恶！”电我的嘴、脸、头，后来就不分什么部位的电，用橡皮棍打。电棍的电不足了，再换充足了的，换了充，充了换。我全身都软了，一点劲也没有，脑袋也呆滞了。啪啪的电击声，烧焦的皮肉味，橡胶棍子的毒打声和恶警们的凶残阵势，这一幅幅恐怖画面，构成了十足的人间地狱！

恶徒们还嫌不够，又叫来上次给我上绳的恶警再次施“上绳”酷刑。刘志英说：“这根绳子特意给素香买的。” 绳子缠断了，接个疙瘩再上。一直到中午打饭时这场残酷的迫害才停止（现在左臂上仍留着绳索的疤痕）。他们不放我回宿舍，弄到他们值班室宿舍罚站，不许靠墙，不许睡觉，3天3夜，我進入昏迷状态。刘志英趁机逼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威胁说不写还上绳，我不理它。她搂着我的肩膀到饭堂去，后面跟着两个男恶警，一个手里拿着电棍，一个拿着警棍，進里后，刘走了，两恶警逼问我写不写，我说不识字，它就用电棍电我的嘴。我的体力和精力超越了极限倒在地上，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破的，血止不住的流，电棍指着我的嘴继续逼问，我斩钉截铁的说：“不写！珍惜大法就是珍惜生命！”我拼命鼓足全身的力气喊：“打死人啦！”恶警们却吓跑了。这次被折磨后，很长时间身上还到处是大块的紫斑。恶徒们经常在深夜对大法弟子施酷刑。我在监控那里发现刘志英替我写的保证书撕掉了。

不久我被调到3大队，同修们见我全身是伤，两臂绳痕的伤沟很深往外渗黄水，两脚大趾甲也脱落了，都为我难过。邪恶之徒和犹大们不让坚修大法的弟子睡觉、精神摧残、酷刑洗脑。鉴于这种情况，我和一部分同修们绝食反迫害，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这期间我和另两位同修被调到304中队。我发现原来表现很坚定的学员到这里很快被所谓“转化”和邪悟，怀疑食物中被放了东西，我更要坚持继续绝食。恶警们拿鸡蛋、小饼干、西瓜等想让我吃，看我还不屈服，张队长给我上“斜拉铐”（即一手在斜上方，一手在斜下方，两脚站立方向不一致，且一只脚只能刚着地）时间稍长，闹心难过，两脚不住的动来动去，本能的想依此得以缓解，鞋掉了也穿不上，光着脚挣扎着。原来开着风扇，上铐就关上了，汗就可想而知。我体会到“欲生不能，欲死不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了。精致的食品、鸡蛋就在眼前窗台摆着，我熬过了一天零大半夜，早饭前松开手铐。张、王两队长叫我去吃饭，我不吃，就用电棍把我电倒在地上反铐双手，用竹片往我嘴里塞毛巾。电击皮肉冒出的是烟还是热气分不清了，发出的气味难闻极了，我痛苦的打着滚、挣扎着。10分钟后，拽掉毛巾，他们一个拿着馒头，一个拿着电棍，凑到嘴跟前，逼问吃不吃；“吃了就没事，不吃还电！”又把我双手左右分开铐上，犹大们围着。屡遭酷刑，身体越来越不行，上厕所都需要人架着，直到现在，路走多了腿就跛。

我受刑期间，家中两次来人看我不叫接见。2002年1月，丈夫死于非命，村干部和邻居经县公安局到劳教所要求准许我请假回家办理丧事（尸体在家停了20多天）。回家后我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村里的乡亲们说劳教所大队长散布谎言说：刘素香不回去，不见村干部，不要家了。我回家几天后，回娘家看望老母亲，大弟弟刚和我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崔庙镇政法委书记李玉良（新任）指使3恶徒闯入我家，阜城县公安局来了20多个恶警把我母亲打倒在地起不来，弟弟被他们扭着胳膊，两个人抓着头发，打着、踢着弄上汽车；老母亲被4个恶徒抬着胳膊、腿（仰面，头向后耷拉着，情景很惨），扔在车里。副局长寇文通，恶警张志军让母亲看着把弟弟绑架到椅子上打，母亲看着弟弟，弟弟看着母亲。弟弟被打昏死过去。2002年2月22日坚定的大法弟子，我的弟弟刘秋生被迫害致死。

在以后的日子里，镇政府的恶徒们逢年过节、“敏感日”或中共有什么会议，总少不了来骚扰。

崔庙镇党委书记刘新荣电话：0318─4623359（宅电）、0318─4828462（办公室）、手机：1393182428，13803188089
崔庙镇法委书记李玉良：先后有三个手机：13131836243、13785830619、13013276207.家宅电话：0318─4715370，4728637
原崔庙镇政法委书记曲东武
通讯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