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绑架到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之前，我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秘密审讯室里已经被警察用胶皮棍连续殴打了数个小时，并被非法关押了一天，因此刚到的时候该中心让北京市天堂河医院的医生给我检查伤势，当时医生说我的整个背部和大腿的部分都被打得乌青发黑，布满了伤痕，伤势较重，不符合接收条件，因此建议退回北京市公安局。但是该中心的领导不同意，仍然将我关押在该中心的一个监室里。监室里有监控器，门口有武警站岗，24小时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连上厕所都要跟着。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

由于我认为将我绑架，殴打与关押完全都是非法的，因此我于当日即采取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2001年12月12日该中心的警察带同天堂河医院的医生对我进行强行灌食，由数名武警将我按在木椅子上，后来又将我绑在一张特制的铁椅子上，只要我稍一挣扎，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将橡皮管从鼻腔经喉咙顺食道插入胃中。

被强制插管时，我感觉极其难受，整个鼻腔象烧着了火一样，拔出来后管子上全是血，有时一次插不进去，就反复插好几次，直到插进去为止。该中心国保处的一名警察对我说：“你不是觉得灌食插管很难受吗？那我们就天天给你插，一直插到你屈服为止”。该中心的警察手段之邪恶，可见一斑。我计算了一下，在我被非法关押在该中心期间。我被强行灌食和插管达200多次，肉体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从我被绑架到该中心的第二天起，该中心先后派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一大队和四大队和该中心洗脑转化科的警察以及前后十余名劳教人员轮番对我进行强行洗脑。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强迫我长时间连续的听他们恶毒攻击师父和大法的胡言乱语，以及恶意诋毁师父和大法的造假文字和音像材料。在强行洗脑中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转化就休想从这里出去”。

其中，2002年1月女所二大队的警察采用这种最卑鄙的手段在精神上对我进行残酷的折磨。恶警指使劳教人员将写有辱骂大法师父和大法的纸条贴在墙上，扔在床上，地上，随意践踏，并在口中不停的辱骂。

2002年1月，当时我已经绝食50多天身体十分虚弱。一天晚上8点左右，该中心的7名警察进入我的监室，强迫我长时间站着，然后当着我的面践踏师父的法像，还说着污言秽语侮辱大法师父。恶警们行径与一帮地痞无赖毫无二致，他们还用凉水将我从头灌到脚，并打开门窗用冷风吹，我当时被冻的浑身发抖，牙齿不住的打颤。恶警们毫不理会，继续进行迫害，整夜不让我睡觉，直到第三天，我呕吐中出现血块，他们怕承担责任，才停止了熬夜。

2002年4月我已经绝食120多天，该中心的医务人员检查发现我的血压只有40／70，心脏功能也很差，情况很危险。但该中心仍不放人，也不通知家属，而是将我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医院，想让他们去承担责任，在办入院手续的时候谎称我是刑事拘留人员（其实根本无此事）。在入院10天以后，当他们得知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以后，马上就又迫不及待的将我接回了法制培训中心，继续迫害。

2002年5月女所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在我已经绝食150多天，身体极度虚弱且四肢被绑在铁床上的情况下，对我进行强行洗脑。李继荣指使劳教人员对我进行长时间的凌辱、谩骂。由于害怕我喊法轮大法好，她就指使劳教人员用毛巾将我的嘴死死的勒住，然后又捏住我的鼻子往毛巾上浇水，使我痛苦难当，几近窒息。这时她竟然还笑着说：“这是在给你补充水分”。可见其邪恶心理已经扭曲到了何种程度。恶警李继荣见我仍不屈服，她就亲自上阵，在其他几名劳教人员的协同下，将我的身体在铁床上拉抻到最大限度，然后用布条将我的脚死死的绑在铁床的另一端，给我的肉体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在我被非法关押在该中心期间，这种强行洗脑一直持续了9个月之久。在2002年4月，该中心国保处警察胡子辉（音）见我始终不配合他们的非法关押和强行洗脑，就采用了一种更为残忍的手段对我进行迫害，把我监室里原来的木床换成了铁床，然后用手铐将我的双手铐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条将我的双脚绑在床的另一端，使我整人成“大”字型。绑完以后他对我说：“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把你从床上放下来，要不然你就准备死在这张床上吧。”

在此期间，恶警胡子辉还经常带领国保处的其他警察对我进行殴打，连续抽打耳光；用拳猛击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等，其邪恶气焰极其嚣张。他们将我24小时捆绑在铁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这种迫害手段极其残忍，难受至极，在长达8个月的连续捆绑中令我的精神和肉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摧残，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恶警胡子辉经常无故踢打大法弟子，曾对着我疯狂叫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魔头。

直到2002年12月，该中心让北京市天堂河医院的医生给我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由于长期的捆绑和绝食，我的身体已经极度的虚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四肢肌肉严重萎缩，如果再捆绑下去将导致终身残疾。在这种情况下，该中心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才将我从铁床上放下来。刚放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几乎无法站立，手脚均不听使唤，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恢复了机能。

从2001年12月5日，到2003年2月25日我被非法关押在该中心竟然长达1年零3个月之久。始终都没有配合他们在这种非法状态下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要求上诉和聘请律师，但均遭到了无理拒绝。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打着法制的旗号，干的却是流氓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