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嫉，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家从此遭到过水坪派出所原所长刘卫国（现在祁东县公安局）、过水坪村书记陈连云等恶人多次骚扰、恐吓。

2000年正月，我在和同修集体炼功时，被派出所绑架，他们到我家掠走大量的法轮大法书、一套炼功带、一台价值500元的录放机、一个耳机。主要作恶人员：刘卫国、司机雷明亮和几个恶警，他们当时没出示任何证件。

一次，派出所司机雷明亮监控我家，看到有两位同修在我家拿了两份资料，他当场抢了去，随即叫来刘卫国带领几个恶警赶来追捕同修，并把我和儿子及另外两个同修非法押到派出所，逼我们写保证，我们不写，就把我和陈巧慧送到县拘留所，刘卫国还卑鄙的在我丈夫面前挑拨离间，说是我供出了我儿子，企图煽动我丈夫、儿子仇恨我。

在拘留所关了几天后，县公安局政保股股长贺峥嵘非法提审我，逼问我资料哪来的，交出当天拿资料的同修，我不说，他就逼我跪下，把手平行伸直，用扫把杆使劲打了很多下，当时把我的手背、手指都打肿了。随后恶警李伟又来逼问，他打我两记很重的耳光。后来贺峥嵘又用“背宝剑”的酷刑折磨了我一下午才把我放回拘留所。这次我被关了一个月，我丈夫花钱买了高档烟送给刘卫国，又出了一千元所谓的押金，交了三百六十元伙食费才放我回家。

我于2000年7月6日进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坐，被前门恶警非法抓捕。那天来自全国各地有五、六百法轮功学员，恶警们用几台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一个苹果园里，坐了一天一夜，没吃没睡。当兵的持真枪实弹，把我们团团围住，两小时换一次岗。第二天我们被押到水泥广场上曝晒后，分别被送到北京附近的几个监狱。我和北方几个同修绝食抗议七天，才被释放。

我于2001年7月18日单身再次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恶警非法抓捕，送往当地驻京办，他们在搜去我的现金150元时，还嘀咕着“这点钱怎么回家”。我在驻京办被关了四天，7月24日祁东县恶警将我们绑架回祁东县，投入县拘留所。第二天，县公安局政保股王启民对我实施严刑逼供，毒打了一整天，逼问是谁叫我去北京的，他们明知道我们是没有组织的，却故意找借口迫害。他们用一条竹条使劲打我背部、臀部、脚踝骨，又用“背宝剑”的酷刑来折磨我，每隔几分钟就紧一下铐子来增加痛苦，还对我拳打脚踢，口出污言秽语，打得我全身颤抖、汗湿全身。直至我支持不住了，才将我关回拘留所。我的脚肿了一个多月，身上的伤疤，两年后还可见伤痕。

我被关押期间，过水坪派出所、镇政府把我丈夫的东风牌大货车强行开到镇政府，说要交巨款才能放车，几经周折，过水坪司法书记王贵保伪善的从我家诈取5000元现金才放车。

我在拘留所被非法关了3个月，由于婆婆去世，丈夫又花了两千多元钱（所谓押金，伙食费）托人把我接回。回家仅3个月，在12月24日晚，我在家过小年，又被过水坪派出所所长刘卫国带领一帮恶警绑架，它们还抢走一本《转法轮》和同修一份心得体会。我丈夫和两个回家过年的儿子去派出所理论，他们却蛮不讲理还恶语伤人，恐吓我读大学的儿子：“去年就不能给你去读大学”，搞得我家人心惶惶，年都没过成，两个儿子在家伤心痛哭。家人在给我送被子时，拘留所还面都不让见。这次又拘留了我五个月，端午节前才放我，拘留所又乘机敲诈了我丈夫800元伙食费。

2002年的一天，我在家看书，派出所原所长邹长林、现所长周华生碰见了，不由分说的把我的《转法轮》抢去。还有一次，两位同修来给我送经文，镇政府陈某监控，恶人王彩霞用电话举报，派出所所长邹长林、教导员刘旺生到我家搜查，政法委王贵保带领镇政府几个不法之徒追捕，致使同修二人躲了一整天，没吃没喝，晚上才脱险离去。

2003年7月19日，派出所非法抓到同修陈巧慧发传单，他们严刑逼供，硬要她说出传单是从我家拿的，并非法抄了我家的经书、讲法录像光盘、炼功服和真象资料。现在我已被他们逼迫的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由于丈夫一个人在家，今年2月，我家价值几万元的东风大货车被盗，丈夫到派出所报案，他们不管，而他们在抓捕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时却特别“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