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上，七、八个邪悟者围攻我一个人，她们仗着人多势众，七言八语向我散布邪悟的东西。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断的发正念，排斥她们的东西，最终她们没有达到目的，第四天早上把我分到班里去了。

有一次，我们发正念，恶警（不知姓名）就用苕帚、棍子打我们，强行往外拽，罚我们到室外站着，当时正是三月份，春寒料峭，站了几个小时，全身都冻透了。在十二队经历了半个月的迫害后，恶警又把我们这些坚定的大法弟子转到七队。七队部分恶警表面很伪善，但只要我们学法、发正念，她们就谩骂、殴打。没过多久，司法局又向万家劳教所增调了一批外所警察，来对付我们这些善良的修炼者，并利用犯人“包夹”的方法监视我们的一言一行，每天发正念都要遭到恶警和犯人的一顿毒打。有一天晚上我们整体发正念，刚从长林子劳教所调来的恶警李小平就用棍子打我们，她把一个老同修从床上拽到地下，在硬拉时恶警李小平一下撞到对面的床上，头被撞出一个口子，从此以后，她们就更加疯狂地殴打我们。一次恶警孟祥芝用厕所的拖布打我们，往我们嘴里推，往身上打，就那一次我的腿右侧被她打得紫黑色。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恶警张波调到七队当队长后，更是变着花样迫害我们。2002年7月份，所里把男队恶警调到七队，每个班都有四、五个男恶警，一对一进行“包夹”。从七月份一整套的邪恶迫害计划在七大队开始实施，开始加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集训、进出门报数、穿号服、背监规，晚上睡觉把房间的门反锁上，不许上厕所，睡觉时要把双手放到外面，谁不遵守，就要上大挂、被吊打、坐铁椅、电棍电（一根不行，就用两根电棍电）、体坐蹲姿（或罚站）等等酷刑进行迫害。我和宋瑞香、李兰因不背监规，被万家劳教所男队五队的队长蒋宏波、石鑫磊这两名恶警带到小号上了大挂，他们俩在窗户上边栓一根军用皮带，把我们的两只手铐上手铐子吊起来，脚不沾地（先是左右悠荡，然后抓起前胸衣服往前拉，再往后墙上撞），这时手铐都嵌到肉里，越动手铐越紧 。开始用电棍电我们，后来另一恶警陈国栋又拿一根电棍电我们。我们头上流下来的汗都是粘的，肚子痛已经窒息。宋瑞香被吊起来，后背还加了一把椅子。

有一次我们整体都正面答题，不配合邪恶的要求，男队长蒋宏波让我们蹲着，往头上浇水。高凤芹因不写批判材料，被打得脸部紫黑。还有一个邪悟的班长伙同恶警迫害老同修白淑荣，把白淑荣的鞋脱掉，让她蹲在雪里。

到九月份，恶警又开始对全体大法弟子强行洗脑——写所谓的“三书”。在进行精神上迫害的同时，加重肉体上的迫害。更残酷的刑罚是把人的两臂分别铐到两个床的栅栏上，把两床用力一拉，人就像五马分尸似的被撕裂开，极其痛苦，无法形容。他们体罚我，让我坐蹲姿，并在我身后用电棍威胁恐吓我，由于我不配合恶人，被反复三次从小号拖出、拖进，最后蒋宏波和另一个恶警用两根电棍电我，逼我写三书。当时的心情真是生不如死，难以言表。接下来就强迫写批判材料。由于大部分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恶警赵余庆、姚福昌就不断迫害我们，从早上5点起床就开始体罚我们坐蹲姿（两脚平行，双手背后），直到晚上12点才让上床，其间不许上厕所。每天不停的播放诽谤大法的录像。

后来张波队长变本加厉地让我们强行劳动，完不成任务不许睡觉，我们经常干到十一、二点，有时干到后半夜。由于长期看不到师父的讲法，更谈不上炼功，加上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甚至60多岁的老人也不例外），有的年龄大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身体虚弱不能走路，都不让休息，只能躺在冰冷的车间的地上。有一姓曲的老同修，脖子疼得都抬不起来，尽管如此，恶警不但不让她休息，而且还得出操。

以上只是我在万家劳教所亲身经历迫害的一部份，实际远比这残酷的多，大法弟子在残酷的迫害下，不放弃信仰，不放弃修炼，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人类的历史会铭刻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