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之前，我身体患有低血糖、休克、血压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而且丈夫患病多年什么活也干不了，一双女儿上小学。1995年10月份就在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我对一切失去了信心，我的精神崩溃了，自己干不了活，丈夫有病也干不了活，我俩长期有病多次住院，去北京、保定、涿县、涞水，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这个家还怎么过呀，我对世上的一切失去希望，我不想活了，偷着买了一瓶安眠药想一死了之，并我写好了遗书。

我当时站在死亡的十字路口，同村的大法弟子给我介绍了法轮功的好处，并劝说我炼功，说能袪病健身、义务教功、不收钱、不收费等好处。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進了修炼的大门，通过一冬天的学法炼功，我身体好了，各种疾病不见了，我能干活了，从炼功后，我没花过一分钱买药，没有经过任何治疗，我多年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离开了我的身体。这真是奇迹，我终生不会忘记我的恩师把我从死亡线上救活，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大法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没有恩师和大法就没有我的生命和今天的我，师父不但救了我，还救了我的女儿、丈夫。因为孩子没有失去母亲，丈夫没有失去妻子，所以说大法救了我一家，我感谢恩师给予我的一切再生的希望。

然而1999年7月20日，江××为了自己的妒忌心竟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和疾苦，不顾天下大不违，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大法和大法师父進行诬蔑、造谣、诽谤，颠倒黑白，扣上大帽子，公然发动了全国灭绝人性血腥镇压。镇压开始那些日子里，受益的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上访，身心受益的大法弟子只是为了这部宇宙高德大法和恩师说一句良心的公道话。出于良知，我也走上了上访之路，因为国家有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公民有上访的权力。我本着对国家负责，对社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去北京向领导反映情况，我修炼“真、善、忍”在做好人，依法和平上访，我没有错也没有罪，人们炼法轮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

我两次被拘留。2000年8月8日，我刚从拘留所出来上涞水给我女儿借书费，镇上又带人上我家抓我，我在回来的村道口老乡告诉了我：你还不快跑，又去你家抓你了。我被逼的有家不能回，到处流浪，我越想越不对劲，国家当权者这样做是大错特错，做好人有什么错，所以8月10日我又去北京上访，然而被县委副书记孙桂杰对我進行身体上的摧残和折磨，从北京把我抓回党校叫我跪着走，镇长刘振福一脚踢倒我，用双脚踩我的乳房，当时我疼的昏死过去了，醒来时两个乳房和腰疼的、肿的做不了，站不住。

8月23日，他们把我从党校关到看守所。在看守所，张朋达在我两手冻烂不能干活的情况下，对我又骂、又打、迫害，我因不穿囚服被戴一个月的大铁链子。脚脖子都磨烂流血，李桂荣我俩被强行戴手铐，把我的右手和李桂荣的左手铐在一起一个星期。在看守所我因不骂师父，不写不炼了，被非法判刑五年。

2001年4月，我们全体抗议对我们的迫害，有23名大法弟子绝食十几多天，4月30日我被打昏用绳捆着、手铐着送去太行监狱，我身体受到迫害，大小便不能自理，动不了。

5月8日，我被送到石家庄第二监狱，因我身体受伤生活不能自理，走不了，然而恶警逼着我去车间，我不去就从四楼往下拉我，叫五名犯人昼夜监视我，任何犯人不准和我说话，谁和我说话就罚站一天并做检查，有两个善良的犯人因和我说两句话每人被罚站一天并在全中队做检查。恶警叫犯人把我拉到车间逼着干活，干不了就往死里打，揪住我的头往墙上撞，如果没有恩师保护我想自己早已没命了。

我在那里被迫害一年生活不能自理，腰、腿疼得走不了、做不了。但是我被逼着完成他们定的任务。我们从7点到车间干活，晚上9点半或11点才能收工回宿舍。并多次叫我進洗脑班，一天不说不写不炼，一天找法子迫害你，强逼你写了不炼功才罢休。

当时我的身体虚弱的连一百斤也没有。因我判刑大女儿15岁从此失学，挑起了家庭重担，丈夫因我被判刑着急上火旧病复发差点要了命。女儿、有病的丈夫没人管、地里没人种、经济没有来源，把我这个幸福温暖的家拆散，差点家破人亡，还剥夺了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力。我做好人有什么罪，我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更没有串联、煽动。我只是说了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冤、师父冤、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在普度众生。常言说的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邪不压正，人民总有一天会明白谁好谁坏，真象总有一天要大白于天下，法轮大法是一部宇宙高德大法，请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们就会得救，就会有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