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7年在兰州上大学时得的法，99年毕业后回县参加工作。没多久，邪恶势力开始疯狂镇压大法。我去北京上访了两次。第二次遣返时，正念出走，就留在兰州证实大法，直到2001年8月17日被绑架。

当时我一个人租住在西固，由于离开集体学法小组，我渐渐生出了一些人心，人的情，学法、炼功被懒惰心、求安逸心等干扰得很厉害。恶警已经监视了我，师父多次点化我，但我人心、私心已经很重，执迷不悟。被非法绑架后，在看守所和劳改医院里，我基本上正念正行，也有很大的不足，我不仅未能悟到，反而又生出了欢喜心及骄傲自满的心，恶徒便将我送到劳教所加重迫害。刚到劳教所时，我绝食抗议，但劳教所的恶徒却更残酷的折磨我，我承受不住，绝食失败了。这次我又害怕了，害怕在迫害时承受不住。由于没有好好学法归正，正念逐渐丧失，开始消极承受邪恶的安排，想“安分”的熬出劳教所再说。我少言寡语了，拼命的干活，想靠劳累来忘掉所受的非法关押和迫害，想通过拼命干活来减轻或躲过邪恶的迫害，可正是这些不正的思想和状态越来越使我变成了一个人，一个被坏人迫害的人。正念的丧失使我后来没有做好。现在我悟到：一个大法弟子在邪恶的环境里，只有多学法学好法，不断加强正念，充实佛性才能正念正行，闯过难关，没有第二条路，任何一颗人心都会使自己绊倒，留下深深的遗憾。

2002年3月邪恶势力掀起了又一轮对大法弟子的加重迫害。恶警中队长扈相贤是甘肃迫害大法的突出分子，曾到北京领赏，此人极为猖狂邪恶。它以谈话、学习为名将大法弟子叫到办公室或杂工组（受赏识的吸毒分子组），借口大法弟子不听话，拳脚相加，一顿暴打。无济于事后，就将大法学员吊起或以极难受的姿态，背靠蹲着，长时间折磨。3月18日晚上，它们找我谈话，刚進去，就见全中队的队长都在，里面杀气腾腾，地上有一根长长的麻绳。有两个队长不愿参与，出去了。扈相贤和另一个队长王绪兴连喝带骂的问问题，让我背劳教所的规章制度，我绝不配合邪恶，我不背；它们又令我头顶在墙上，我不动。两个恶警冲上来就拳打脚踢，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我一声不吭。它们气急了，叫嚣：绑起来，绑起来。它们抓住我用麻绳绑，我拼命反抗，不往后背手，它们拗了好一阵子还是不行。我当时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这里是它们的地方，反抗也无用。就松了手，它们把我手向后绑得结结实实，又从肩上下来用力的猛抽系紧。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疼。它们又让杂工组的人把我弄到杂工组铐在铁床的上铺，让我背规章制度。我不悟，就开始背，越背手臂越疼，一会儿头上黄豆大的汗珠就吧嗒、吧嗒往下掉，不久汗都没了，只有钻心的疼痛难忍。后来我忍疼背下来了，它们也不理睬。现在我悟到，这邪恶的目地并不是这个，我应该背的是法，正念正心才能闯过去。当时疼得实在承受不住了，我想就是死也不能给大法造成损失，给自己留下污点，就一头撞在侧面的铁床上，头上开了一道口子。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我们要按照大法的教导，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自残、自杀。恶徒魔性大发，指示吸毒人员将我背铐吊在更高的地方，脚尖刚着地，想支支不住，不支又不行，半小时后脚下放个凳子，让我站一会儿，再抽掉，就这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被铐了一夜。

第二天，它们又将我以极难受的蹲姿背铐在铁床上，手勒的极紧，尽量铐在远的地方，腰靠在床边上，身子后仰，晚上才放下，最后我崩溃了，被邪恶钻了空子，违心的转化了。转化后，好走极端的思想业又将自暴自弃的念头（魔性）加重，我一次又一次的被迫害与自毁。于是我写了、说了那些违心的话，被树为典型还上了电视。在邪恶之徒要求我转化别人时，我拒绝了。

在被释放后，当地邪恶之徒仍穷追不舍，使我不能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生活环境和一个走回来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我从心里这样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我也是按照这个理一直在做好人；真、善、忍好，李老师是清白的。历时近一年以后，我冲破阻挠，又千里寻法，现在我终于又走了回来，走上了回归的正路。我一定要珍惜师父的慈悲，正念正行，坚修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