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不仅给了我好身体，也交给了我们做好人及更高尚的人的道理，我们都用师父教导的法理对照自己，事事先想到别人，记得98年冬的一场大雪，我们村同修早上四点多钟不约而同的起来扫雪，把村大街打扫干净后，想到小学生们上学容易滑倒，又把小学生上学的路扫干净。各家各户早上出来扫雪时，看到大街上和通往外村学校的路都已扫完，都说我们大法学员是难得的好人。就这样的事还很多，我们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大法。

然而邪恶的镇压开始了，99年7月20日我第一次想進京上访，被胶州车站警察拦住并扣了车票，送回村办公室，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村所有大法学员都被非法抄家，他们抢走了我们心爱的法轮大法书籍和师父讲法录音带，装了满满一麻袋。他们逼迫我们蹲在地上，而看守我们的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人，却挥霍着从我们这儿勒索的钱大吃大喝，骂骂咧咧，这就是“人民警察”的形象，在这里非法关押三天三夜，并每人罚款五十元。

为了讨回公道，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再次進京上访，刚到北京，就被警察抓捕到胶州驻京办事处，后遣送回胶州收容所在此非法关押一月多，那里专门关押上访被抓回来的学员，条件极差，家人送来食物根本拿不進来，都被看守人非法扣留，每顿饭一个小馒头就一块萝卜条咸菜，却向我们索要每天二十八元生活费。

2000年正月初九，我和我村的几名大法学员又无故被绑架到南关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后，又转到南关办事处一间阴森的小屋里。恶警陈本禄和陈培金，用拳头专打胸部，用脚踢身体的下半部分，扇耳光，而且口出狂言，我绝食四天后，最终把摩托车和冰箱拿去抵押，才把我放回家。

2000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我再次進京，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并送到北京石景山体育场，这里临时关押着来自全国各地上访的大法学员。我和大家挤着坐了一宿，又被送到青岛驻京办事处，非法搜了身，南关派出所恶警马振强去认领，对我大骂并踢了我两脚，回来后被送進胶州精神病医院，刚進门他们就给我注射损害神经的药物。我在那里关了一天，被家人要了出来，罚款二百二十元。江氏集团谎称炼法轮功炼出精神病，而我却亲眼目睹正常理智的大法学员由于长时间强行服用大把大把的药片和注射损害神经的药物，被迫害的神智不清，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而他们却受江氏集团权利、利益的驱使在真正的害人，医德何在，良心何在？

我的丈夫王明江（已被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山东潍北监狱），判刑前曾两次分别与1999年7月20日和2000年初和我关押在一起。后因恶警不定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在外近三年半，于今年2月28号被非法拘捕。始初关押在南关派出所，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恶警卑鄙至极，逼供是用尽严刑拷打，我只知道被困在一个小铁笼子里，只能长期蜷坐着，臀部上的肉都烂了，在南关派出所关押了十八天，又非法转到市看守所，5个月后非法判刑转到潍北监狱，现情况不详。

我和丈夫流离失所在外的这几年中，邪恶还不忘对我在家的两个孩子進行恐吓骚扰，他们每次都是一行十几人，夜间十一点以后来敲窗砸门，（他们也知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白天不敢来）两个孩子从熟睡中惊醒，还得在恐慌中给他们开门，开门慢了就又打又骂。门一开，他们就象一窝土匪一拥而入，翻箱倒柜，折腾个底朝天，抢走了录音机，大法书籍和师父讲法录音带。有一次那帮恶警半夜十二点又来骚扰，他们用万能钥匙把我们家门打开，两个恶警把我十六岁的儿子按在沙发上，其他恶警象土匪似的又把我们家给翻了个底朝天，睡觉的炕都给掀了。其中一个恶警翻出来的钱往兜里揣，我儿子说：“那是我姐姐挣的钱供我上学用的，不要拿我家的钱。”女儿被吓的只知道哭，最后一无所获，强行把女儿上班骑的摩托车被推走。可怜的女儿一直哭喊着追到大街上，他们还是置之不理，后来恶警想方勒索了3400多钱，才把车要回来。记得女儿跟我说：“妈，就那次我哭得最伤心了。”

我和丈夫流离失所4年多了，我的女儿上班供弟弟上学，还得照顾弟弟，每天还想念着爸爸妈妈，到了晚上连灯都不敢开，说话都不敢大声说。江氏集团给我们家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