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2日，我和同修去了北京上访。同年9月，我第二次去北京，向世人讲清真象，在华南旅店被抓，送到驻京办事处，在那住了一宿，睡在地上，警察不让随便走动，有好几个警察在走廊看着。第二天，吉林省永吉县政保科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叫闫磊明，当时北京的警察要了我120元。我们身上的钱都被闫磊明收去，政保科的人把我们送到永吉县拘留所办的“洗脑班”（30多人）在那里，他们不让我们学法炼功，上厕所在屋里有塑料桶，门锁上，由一个姓金的看着，吃的是发霉的带有虫子的玉米面，喝的是白菜汤，里面有泥土和虫子，这样每天每人收伙食费10元。闫磊明收了我2900多元（还有我丈夫的）。

2000年夏，我因向世人讲真象，被恶人王贵举报，当时河湾子派出所马文健、王志平、小高、镇副书记马伟东非法闯入我家。当时我丈夫正在学法，马文健抢走他手里的书，小高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了书、磁带等，把我丈夫强行带到派出所，小高非法审问我，嘴里还不三不四的骂我，然后把我丈夫送到吉林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所长李彦书把我接回家，连续2天让我丈夫上派出所报到。第二天晚，王志平到我家说领导找谈话，当时正要吃饭，王志平说现在就去，我去了派出所，那里有李彦书、马伟东、吴书记，他们问我为什么学法轮功，我向他们讲了真象，所长一边骂我一边写东西。政府小沙开车来到我家。王志平抢走我的照相机一架，价值2000元左右；把我丈夫送到吉林市的洗脑班。警察李铁奇不让学法炼功，每天由公、检、法人员看着，有公安的陈安，政保科姓周的（女）。我在那里完全失去了自由，洗脑班共非法收我750元。

2000年12月24日，我再次進京证实大法，到长春车站被公安处两个男的跟踪，快检票时我来到候车室，两个警察走上前查我车票，将我车票拿走（票价80多元），让我跟他们走一趟。到了那里他们问我家在哪住，带没带身份证，他们非法搜身，看有没有横幅，我不配合，他们将我的手扣在暖气片上，逼问我的住址。过了一会来了两个人，将我的手扣打开，把我带到一小黑屋，他俩上前问说不说，我不知声，其中一个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当时我感觉有点疼，心里只有一念：死也不说。第二个耳光打来，我没有疼的感觉，我心里知道这是师父在替我承受。警察又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他们还让我把衣服脱下来，我没有动。这时我已被他们打的靠在墙上了。他们让我过来，还想要打我，当时我正视他们，并对他俩说：“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没有犯法，这样做对你们真的不好。”他俩没有说什么，让我出了小屋。又把我扣在暖气片上，一个白胖警察过来坐在我的对面，我向他讲了真象，他听着听着，站了起来打了我一个耳光就走了。

2001年2月23日，所长李彦书指使派出所打更的强制把我丈夫带到派出所，副书记马伟东连踢带打我的丈夫，把我们强行送到吉林市洗脑班，由公安的叫陈安和费革的看着。后来，他们把我送到桦皮厂敬老院，送我们那天由610主管亲自带队，有好几辆车跟着，公、检、法全副武装，来了好多警察。到了敬老院，他们让我们睡在地上，几个人一个屋，把我们分开，不许随便说话，不许学法炼功，不许随便上厕所，不让吃饱饭。他们想审问谁就审问谁，如果说炼就连打带骂。

我们一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啊。于是我和丈夫和另外3名同修，从带有钢金的窗户闯了出来，过窗户时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双脚落在地上，感到很多邪恶因素向我扑来，两腿重重的，我想：谁也不许动我，我必须往前走，丈夫拽着我。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了小山上，我们学法炼功，困了我俩背靠背的睡，冻醒了我们就背法炼功。呆了两天，我俩坐车来到同修家，之后我俩又来到一座山上，困了睡在地上，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河沟里的水。

3天后我们来到长春租了一间房子，丈夫每天上班维持生活，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住了5个月，锦成派出所一个警察来到我家问我丈夫家在哪住，身份证，登记证，我们不配合他，他想打电话叫人，我说不用，他手机当时掉在地上，捡起没有打，于是他把我丈夫带走。我当时特别坦然，警察走在外面想起了我，進屋叫我走，我没有动，这时我丈夫已走了。他去追我丈夫了，我也走了。

我们又租了一间房子，住了4个多月。一天晚上7点，我丈夫下班被长春杨家崴子派出所非法抓捕，我也无处可归，到处流离。